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跟年已九十的王福时老先生有过多年通信。知道他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北面的ELCERRITO的老人公寓。

2001年9月，王福时老学长回国访问山东，在参观农场时留影。

在旧金山，我常去伯克利加州大学。那天，我从伯克利乘地铁去看望他。

我见到了王福时先生，他气色不错，思维敏捷，书桌上居然还放着电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当年，王福时是一位左翼文化人。我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一书中，多次读到他的大名。

海伦·斯诺在一九八三年为《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这么提及王福时：

四月二十二日——又是“命中注定”，我收到北京胡犄妮写来的关于彼得·周的两封信。胡犄妮从王福时那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王福时是前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他在我们家避过难。王福时曾自告奋勇给我当翻译，陪同我从北平乘火车去西安。同车秘密前往西安的，还有俞启威，他曾经安排了埃德加一九三六年的保安之行，我的那次旅行，也是他安排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又是“命中注定”，王福时从北京给我写来了信。他有七个子女，两个正在加里福尼亚奥克兰上大学，女儿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工作。

海伦·斯诺提及的俞启威，即黄敬。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后任天津市首任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她提及的埃德加，即斯诺。

王福时告诉我，彼得·周(PeterChow)，即周天成，西安事变时是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经理。

王福时又说，海伦·斯诺提及的他的两个子女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上学，但是并不在奥克兰。

从海伦·斯诺的这一段序言可以看出，一九三七年她访问延安，便是由王福时陪同并担任翻译。在延安，王福时见过毛泽东，也见过许多中共重要领导人。

当时的王福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 ，由王福时率先编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他去延安时，将此书面呈毛泽东……

说起这些往事，老人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他出生于一九一一年，辽宁抚顺人。他的父亲王卓然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八年从美国回到沈阳，被张学良聘为“咨议”，兼张学良家庭教师。此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与张学良将军交往甚密，乃张将军文胆。王福时赠我《王卓然史料集》一书，那书名便是由张学良将军题写的。

王福时说，他父亲王卓然与张学良将军关系之密切，从一件小事便可见证：一九三三年，有三人力劝张学良戒毒，此三人便是宋子文、端纳和王卓然，而执行者是米勒医生。这年二月，在上海戒毒过程中，张学良痛苦难忍，拒绝米勒的医治。王卓然提出，施用“苦肉计”，即请张学良家属和部下环跪苦谏，迫使张学良继续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张学良苦不堪言，以至痛骂所有劝他戒毒的人，扬言要枪毙王卓然。王卓然置之不理，依然坚持执行米勒的戒毒治疗方案。张学良终于霍然而愈，从此告别鸦片，出访欧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王福时从东北大学转往北平，借读于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他进入清华大学，一九三五年毕业。在学生运动中，他结识了比他低一年级的燕京大学同学黄华。黄华，原名黄汝梅。他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在一九三六年夏进入陕北根据地，在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担任翻译。美国记者斯诺在一九三六年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时，黄华担任翻译。黄华在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一九三五年十月，王福时前往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准备报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日本正在加紧侵华战争，王福时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回到中国北平。

回国之后，王福时的父亲正在北平主办《东方快报》。《东方快报》是由张学良将军赞助，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控制的各报都把西安事变称为“兵变”，惟独《东方快报》称之为“兵谏”，一字之差，反映了《东方快报》鲜明的立场。

王福时记得，他曾经受父亲的派遣，前往北平东城盔甲厂十三号，跟住在那里的美国青年记者联络。这位美国记者就是斯诺。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海伦·斯诺在给王福时的信中曾经这样回忆道：

“我记得你到过我们在盔甲厂十三号的大住宅和大院，常常安静地坐在一个屋角里，不说一句话。”

那时，王福时成了斯诺的好朋友。正因为这样，斯诺从陕甘宁边区采访回来，把采访所得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全部交给了王福时。

王福时深知斯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材料的重要性。他说：“当时，人们对红军进行的历史性长征还一无所知。红军是否真如国民党所说，不过是一群胡作非为、纪律散漫、到处流荡、过不了多久就会在陕北的荒山秃岭中被歼的土匪残余？中国共产党人的现行政策是什么？在他们的统治下，人们怎样生活？”斯诺深入陕甘宁边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斯诺的文章正确地回答了千千万万读者所关注的问题。

