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三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建国之初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上述一段话，高度评价、热情赞扬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中国法官梅汝。

慨然受命飞赴日本清算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已临大厦之将倾。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政府签署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宣布加入该公告。公告第十款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自认战败，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惩处日本战犯由此提上了日程。9月11日，进驻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命令，开始逮捕日本战犯。

依据《波茨坦公告》及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决议，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颁发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公告世界：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目的“在于对远东主要战争罪犯，进行公平而迅捷的审判。”按照宪章的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由接受日本投降的九个签字国，以及印度、菲律宾各提出一个人选委任，亦即由十一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盟军统帅部通知十一个国家选派法官。中国政府接到通知后，责成外交部会同司法部作了认真遴选，决定派梅汝璈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璈，江西南昌人，1904年生，１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后，赴美国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入芝加哥法学院专攻法学，以优异成绩荣获法学博士学位，这年他才24岁；1928年，梅汝璈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当法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之职，对于各项法规的制定与推行，多有胜人一筹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当时同行与舆论对他的评价是：法学理论知识渊博，司法实践经验丰富，口才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1946年2月15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各盟国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十一名法官：中国的梅汝璈，澳大利亚的韦伯，美国的希金斯，英国的帕特里克，苏联的沙阳诺夫，法国的柏乃尔，加拿大的马克杜古，荷兰的洛林，新西兰的诺斯克鲁夫特，印度的帕尔，菲律宾的哈那尼拉。

对于政府与国人赋予的重任，梅汝璈欣然接受，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吐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他认为，法官应当具有相辅相成的仪表，因得悉十一个法官中有九个年长于自己，便蓄起上唇胡须，使自己增添了几分老成与威严。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负祖国与民族的重托与期望，自上海登机东飞日本，诚如当时报载：“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刚柔相济为国争得荣誉一席

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了盟军统帅部国检察处对日本甲级战犯的起诉书，并定于5月3日正式开庭。

各国法官普遍关注着庭审时法官座次的排列，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杨寿林等说：“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的事总是难免的，这并非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争得之。”

被盟军统帅部任命为庭长的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韦伯，又一次召集全体法官会议，商讨纷杂的开庭事宜，其中的一大议题，便是法官的座次。

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以当时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及最终击败日本的作用，属美国法官希金斯，基本上为各国法官所接受。梅汝璈把目光瞄准了庭长左手的第二把椅，他的理由很充分：中国属“四强”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如能争得，既以显示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场合中的地位，又可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庭审局面。

然而，几个西方大国要把第二个席位给英国，部分国家却持不同意见，主张中国坐第二把交椅。双方各执一词，个别法官欺我国敝民穷，出言不逊，居然称中国并非强国而只是贫弱大国，没有资格排名第二。

梅汝璈虽气愤难平但不显露于形色，而有理有节，以柔克刚，微笑着说：“个人的座次，我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所以我还需请示了本国政府而后定。”

这一军“将”得庭长韦伯紧张起来：预定开庭日期在即，若开此先例，法官们势必仿效，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忙说：“希望这一问题能在这里及时解决，我很愿意听听梅先生的意见。”梅汝璈理直气壮地说：“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的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大，今次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故我提议，法官的座次，按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签字时的排列最为合理。”受降典礼上战胜国签字的顺序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

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大国心欲否定，却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帕特里克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喋喋不休，会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成竹在胸的梅汝璈有心缓和一下空气，以调侃的口吻说：“各位如果不同意我的提议，那就以体重为标准吧，个个过磅，体重者在前，体轻者居后。”

此言一出，法官们都忍俊不禁，庭长韦伯笑着说：“梅先生的建议很好，可惜只适用于举重和拳击比赛。”梅汝璈以笑对笑：“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绝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个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有辱使命，可另派大胖子取我而代之。”

满场笑声，韦伯不失风趣地说：“梅先生真会说话，是法官又是幽默大师。”他看了看表，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而在梅汝璈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那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官未曾再作争辩，座次问题似已解决了。

转眼已至开庭前一天，庭长韦伯通知作开庭“彩排”，十一名法官着装整齐，准备出场，殊不料韦伯宣布出场顺序时，竟是美、英、中、苏……

梅汝璈早已作好了“万一”的准备，当下诘问说：“我的按受降国签字排列座次的建议，在同仁中有异议的不多，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我要求，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

韦伯就英国排在第二位作解释道：“因为美英法官对美英法律程序熟识一些，他们居中坐在一起纯粹是为了庭审上的便利着想。”他提高了声音，以显示下面这句话的重要，企图压梅汝璈就范：“这本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

梅汝璈莞尔一笑：“尊敬的庭长先生，有一点必须明白，这是国际法庭，不是美英法庭。我看不出有美英派居中的必要！”

“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于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可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韦伯的话又加压力。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会同意这种安排。”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是为打败日本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断乎难以接受！”

