2009年2月26日、27日,万国禁烟会百年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获得圆满成功。而就在百年前的2月1日,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在上海举行,史称“万国禁烟会”。会议开辟了国际禁毒运动的新篇章,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虽然远隔100年的历史烟云,一把洪亮的声音依旧铿锵有力:“鸦片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而且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才能予以解决的问题’。”这是百年前来自珠海人唐国安的声音!
唐国安(1858-1913)
今天当我们谈及唐国安时,都能流利地说出这个近百年前珠海人的辉煌履历:他14岁作为中国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远渡重洋留美8年,学识渊博,为近代中国的新闻、外交、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任“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
但唐国安在万国禁烟会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让历史永远铭记。
和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相比,万国禁烟会的名头似乎并不那样尽人皆知,然而这次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却是国际联合禁烟行动的发端,并促成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缔结。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各国与会代表合影
距离首届上海万国禁烟会整整100年后的2009年2月26日,为了纪念这一在国际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国政府邀请了16个政府代表团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代表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家。
积极推动首届万国禁烟会的召开
遥想百年前,当时正在上海积极开展禁烟活动的唐国安促成大会的召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国安的第四代直系传人唐绍明曾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研究官员,身兼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名誉会长的他近日著文回忆当年唐国安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员(正代表)参会的前后情形。
唐国安早年由容闳带赴美国留学,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回国后长期担任翻译,在上海教过书,办过报。1905年,唐国安和颜惠庆二人为上海《南方报》开辟英文版,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该版每期发表社评一篇,二人轮流执笔。他所写的社评,敢于对时弊直言正论,不畏权势,曾抨击租界工部局所置的设施不利当地中国居民,所订的规章有悖法理,为此几乎被逐出租界。但唐国安坚决不退让,表现出对同胞的一片热忱。《南方报》英文版一时被人誉为“用英文自办日报的先驱,保障国权的楷模”。
唐国安擅长英语,有社会活动能力。信教的唐国安一贯热心基督教事业,他曾协助创办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还出任董事兼司库。在牧师颜永京、颜惠庆父子的影响和支持下,唐国安和美国勃伦脱主教合作,在上海积极开展禁烟活动,效果显著。
当时世界各国的联系已经比较紧密。清皇朝在立宪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自强自立,光绪在1906年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的上谕。此时受到烟毒侵害的美国也竭力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鸦片。在此背景下,认为在国内开展禁烟运动还必须有国外力量的支持和配合的唐国安等人,于是积极推动勃伦脱主教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发起召开首届万国禁烟会。美国倡议发起此次会议并由美国代表出任会议的主席,即使是当时的鸦片输出大国英国,也迫于国际压力列席了会议。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有关人士经过对史料的查阅和考证,得知了一些当年会议的情景。有关人士告诉文化周刊记者,当年中国代表团共十人,担任团长的是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称为“代表大臣”),而刚进外务部不久的唐国安在上海参与禁烟的经历帮助他被选入中国政府代表团,不仅任专员,还担当代表团发言人的角色。据史料记载,此后中国代表团在万国禁烟会上报告、答疑、质询、提案、演讲,统由唐国安承担。唐绍明称,此次会议采取平等的原则,每个代表均有发言权;行投票制,一个代表团一票,这给了唐国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
会上精彩演讲振国威惊世界
1909年2月1日上午11时,首届万国禁烟会议在当时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开始。
1908年的上海汇中饭店
当时中国有2500万人吸食鸦片,而其实,罂粟从唐朝时期就随着与中亚地区的交往进入中国,但长期以来,中国人始终把罂粟当成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作为罂粟的副产品的鸦片,直到19世纪,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人为了赚钱,才开始成为流毒全国的“杀人”利器。万国禁毒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共召开14次大会,分别就本国及远东属地鸦片问题作报告,并进行讨论。期间,唐国安凭借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流畅地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4条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唐国安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一长篇总结性禁烟演说。唐国安用英语演说,即著名的禁烟演讲。他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 “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申报》语),“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语)。
唐绍明认为,唐国安在这篇超过8000字(以中文本的字数)的演讲中,阐述了表达中国政府对禁止鸦片烟毒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的鸦片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同时强调争取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指出禁烟力量的源泉在人民,要求取消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有碍禁烟的规定。呼吁中西伦理携手,共对烟毒。更引人注目的是,唐国安在演讲中提出了两个令人为之振奋的观点:从经济层面指出鸦片贸易对中国危害和给世界各国贸易带来损失;主张“把鸦片问题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
从经济角度分析,唐国安向世界打开一个新的视觉更为直观地认识鸦片贸易带来的巨大危害。在演讲中,唐国安把土烟生产和洋烟进口所造成的损失、种烟侵占良田造成农作物生产的损失、全国2500万烟民丧失劳动力对生产的损失加起来算细账,严正指出“鸦片对全世界是一种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全世界不应该再加以容忍。”到演讲的最后部分,唐国安从精神层面强调道德力量对禁烟的强大作用,他诚挚有力地说:
“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所有人类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伟大,这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 ‘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唐国安的这些言辞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
禁烟精神写入国际禁烟公约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有关人士认为,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唐国安在会上发表的许多禁毒思想也被大会决议所采纳。比如,唐国安提出要研究药品和救助病毒患者的科学办法,提出禁止种植和制造鸦片等等。
三年后的1912年初,第二次万国禁烟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唐国安再次被政府派为代表团代表,和驻德公使梁诚(任团长)一起参会,代表团还有另一位代表,著名医生伍连德博士,共三人。伍连德参会体现了唐国安在首届会上提出的从医学角度探讨禁毒问题的主张。这次会议制定了《海牙禁毒公约》。《海牙禁毒公约》也同时采纳了三年前首届万国禁烟会议,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该公约的要点是:缔约国应当制定法律管制“生鸦片”的生产、销售和进口;逐渐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切实管理吗啡、海洛因、古柯等麻醉品。
“万国禁烟会会址”纪念牌
转自 珠海特区报 2009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