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颜 菁

“在这样一个时刻，千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这北美胜地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给我今年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我的心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寻常的欣慰和感激。这一时刻把我带回到了四十二年前我和我的这位在我的学术事业上打上了深刻烙印的老师分手时的情景。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化研究继续下去。他对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文化怀着深厚的同情和爱慕，具体表现在他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那种诲人不倦、关怀体贴的教育上。他期待他所创导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能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园地里做出可能的贡献。”

时年九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仍在孜孜以求，尽力工作。

22年前的今天，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接受应用人类学马林诺斯基名誉奖时，激动地讲述了这番话。时光仿佛又倒转回了1936年的秋天，在前往英国留学的路途中，当那艘叫做白公爵号的邮轮载着他离开上海港口时，他已经认定他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县县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里。父亲曾东渡日本留学，是镇上第一个兴办中学的人；母亲知书达理，创办了镇上第一个幼儿园。父亲因为担任江苏省的视学，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省内巡回视察学校，回到家便忙于写视察报告。还是小学生的费孝通出于好奇，常翻看父亲从各地收集来的听课材料和笔记，这其实就是关于教育的实地调查。做父亲的并没有告诉儿子若想了解社会就必须亲自去看的道理，也没有料到这个儿子会继承他的调查工作，但多年以后，费孝通仍记得父亲无言的身教。

1928年，升入东吴大学的费孝通攻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生。然而革命的失败和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最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决定做一个社会学者，他在写给自己的文字中说道：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毕业后，他又考入清华研究院，专门学习和研究人类学。

社会学是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是人们因相互交往而产生的风俗、结构、制度以及形成和削弱这些风俗、结构和制度的力量；社会学还阐述人类社会的基本性质，研究保持社会延续和引起变迁的各种过程。这是一个深厚而庞大的研究领域，为了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找出它的基本特点，从而设计出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费孝通几乎花去了大半生的时间。

从远古起，农民就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因此了解农民生活、了解农村经济的农村调查，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手段和途径。费孝通对中国农村所作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后来依此整理成稿的《江村经济》驰名中外，让他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的博士学位。《江村经济》的原始材料是伴随着悲痛调查整理出来的，年轻的费孝通也没有料到，科学工作有时竟要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

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就读燕大社会系的妻子王同惠，满怀热情地去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最早的一次关于少数民族的调查，给他的生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以致多年里他都不愿再碰触这个领域。白天他们在交通闭塞的山区里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考察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晚上讨论各自的调查情况，互提问题、共同研究。一天傍晚，在重山暮霭的归途中他们迷了路，费孝通跑进竹林探路，却不小心误入瑶民捕捉老虎的陷阱，被石头砸伤了双腿和腰部。妻子同惠焦急地跑去喊人，然而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费孝通在深山里爬了一天，终于被一个看牛人救起。七天后，妻子同惠的尸体在一条河里被发现，她是失足淹死的……

身体的伤痛可以治疗，但心理的伤痛难以愈合。在医院里，费孝通把妻子对大瑶山花蓝瑶的调查材料写成一本小书，取名《花蓝瑶社会组织》，用妻子的名义发表了，以示对亡妻的缅怀。1936年的暑假，费孝通回到家乡休养，恰巧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开办了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他借了一间卧室住了下来。在与村中人们的日常接触中，他开始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里，随手记录下了许多对他来说是新鲜的知识。他深刻地感受到，要想挽救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就必须技术下乡，使科技与农副业生产相结合。

一个多月后，带着满笔记本的素材和医治社会的心，费孝通留学英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历经两年，费孝通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作为博士论文，马林诺斯基教授给予此篇论文很高的评价。教授在论文的序言中激动地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对费孝通来说，《江村经济》这本书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并不想就村论村，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学成归国后，费孝通一到昆明就投身于内地农村的调查之中，他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的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他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当国民党在昆明掌权后，便不断地压迫民主运动，费孝通下乡的条件减少了，他开始整理过去的调查心得。他就家庭问题和农村问题发挥自己比较有系统的论述，编成《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本书。从昆明回到北平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短文，提出了城乡关系、权力体系等问题，后来收录进了《乡土重建》、《绅权和皇权》的小册子里。全国解放后的八年里，费孝通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民族问题上。反右斗争开始后，直至八十年代以后，他才有机会重做农村调查。“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从江村调查延伸、扩展开去，又进行小城镇调查，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方式的看法，几乎都是在农村调查中积累起来的。

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踏入这门学科领域便心之向往的荣誉，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路途后，终于降临到了这位已是白发苍苍的学者身上。正如他在一本论文集的自序中说的：以我个人来说惟一足以使我无愧于心的是，我自从立志要研究中国社会以来的五十年里，始终没有改变过主意，而且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完这一生……

(本文原载《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