梅汝璈词强理直的坚持，使韦伯的口气软了下来：“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今晚可以开个会再作一番商讨。”

梅汝璈摇头拒绝：“预演虽是临时性和非正式的，但已有许多记者摄影师在场，一见报岂非既成事实？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不然，我只有公开声明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他说着脱下了法官袍。

韦伯无以应对，只得同意就梅汝璈的按受降签字顺序排座次进行表决，诚如梅汝璈所预料的那样获得了顺利通过。

1949年5月3日上午，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开庭前韦伯向法官们宣布：最高统帅部已经同意，我们以后行列和席位的顺序，就照昨天预演时的次序进行。

随着法庭执行官朗声高唱“全体肃立，法官入座”，庭长韦伯在前，十名法官依次随后，梅汝璈紧跟着美国法官，落落大方地坐在庭长左边的第二把椅子上。目睹中国法官获此荣誉座次，各盟国记者惊奇之余，纷纷把镜头对准了梅汝璈。在场的《申报》记者以兴奋的神色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长达8年之久，牺牲2000万人以上，战胜日本功劳莫大，在一切国际荣誉事件中，均应占有一席。”

梅汝璈以其机敏与胆略，在谈笑风生中占据了主动地位，有理有节折服对手，为祖国争得了应得的座次，令各国法官刮目相看。

花尽心血判处首要战犯死刑

案情复杂加上战后国际形势新变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进程缓慢，历两年818次庭审，至1948年4月中旬，庭长韦伯宣布休庭。法官们关起门来，着手起草判决书，确定对各被告的量刑。

梅汝璈是起草判决书的七位法官之一。为使重处日本首要战犯具有罪责上的依据，他与多数法官一道，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罪或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

被告中，至少有五个是与侵华有直接关系的，梅汝璈抱定宗旨，要将这些侵略我国的元凶巨魁处以极刑。他们分别是制造“东北事变”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梦想做“中国皇帝”的板垣征四郎、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广田三原则”的始作俑者广田弘毅、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为此，他争取到了负责起草判决书中被告侵害中国的部分。

自进入草拟判决书阶段以后的六个月里，梅汝璈的生活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书本的蠹虫，钻在堆积似山的长达五万页的法庭证件与文书中”，列出了日本战犯侵害我国的累累确凿罪行，占了1218页判决书中的250页。

梅汝璈又提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最残暴的一个事件，创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是无人不可杀，无处不可杀，无术不可杀，要求在判决书中单设一章予以说明。他的提议得到庭长与各法官的支持。

在确定对被告的量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即是否适用于死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虽然规定了诉讼程序，但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十一个法官来自十一个国家，十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已废止或局部废止了死刑，所以不主张有死刑的判决。有的国家没有直接遭受日军的侵害，也不轻易赞成适用死刑。战后美苏关系日趋紧张，西方大国看好日本将成为反共反苏的伙伴，对日本战犯有心手下留情。美国法官虽也赞成有死刑，但只想处死发动太平洋战争直接侵害美国的被告。

梅汝璈强调：中华民族素来主张以宽恕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于日本首要战犯，必须处以极刑。

对于梅汝璈的观点，法官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而且不在少数。如荷兰法官洛林说：“不应对破坏和平罪者处以死刑。”法国法官柏乃尔声称：“天皇尚且不予究处，就没有理由严惩天皇的追随者。”印度法官帕尔更主张，全体战犯无罪开释，他说：“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以正义的名义实施报复。”担任庭长的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则这样说：“将战犯流放到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对类似被告这样的人来说，比在绞首台上和行刑队前面很快结束生命所受的警告更大。”

按梅汝璈的估计，主张有死刑的法官占劣势，而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之规定：在本法庭之裁判，包括有罪之判定及刑罚之量定，以出席法官半数之同意与否定之。这就是说，对被告有死刑之判决，至少需要有六票赞成。

形势严峻，梅汝璈并不气馁，与助手杨寿林等商定：速作有力措置，务使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等以血还血。他扼腕而言：“假使对那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军阀头子判处不成死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惟有蹈海自尽，以谢国人！”

讨论被告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一连举行了几次全体法官会议，每次都是各有见地，互不相让，按梅汝璈的说法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乌烟瘴气。”

离对此问题进行表决的时间越来越近，只有一个星期了，梅汝璈与助手们利用点滴时间，以各种方式会晤各国法官，申述判处日本首要战犯死刑的原由，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其间费尽口舌，花尽心机，虽也曾吃过闭门羹，但收效还是令人乐观的。对此，梅汝璈事后在其下榻的帝国饭店向一群中国记者“叫苦”说：“我不知在同事间花了几多功夫与心血，可谓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整整的一个时期，担心得晚上睡不着觉。”

量刑表决的时候到了！从投票到检票，梅汝璈好不紧张，那颗心几乎要从喉咙口蹦出来！虽说争取在前，有所把握，但诚如战场上两军对阵，形势瞬息万变，即使一票，也是举足轻重关系到全盘胜败。