为了使斯诺文稿尽快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王福时立即着手进行翻译、出版工作。

王福时能够组织翻译，因为他有翻译伙伴李放、郭达，可以一起突击，迅速把斯诺的重要文稿译成中文。

王福时说，李放是他父亲主持的《外交月报》社职员，而郭达则是燕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助手。

王福时能够组织出版，因为他父亲主管《东方快报》印刷厂。这家在北平府右街的印刷厂，有绘图、排版、制版、印刷能力，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之下，很快把斯诺著作的中译本印出来。

斯诺夫人称赞这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王福时说，当时花费了两个多月，终于把这本书突击出来了。

王福时说，这本书的《译者序言》由李放起草，他进行修改。《译者序言》写道：

“美国记者施乐（叶注：即斯诺）去夏深入西北，访问红区，对于红军的内政、军事、外交、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日常生活，都有详细的报告，散刊于欧美各报章杂志，颇引起世人的注目……译者认为这种材料都是很珍贵的，是政府与民众不该忽视的。所以把它译为中文介绍出来。译者从事这种工作，不但无可自矜，而且非常惭愧：为什么中国的最大问题，不能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而需要外国人来这样关心？然而如以本书问世，而引起国人研究的兴趣，这毕竟是同仁的最大希望。”

这篇《译者序言》，写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这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就在当月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这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比《西行漫记》整整早了十个月！

王福时拿出了珍藏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原版本给我看。封面上印着八位红军女战士在跳“统一战线舞”，给人以“红区”欢乐的景象。书的首页，印着斯诺为毛泽东所摄那张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这张后来流传甚广的照片，首次发表，就在这《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在毛泽东这张照片下面，印着这样的说明词：

毛泽东——苏维埃的巨人

他是红党的最高领袖，一九三四年被举为苏维埃主席。

毛氏在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一贫家，其经历与性格颇类似林肯（叶注：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最初在农家当雇工，因奋斗的结果，得在长沙师范读书，后入北京大学，与李大钊相识，参加国民革命，为当时国民党中委，国共分家后，遂转战华南各省，从事扩大苏区运动，其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族精神及对弱者之同情心，毛氏自奉甚简，衣食住皆与士兵同，中央（叶注：指国民党政府）曾悬赏廿五万圆捉之，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军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经验也。

在当时，能够首次发表毛泽东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而且加上这样的说明词，是很不容易的。王福时说，这说明词是斯诺写的。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全书二百九十四页，用了五十多页刊登了《毛施会见记》。这是斯诺（施乐）四次会见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话的主题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陕北保安，《外交》。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在陕北保安，《论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在陕北保安，《内政问题》。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陕北保安，《特殊问题》。

这四篇谈话记录后来并没有收入《西行漫记》，也没有收入其他的书，显得格外珍贵。

斯诺为这四篇谈话记录写了序。

斯诺写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旬，我到了中国西北部的苏区，目的在于（要）求会见那里的共党领袖，藉以考察苏区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我留在中国的苏区，差不多有四个月……陕北的保安是当时红军的临时首都，我在那里会见了许多红军领袖。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并且也是一个红军司令，我与他会见的时候，总是在晚间。每次谈话往往继续到翌晨两点钟，毛氏休息很晚，他常在日落后至午夜来处理最重要的工作，这种习惯可以说是他当年从事于新闻事业养成的。我们的谈话太长了，并且涉及的范围也太广了，这里真是不能完全复述的，但是下边问答式的摘要，不仅特别有关于中国的发展，也实在是有关于整个世界的发展。

“我与毛氏关于苏维埃政策的谈话，是由在保安苏区服务的青年吴梁萍（叶注：应为吴亮平）作翻译，毛泽东对我的解答，我完全用英文记下来，这种记录又翻成中文，经毛氏的校阅，他对极细的节目（叶注：指细节），都力求其正确。因此，我相信下面的记载总可无大错误。”

也就是说，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仔细校订的，因此极富历史价值。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节译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用了《红旗下的中国》作标题。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还收入美国经济专家韩蔚尔的关于中国红区的研究报告。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附录收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直到前些年，王福时才得知，这“廉臣”乃陈云的笔名！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奉命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情况，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王福时在当时觉得“廉臣”的文章非常生动、翔实，也就全文收入。

