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战火纷飞时，一位教师能做些什么？我们不需要教师也投笔从戎，而需要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学生不离不弃。容启东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容启东（1908－1987），珠海南屏人，1908年5月13日生于香港，著名教育家、植物学家，曾任香港崇基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其父容星桥，是晚清留美幼童之一，协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的高等顾问。容星桥有八子三女，容启东排行最幼，是第八子。

　　容启东及其家族：诗书传家远，一生教育魂

　　在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中，“诗书传家”让人心驰神往，不只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浪漫文艺气息，更有其他深层而隐秘的缘由。有人在这一通俗用词后面轻轻地加上一个字，“诗书传家远”，韵味无穷，奥妙尽显。一个“远”字，道出了“诗书传家”令人憧憬的秘密花园。

　　古有“五世三公”，有“一门二进士”，权势的光环笼罩下的中国式家族，自有其洋洋自得处，然而犹无法与静如碧波的“诗书传家”媲美，后者的悠远、绵长、清淡之味，较之于前者的高傲、强势、显赫之姿，更易为中国的士子一族所接受。所谓富不过三代，权势也犹如孔方兄的悲怆命运，终难逃家族黄粱一梦的结局。仍记得《走向共和》一剧中，醇亲王临死前让儿子载沣背的那段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古今一辙，此家训在今天听来，依然威色不减。

在珠海，南屏容氏家族，可谓“诗书传家远”的典型范例，有人以“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家族”称之。这个家族，绕不开中国近代史一个可用“伟大”来形容之的著名人物——容闳。正是他力倡幼童赴美求学，让“西风东渐”这个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闪光的词汇。他当然也给容氏家族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希望，容氏子弟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纷纷赴外留学，以至于容氏一族的留学教育“百花齐放”，乃至形成家族“传统”。他的族弟容星桥，便是第三批免费留美幼童之一，后曾为孙中山的高等顾问，但最终远离漩涡般的政治领域，曾一度担任南屏倡办的甄贤学社(后改名甄贤学校)校长。容星桥的11个孩子中，有8个留学于美国，他的幼子容启东便是其中之一。

　　珠海南屏村。南屏地处珠江口的葫芦岛，与澳门一水相隔。在近代以前的几百年里，澳门被葡萄牙占据，成为当时接触国外事物的唯一渠道。与之鸡犬相闻的南屏，率先开通风气。近代以后，众多南屏弟子远赴海外，其中容氏弟子前赴后继，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家族。

　　容启东留给后世的名号是著名教育家、植物学家，而其世俗身份则是香港崇基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似乎并无惊人的桂冠，没有做政府高级官员，没有令向往权势者艳羡的闪耀乌纱。他似乎有意把家族带往远离纷争、远离喧嚣的教育净土中，在自己的世界里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究其原因，或许正是“诗书传家”的家族血液使其然。抛开对他的心境猜测，容启东尤可谓容氏家族的骄傲，“教育家”之名于他当之无愧。在“不辱乃祖，服务中华”之父训的影响下，容启东学成归来，即投身于满目疮痍之中国的教育领域，像当时各种领域的热血男儿那般，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职，即便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仍不改其志，“执教鞭”便是他对抗枪炮硝烟的方式。

　　像容氏家族许多远走海外的族人那样，容启东后来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讲台上，不见容启东的身影。或许在他看来，哪里有教育的需要，他就应该去哪里——教育是他的魂。但他最终仍然落叶归根。1987年11月26日，容启东以高龄仙逝于香港，遵照他的遗嘱，夫人何露珍女士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在其父母容星桥夫妇墓旁。

　　然而“诗书传家远”的故事并未结束。据广东侨网讯，去年3月，东京亚细亚大学教授容应萸，率领来自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的容氏家族一行12人，回到珠海南屏拜祭祖先，珠海市侨务局、南屏镇侨办人员全程陪同。这位著有很多关于国际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亚洲历史著作的容应萸教授，正是容启东的女儿。

　　毕业清华，留教清华

　　容启东13岁以前一直在香港的私塾接受中文教育，师从名重一时的学究刘伯端、俞叔平、陈子褒。后来，他在青年会夜校补习英文半年，考进了岭南中学。

　　1925年，容启东来到广州参加招生考试，顺利成为广东省考取清华大学的4名学生之一。而在清华学习的第一年，由于国语水平和数学功底薄弱，容启东一度落后。但凭借发奋图强的毅力，很快提高了学习水平。1929年，容启东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这为他今后从事一生的植物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容启东

　　从清华毕业的容启东，面临着多种选择，他可以随父经商，也可以出国继续深造。然而对植物学非常着迷的容启东，深感当时中国生物学界人才缺乏，中国的生物工程领域急需发展，同时他受到父亲容星桥“不辱乃祖，服务中华”教诲的深刻影响，毕业后毅然留校任教，达6年之久。