好险！以前的一切努力没有白费，投票表决结果是，以六对五的微弱多数，通过采用死刑，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个日本首要战犯绞刑。其中的前五个，正是梅汝璈指为“与侵华直接有关系的元凶巨蠹”。

孰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七名被告，在美、日辩护律师的鼓动下，公然上诉于美国最高法院，声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组织不合法”，要求复审重判，美国最高法院居然同意受理。梅汝璈怒火中烧，义正辞严地谴责道：“美国高等法院无权复查或修正对日本战犯之判决，代表十一国之国际军事法庭之判决，倘须经过某一国法庭复审，则以后国际间之决定及行动，均可同样由一国单独变更或撤销。此种危险先例，对于未来国际间之合作与相互信任，将产生恶劣影响。”

慑于汹汹的世界舆论，美国最高法院无奈撤销了受理日本战犯上诉的前议。1948年12月23日，靠上诉风波多活了十几天的七个日本首要战犯，被押上了绞刑台。消息飞传到国内，各界同胞称颂：能报此血海深仇，梅法官功不可没。

奔向光明告诫国人毋忘历史

梅汝璈终于可以轻舒一口气了，盖因人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役”的审判日本战犯告一段落，“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的夙愿实现，对国人包括生者与死者有了尚可宽慰的交代。就在判处七个日本首要战犯死刑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梅汝璈在住宿处的东京帝国饭店，与中国记者纵论裁判日本战犯经过，他谈了东京审判的伟大历史意义，着重回顾了对被告量刑过程中的争论，当讲到通过采用绞刑的表决、判处东条英机等死刑时，他以兴奋的语调说：“这是一个最公正的历史的断案！”

日本天皇裕仁没有被起诉，成了东京审判的怪事、憾事，这是代表了美国意图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主张，宽大天皇以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适应反共反苏的需要。梅汝璈洞察其奸，趁着与记者谈话的机会，直言天皇无法逃避战争的责任，诘责麦克阿瑟包庇天皇。他说：“从法律观点来看，日本天皇无法洗刷他的战犯嫌疑，在二年半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以构成他从犯的罪名。天皇之名不在起诉书内，法庭便无法加以裁判，至于他为什么不被起诉，那恐怕是一个政治问题吧。麦帅身为盟军最高统帅，也没有权利或资格宣言日本天皇裕仁的无罪。”

梅汝璈一针见血的畅言，使记者们既敬佩又感奋，上海的《申报》等，详细刊登了他的“对记者纵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判决执行后，各国法官归心似箭，纷纷离日返国，惟有梅汝璈除外，他仍然继续滞留在东京，这是为什么？

其时，国共两党大决战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身在日本的梅汝璈，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发展。蒋家王朝已临灯油之将尽，前线丢城失地败绩接踵不断。后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梅汝璈选择了前者，萌生了脱离蒋帮、投奔中共的心思。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并电催他回国履新，他托词迟迟不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即与中共驻港机构取得联系，随之通过新闻界公开了投向光明的心声。

1949年12月初，他在中共驻港机构的安排下，乔装打扮乘船北上，安抵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天，就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典礼。从1950年起，他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法学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璈拍案而起，着手编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一文，他这样做，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请看他的肺腑之言：“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被杀人数比广岛、长崎总和还多的暴行，在我国出版界里则完全是一个空白点。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特别是在美日反动派加紧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又在跃跃欲试的今天，我们对过去血海深仇更不能忘怀或放松警惕。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对于像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残酷暴行，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工作。”

梅汝璈依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掌握的材料，历数了两个“死有余辜”的南京屠城魁首的罪恶。一个是负有直接最高责任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另一个是攻占南京主力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抗战胜利后被引渡来华受审，判处死刑，枪毙在雨花台刑场。

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梅汝璈的洋洋2万字，字字血泪控诉，读来令人扼腕眦目，怒发冲冠，现摘录几段于后，可窥兽兵凶残之一斑：

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城内时，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污辱这个城市，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遍地横陈着被害者的尸体，不啻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外，兽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他种种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还有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

日军还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纪录的。强奸之后，通常把被害妇女甚至连同其家属子女一齐杀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污了。

日本兽军的集体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我从城内逃出被拘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418人，全部以铅丝捆扎，驱赶到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再用乱刀砍戳伤者，然后将所有尸体浇以火油焚化，以达灭迹。

梅汝璈在文章中作了“很肯定”的估计：南京大屠杀中，我被害同胞人数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

1973年，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北京病逝。

时值历史性的判决五十周年之际，梅汝璈的亲属将珍藏的判决书底稿，以及他在东京法庭上穿的黑色法官袍、庭审照片等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随着这些文物的展出，这位为维护人道正义和民族尊严的大法官，开始为年轻一代熟识，并赢得了他们的崇敬与缅怀。

(原载《人物》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