令我惊奇的是，《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还收入《红军长征路线图》以及十首红军歌曲，其中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书中甚至收入毛泽东所作的《长征》一诗！王福时说，这是斯诺带回来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次公开发表。

王福时说，《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由《东方快报》印刷厂印了五千册，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发行量。后来，又有好多家印刷厂翻印这本书，使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后来，斯诺夫人在给王福时的信中，称赞说：“你出版的斯诺一书对中国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就在这本书刚刚印好，王福时又做了一件非同凡常的事，那就是陪同斯诺夫人前往延安采访。

关于这次采访的起因，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这么写道：

“大卫·俞（叶注：即前文提及的俞启威，又名黄敬）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叶注：即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者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去，然而他不能与我同行，以免招人怀疑。他的处境很危险。

“东北大学王校长的儿子（叶注：即王福时），很想以记者身份同我一起去。他说，他可以当我的译员。可是他也不希望由于我而感到难为情，在旅途中担风险。”

斯诺夫人与王福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一起从北平乘火车前往郑州，从那里转往西安。黄敬也乘这趟车，在不同的车厢里，而且装成与他们不相识。

在郑州，斯诺夫人给斯诺写了一信：

“我安全抵达。Ｗ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

“Ｗ”即王福时，“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

他们在郑州休息了一下，在翌日凌晨三时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斯诺夫人在西安的“接头人”为陈翰伯。陈翰伯与俞启威、黄汝梅（即黄华）当年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王福时和斯诺夫人、黄敬到达西安之后，斯诺夫人住进了西京招待所。他们与陈翰伯取得了联系，“YehC.Y.”（叶剑英）前来看望他们。

然而，斯诺夫人作为外国人在西安迅速引起注意，四个侦探分两组监视她，并软禁她，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斯诺夫人。后来，这样的“警卫”增加到八个。

斯诺夫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半夜爬窗逃走！

在陈翰伯、王福时的陪同下，他们乘上一辆汽车，终于从西安来到延安。

“我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就来我的住处看我。”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一书中这么写道。

在延安，王福时作为翻译，陪同斯诺夫人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徐向前、博古、陆定一、林伯渠、何长工、徐海东、傅连璋、关向应、贺子珍、康克清、蔡畅、丁玲、肖克、王震、徐特立、廖承志、罗炳辉、李维汉、成仿吾、姬鹏飞、冯文彬、刘群先以及那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

对于毛泽东的采访，进行了多次。王福时记得，斯诺夫人把那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很仔细看了这本书。后来，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收入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他与斯诺的谈话。

王福时说，与毛泽东谈话时，“两黄”在座。“两黄”即黄敬、黄华。

王福时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离开延安。这时，斯诺夫人仍留在延安继续采访。在王福时离开的时候，斯诺夫人给斯诺写了一封信，托王福时带到北平。信中写道：

“王福时早晨要离开，我托他捎回胶卷，一共十四盒，要注意保存。”

王福时回到北平之后，把胶卷妥善地交给了斯诺。王福时作为记者，写了《返延安闻见记》，在《东方快报》上发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福时的父亲王卓然陪同斯诺从北平前往天津，斯诺从天津再度前往延安。在临别时，王卓然把张学良将军赠给他的一把精美的小手枪，托斯诺带到延安，送给毛泽东。

后来，斯诺夫人根据自己在延安的采访，写出了《西行漫记》的续篇《续西行漫记》一书。

在一九三八年夏，王福时曾经在香港浅水湾酒店与斯诺夫人见面。后来，王福时去了南洋群岛，然后又去重庆，再去香港。

斯诺夫人保存着王福时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时，斯诺夫人在菲律宾。在这封信中，王福时谈到了斯诺夫人的新著《续西行漫记》：

“你关于西北的那本书（叶注：指《续西行漫记》）写得好极了。日本人在上海曾几次企图没收这本书的译本。我同你一起进行的红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

王福时所说的“红都之行”，也就是延安之行。

王福时后来去了印度。在印度，他两度采访了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也采访了印度著名革命领袖甘地。

他从印度到了美国，在旧金山安家。

(孙振钧40学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