　　当时，中国的生物学发展尚属萌芽阶段。以松树果子为例，中国满山遍野皆是，但清华的生物讲师只能按美国松树的结构讲授，标本也要由美国空运到中国。容启东凭借自己对生物学中植物科的浓厚兴趣，坚持留下来教授培养更多的中国知识青年，为中国第一代生物学的研究启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容启东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期间，还曾协助校方将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标本制作切片和泡制，作为中国生物学的标本教材，这可能是中国生物学界最早的自制标本教材之一。

　　为人师表，仍去深造

　　1935年，容启东得到了清华大学一年的休假时间。由于感觉到自己虽已为人师表，却对生物学缺乏更多的研究和学习，他准备利用休假进行深造，通过努力，他获得了美国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的邀请，赴美继续攻读生物学。

　　而在当时的芝加哥大学，一年有4个学期，如果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完成9个学程。也就是说，如果容启东想要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最短需要三年的时间。除了时间，摆在容启东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难题：语言。当时芝加哥大学规定，博士学位获得者需要通过德语和法语的学习并考试合格，这对于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说，难度很大。功夫不负有心人，容启东通过刻苦努力，只花了两年时间，直接越过硕士学位而获得博士学位。而此时的容启东并没有高兴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已经超过了一年的假期。1937年8月，容启东的博士论文《水稻幼苗成长过程的剖析》通过答辩，引起美国生物学众多专家的强烈关注，而容启东却连芝加哥大学的毕业典礼都没有时间参加了，匆匆乘船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抗战期间，辗转教学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上海一带战火如荼，地面战斗和空战异常惨烈，日军铁蹄已经伸向中国的腹地，大批难民往南流动。容启东从美国乘船回国，无法直达上海或天津，加上时局紧张，他只能被迫暂时落脚香港。

　　此时学成归来的容启东急于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恰逢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师资力量缺乏，正在向清华大学求救借用老师。很快，容启东就在香港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派往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而当时的北师大以及北京大部分高校，已经不可能再留在北京办学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各大学被迫向后方疏散，当时北师大迁往陕西西安，成为西北联合大学的组成部分。在香港的容启东接到通知后，连夜登上一架残破不堪的德制飞机飞赴西安。由于时局紧张，容启东不可能置办教学必需的设备和书籍，仓促启程时，身边连一本教科书也没有。不过他凭着自己的大脑记忆，加上一些简陋的教材、仪器，在西安教了一年的生物学。

　　1938年，容启东回香港省亲，巧遇相识的广州岭南大学教务长。容启东了解到广东地区的高校也因战火而缺乏师资力量和必要的教学设备，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的邀请，被延聘到岭南大学教植物学。之后，容启东先后担任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并代理学院院长、教务长。

　　广州和香港沦陷后，岭南大学搬迁躲避在粤北仙人庙复课继续教学。容启东教授在简陋的木屋中，认真向学生传授知识。课余时间，他热心参加在坪石街举办的音乐会，担任乐队指挥，并请夫人何露珍独唱，以激励师生的斗志。他和岭南大学师生一起，度过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直到1951年，容启东在岭南大学教学长达13年。

1951年，容启东转赴香港大学任教，任植物系高级讲师、系主任。任职9年期间，他侧重对香港本地苋菜和苔藓类植物的研究，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数十篇，受到学术界重视，成为美国Sigma荣誉学会会员、国际植物形态学会创办人和荣誉会员。

1952年在香港大学植物系担任高级讲师的容启东

成立于1951年的香港崇基学院，是以继承西方基督教会在华办学精神为己任的民办学校，1960年，为了使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需要一位熟悉英、美和中国教育的学者担任校长，容启东因而被崇基学院聘为第三任校长。

1963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容启东与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

　　1963年，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组成香港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是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联邦制的大学。容启东参与了大学的筹办工作，并被委任为首任副校长，历任中文大学理工研究所所长及研究院院长，直至1975年退休。

　　心系家乡，关心教育

　　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容启东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为内地与海外以及海峡两岸的交往架设桥梁。1964年底，他安排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与其在内地的父母杨武之、罗孟华在香港相见。1979年，他又协助内地物理学家钱伟长与他离散多年的叔叔、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建立了联系。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容启东与夫人多次到内地访问，并在香港热情接待赴港的内地学术代表团及乡亲。1983年，珠海市举行爱国教育家容闳生平事迹报告会。因容闳是容星桥的堂兄，容启东对其生平事迹了解甚多。他曾将他掌握的大量资料送与著名史家罗香林教授撰写有关容闳的学术著作。不巧开会那天，容启东因病住院。他发回电报祝贺，并联络妹妹等三十多位亲属回到珠海参加报告会。病愈后，容启东与夫人返回珠海，先后到市政协、市侨联和南屏镇走访、座谈。在与珠海市市长的座谈中，他坦率地对珠海的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此后，容启东每年都尽可能返回家乡一次。

