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4年—1937年7月)

张光斗(1934，公)

按：张光斗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和高等工程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自１998年开始，张光斗教授用两年多的时间，撰写《我的人生之路》，详细记述了自己88年的经历。洋洋近60万字的大作，全部是老教授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的。本刊选登该书中的一节，祝贺张光斗教授90寿辰。

1934年上半年，我在交大最后一学期，开始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专业是水利工程，这是我本来就想学的，主要准备水力学、流体力学和水利工程课程，因为这些在大学中学习较少。毕业后我留在学校继续准备。宋家治同学资助我钱，供生活和去南京考试的费用，我很感谢他。但有的同学多次劝我不要去考清华公费生，说交大是有名的大学，如果我考不取，丢交大的面子，还说这是不少同学的意见。但石寿颐同学对我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们是富家子弟，能自费留学。为了他们的面子，不要我去考留美公费生。但是要面子不能靠躲避，如果考不取，表示还不行，继续努力，下次考取，才有面子，而且这次不一定考不取。我当然不会理他们，因为他们的意见是不合理的。

张光斗先生正在用电脑写作《我的人生之路》

张光斗先生和夫人钱玫荫女士青年时代的合影

1934年7月，我与同班俞调梅同学同赴南京。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招考考场设在中央大学，我们两人住在学生宿舍。天气炎热，又有蚊虫，我们晚上睡不好，在小饭铺吃饭，也吃不好。第一天，检查身体，我们两人都初步过关了。考试共考四天，八门课，有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水力学、结构力学、水利工程，主考人是张子高教授。我觉得考得还可以，特别是数理化和水力学、结构力学考得较好。由于考试强度大，生活条件不好，考完的我筋疲力尽了，回到上海交大就病倒了，睡了7天。

因为不知是否能考取清华公费生，我要找工作。上海市工务局招考四名技术员，我与宋家治等交大同学去应考。投考的有20余人，考了一天，有笔试和实地测量，我与宋家治两人被录取了。我们就去上班，我在五科，宋家治在四科。五科科长萧庆云先生对我很好，常与我交谈。他说他还是争取了才得到我的，所以我的薪水比其他三位考取的同学高。我与宋同住在市政府宿舍大楼一间房内，吃饭在机关，生活很舒服。五科是规划城市道路的，我的组长姓章，工作细心，一天画三笔，人称章三笔。我的工作效率比他高得多，可能工作不细，大家劝我别着急，生活真有意思。有一天早晨，住在城里的同事到局后对我说，我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了，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说可能是同名同姓的。过几天，清华大学的通知书到了，表明我已真正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可见人生的过程要靠机遇。

清华大学规定，水利工程的公费留美生要从当年10月起在国内各水利单位实习，了解水利建设情况，第二年7月出国。于是我先回家探亲，到家以后，我把第一次拿到的薪水交给母亲，她是那么高兴。父母和兄长们为我考取留美生感到骄傲和光荣，认为是我家大喜事，邻里乡亲也前来祝贺。我以能使父母兄长高兴而自慰，但知道这只是开始，还要学习，今后的路还很长呢，以后再说。

清华大学为我请了3位导师，李仪祉先生、汪胡桢先生和高镜莹先生。10月，我到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实习，汪胡桢先生是工程科科长，我读了许多灌溉工程设计书、南北大运河资料和全国水利建设概况，知道我国水利建设虽有很长历史，但水旱灾害还很严重，治理任务十分繁重。11月，我去导淮委员会实习，设计科长林平一先生指导我设计水闸和船闸。在南京时，我住在刘永懋处，他在中央卫生署工作，相处甚欢，同游了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

12月，我随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须恺先生去淮河工地参观，看了淮安船闸和淮阴船闸工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水利施工，很感兴趣。接着，去看导淮入海工程。茫茫淮古河道荒地上，用人工开一条小河，工人生活十分艰苦，看来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又看了洪泽湖三河闸，洪泽湖可调蓄淮河洪水，由三河闸泄流经运河入长江。淮河的防洪标准是很低的，安徽和苏北年年有洪灾，人民生活很困苦。

年底，我去杭州钱塘江海塘参观。海塘工程很巨大，但每年维修工作很繁重；还看了浙赣铁路，沿线风景美丽，但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很苦。

1935年1月，我到河南省开封县黄河水利委员会实习，拜见了李仪祉委员长，他指示我不能到处玩，应该去陕西洛惠渠工作，他真是严师！但我各处看看水利建设和社会情况，也受到很大教育。张含英秘书长对我说，黄河是母亲河，养育了我国千百万人民，但黄河难治，因为泥沙多，淤高河床，使黄河三年两决口，历史上黄河改道７次，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我去看了开封附近的黄河，滔滔河水因在冬季不很凶猛，但看到大堤和险工，就想到将来根治黄河的巨大任务。我参观了黄委会法国工程师方修斯绘制的黄河地图，十分精细，但不知其精度如何。

