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和校务委员。

　　九十年前，五月四日这一天，从北京大学走出一支队伍，浩浩荡荡迈向天安门广场，在群情激昂的队伍前列，有个壮硕的学生高举着一面大旗，他是这天北京学生游行的总指挥。他就是傅斯年。

　　二十六年后，1945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与傅斯年在窑洞中作了一夕长谈，谈及当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毛称赞傅做了大贡献。傅感慨地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谈话之后的当晚，毛泽东就给傅斯年（孟真）写了一张便笺，里面提到“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同时还书赠唐代章碣的一首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傅斯年当年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和同学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与当时的《新青年》鼓桴相应，抨击旧礼教，鼓吹新文化。但他不是那种仅热衷于运动、只知追逐新潮的风头人物，更不是“不读书”的陈吴、刘项。傅斯年十一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早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北大求学时，有些教授的学问甚至还不如这位学子，因此他在同学中威望非常高，连校长蔡元培也对他刮目相看，年轻的胡适教授就更不消说了。后来胡适在称赞傅斯年时说到：“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五四”之后不久，傅斯年负笈远赴欧洲，先后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起先主修实验心理学，并选修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甚至还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有探究的兴趣，后来他用力最殷的则是比较语言学。在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和当时也在欧洲留学的陈寅恪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学位，显然他志不在此（学位）。北大老同学罗家伦在谈起他这种“奇怪”的留学时，一语中的地说：“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6年，傅斯年回国，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聘请，筹建、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担任该所所长，后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傅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和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不仅是孜孜不倦于授业解惑的师者，也不仅是有富有创见和造诣的学者——他的《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正》、《古代中国与民族》、《东北史纲》等学术著述，在学界颇受瞩目和推赏。他还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学术考古“领军人”，自历史语言所创办伊始，他就组织、指导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发掘和考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极有价值的发掘。历史学家邓广铭曾说过：“可以说，中国没有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的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傅斯年急公好义，珍惜人才，在学界有口皆碑。抗战期间，史语所和有些学术机构迁居在四川偏僻的李庄，因物质和资金匮乏，傅不得不变卖掉自己的衣物及珍藏的书籍，以救一时之需。当时，在史语所工作的梁思永病得很重，又闻知其兄长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也是贫病交加，傅斯年为之忧心如焚。虽然他和梁、林夫妇并无私谊，虽然孤傲的他素不求人，但目睹梁氏兄弟和林徽因身陷困厄，他情急而不能自已，亲自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经济部长翁文灏以求助；他在信中备述梁氏兄弟的实际困状，称他们为“皆今日难得之学士”，“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又称林徽因“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因此亟求政府部门能予以资助。不久，朱家骅便寄来了资助款项。因得此“雪中送炭”，梁氏兄弟的生活及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梁思成也得以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后来林徽因知道了傅斯年写信求助之事，内心铭感不已，在给傅的信中，她感谢傅氏“营救护理无微不至”，“存天下之公义，而无有所私”。

　　“山东好汉”（李敖语）傅斯年对学者贤士，如此温厚体恤、关护备至；而面对权势熏天、贪赃枉法的达官政要，他则是时人所称的“傅大炮”。他两次上书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后来又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氏，揭露其种种贪污劣迹，终于迫使其在舆论压力下辞职。宋子文接任之后，也搞得一塌糊涂，傅忍无可忍，又在报纸刊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不久，宋氏也真的“走”下了台。……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五四”学生运动的先锋人物，一位“最能做学问的学人”，一位卓越的学术考古“领军人”，一位独特而颇有作为的教育家，一位不惧权势、敢说敢为的“傅大炮”，在《辞海》（1999年第五版）中，却是了无踪影！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倒是占了几行，是罗的声名和业绩更大吗？显然不是。真是奇哉怪也。

　　在《辞海》“傅”词条中，列有“傅以渐”一则。这位明末清初的傅以渐（1609－1665），是顺治三年（1664年）进士第一，因此有清初“第一状元”的说法，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山东聊城的这位傅以渐，不是别人，他就是傅斯年的七世祖。然而，傅斯年却从不以此“先祖”为荣耀，他是极注重民族气节的人，他不认为“先祖”当时急于“出仕”是什么光彩的事。这在如今一些聪明识时的学者看来，傅斯年未免有点“迂”。但笔者对这种“迂”倒是有些喜欢。

　　笔者不久前写过一篇《〈辞海〉竟无林白水》，对林白水、林长民、林徽因不见于《辞海》，颇感不解并略陈私见。日前又发现傅斯年亦是如此，便忍不住写了这篇文字。傅公若泉下有知，想必对入《辞海》与否，绝不会介意（甚至可能不屑）。但笔者想，为有权威声名的《辞海》计，对本不该疏失的却疏失了，总是有点“那个”的。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地多此一语了。但愿将出版的第六版《辞海》，疏失和缺憾能少些，少些，更少些。

　　还是：但愿，但愿。（伊人 撰文）

转自 东方网 2009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