　　1987年11月26日，容启东博士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79岁。遵照容启东博士的遗嘱，夫人何露珍女士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在其父母容星桥夫妇墓旁，并将其生前著作和珍藏的中文图书资料三百多册，赠送给家乡珠海市政协。

　　精神遗产——倡导“通才教育”和“服务社会”思想

容启东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期间，对学校的理解，曾经这样表示：“一间专上学府，就以崇基为例，最理想的便是能够练出一批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学生。我一向以为这个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接受的是一种能够使自己适应现在日新月异、一切都在变动的社会的通才教育——跟随着时代而变的学问和知识，能够应付人与人之间相接的道德学问，进而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种种问题，这就是我理想的大学教育。至于在过于专门的学术教育下，一般学生对社会所能贡献的，恐怕是少之又少。”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容启东一直大力倡导“通才教育”和“服务社会”思想。在香港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容启东要求崇基学院训练和培养一群“饱受填鸭式中学教育”摧残下的学生，将他们训练成才，从而适应香港社会。容启东将香港的教育事业当做己任，他曾表示香港到底是中国人的地方，只要它存在一天，作为教师就有维持和改善它的责任。他极力主张教育与社会融为一体。容启东一直存有一个希望：希望将大学办到与社会融为一体，他认为学生经过一两年的学习后，便要到社会实习去。读物理和化学的，要走进工厂的实验室工作担任助手，从旁观摩；读商科的要进入工商界实习，学习真正的商业行政，晚上时间则回校继续攻读。到了学生正式离校，学以致用，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

　　容启东在教学方面，提出“文理兼顾、德智并重”的口号，对培养青年具有完美人格、广博常识及认知祖国文化语文的综合基础课程十分重视。例如，他到崇基学院任职后不久，就和中文系教师商谈改善大一国文教学方法的问题。经过多次研讨，决定试用“合班授课，分组习作和讨论”的方法，并由中文系编印《大一国文参考资料汇编》一书，供学生课外参考。结果学生反映良好。

　　后人记忆——他是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好人”

　　如今生活在珠海的陈民真老人，上世纪60年代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老人说，对于中文大学的学生而言，容启东是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好人”。当时中文大学经常有他的演讲，而在校刊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他的著作，都有有关学生教育方面的内容。容启东要求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不要死读书，要加强德育训练，遵守团体纪律和发扬民主精神。

在学生眼里的容启东校长，是一位十分开明的校长，同时还能理解和体察学生。

1971年容启东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崇基学院也有一些学生卷入了学生运动。容启东充分肯定学生运动的本质和出发点，但又认为，对学生偏激的行为应该加以引导。他曾表示，学生运动的出发点是正确的，青年们对时事形势的敏感，往往会客观地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例。但是，由于青年人学识经验的局限，学生运动有时会流于偏激。老师们和学校应该正视学生运动的本质，同情他们的正义立场，体谅他们偏激无心的错误，循循善诱地把青年们引入正当的坦途。

1975年5月容启东在香港崇基学院校长书房里

　　趣闻逸事

　　“容氏开唇兰”

在容启东执掌校务期间，崇基的学生质量得到迅速提高。他充分利用海外热心人士捐助和香港政府资助的有利条件，使崇基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所正规大学的成员学院。为了表彰容启东博士对香港高等教育的贡献，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先后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64年容启东还担任了香港政府非官守议员，同年被推选为太平绅士。1966年他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O.B.E”勋衔(下级勋位爵士，是英国荣誉制度中的一种勋位)。1975年退休后，崇基学院校董会特授予他名誉校长称号。

以容启东姓氏命名的香港“容氏开唇兰”

　　容启东竭力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感谢他的帮助，1977年，国际知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胡秀英博士在其专著《香港的兰花种属》(TheGeneraofOrchidaceaeinHongKong)出版时，特意在扉页上写明将该书献给崇基学院名誉校长、植物学家和教育家容启东博士，并将她在大帽山发现的一种兰花新品种命名为“容氏开唇兰”。

　　苦练国语水平

　　容启东的父亲容星桥，是清末容闳选拔赴美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容星桥赴美留学时，只有10岁，到了美国后完全接受西方教育，连语言也几乎全用英语。

　　容启东幼年时期，父亲容星桥写的家书全部都是用英文书写，容星桥以自己身为中国人而对本国语文却研读不深，晚年深感惭愧，于是要求他的所有儿女都接受中文教育。容启东童年在香港读私塾就很受父亲的重视，可是香港的私塾都使用粤语教学，而容启东生活的语言环境中也很少使用国语，造成容启东国语水平不太好，甚至很多国语发音都不懂。据说容启东在清华大学一年级时候，第一天上课，老师用国语叫他的名字“容启东”，他竟然坐在椅子上毫不知觉。不过，凭借着坚韧的毅力，他在清华大学苦练国语，并打好了功课基础，成绩节节攀升。

　　转自 南方都市报 200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