接着，在陕西省水利局孙宗五局长指导下，到泾阳参观了泾惠渠，从张家山大坝，经干渠、支渠，到灌区，看到工程很复杂，灌区土地肥沃，农产丰富，人民生活改善，感到李仪祉先生的倡导是十分正确的。然后我到大荔洛惠渠工程局，见了陆局长，在李星五总工程师指导下，参加了状头大坝和曲里渡槽的设计和施工，学到不少技术。有一条黄土山中长隧洞，是人工开挖，常塌方，施工困难，听说几年后才完成。我认识到，搞水利工程是很艰苦的，但能为人民造福，还是值得的、应该的。我在洛惠渠前后工作了三个半月。期间，张任教授带领清华土木系水利组毕业班同学来参观洛惠渠工程，后来同游华山，爬到山顶，但没有看到日出，回想起来，游名山大川，的确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陇海铁路潼关到西安段还没有通，要坐人力车。拖行李，人步行，交通很不方便，需要建设铁路和公路。

后来到了北平清华大学，见到了梅贻琦校长，他嘱我去美国很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见了工学院施嘉炀院长和土木系蔡芳荫、张任教授等，都勉励我好好学习。因为时间紧，我没有在北平玩就去了天津海河工程局，见了徐世大总工程师，他对我讲了海河治理计划，看来海河洪涝灾害也很严重，治理任务很繁重。高镜莹先生任设计科长，指导我如何设计闸坝，带我去看了屈家店水闸，那是分洪用的，是当时较大的水闸，很成功，至今仍在运用。那次实习到此结束。

那次实习，我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落后，水旱灾害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每月写实习报告，送清华大学。

回到上海后，就准备出国。首先是检查身体，眼科李大夫说我有沙眼，不给签字，费了不少周折，还花了钱，他才签字，在上海真是无奇不有。买船票，做西装，买皮鞋，买箱子，都是宋家治帮忙。最后我搭美轮格兰脱将军号启程。五堂叔张钟虎和宋家治送行到船上，还送了鲜花。船上同房间有两位姓黄的先生，是金陵大学的老师，他们自费留美。我的导师汪胡桢先生决定我上加州大学，学灌溉工程，学设计大坝。他们两位也去加州大学，但学森林和果木。所以我们是同路的，可以互相照顾，我很高兴。在船上伙食很好，也很好玩，我还读英文。到了日本大阪，可以上岸，游大阪，乘火车到东京，游东京，然后再上船。我们3人都上岸了。日本水土保持做得很好，大阪、东京城市建设得也很好，但是后面小街小巷很破。日本人大多穿木鞋，衣服旧，工人中午吃冷饭团，可见他们很节俭。因为日本欺侮我国，我对日本人没有好感。轮船过了日本，遇到大风浪，他们二人都晕船了，卧床不起，也不能吃。我则一切照常，能吃能睡。两天后，风平浪静了。在船上3个星期，快到目的地加拿大温哥华城，船长举行告别宴会，我们反而留恋船上生活。

到了温哥华城，由加籍华人旅行社代买去美国西雅图城的火车票。我们在温哥华游览，城市十分秀丽。我们乘火车到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城，游览了城市，访问了华盛顿大学，那里建设得很美，感到美国很富有。我们乘火车到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城，渡海湾到伯克利城，有加州大学留学华人倪清源、李卓敏、狄景明等来接。我先住在国际大厦，后因那里太闹、房钱太贵，搬到狄景明住处共租一间房。

初到美国就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去租房，明明外面挂着出租房间的牌子，可是看到我是中国人，就说没有房间了，跑了许多家都是如此。我去理发，铺子不给理，因为是中国人；到大饭店吃饭，不让进，也因为是中国人。厕所是白人和黑人分开的，公共车船是白人和黑人分坐的，前面白人，后面黑人。曾遇到同班同学雷俊民，来美国留学一年，正要回国。他说美国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受歧视，中国留学生找不到工作，连土生的华人大学毕业也不易找到工作。看来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就是这样。

1935年7月，我到加州大学注册，入土木系，当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欧欠佛雷教授，我选了他的灌溉工程课、哈定教授的灌溉管理课、特克斯脱系主任的结构力学课、奥佰兰教授的水力学课。两门灌溉课对我是新的，我很用功学习，做设计，其他课我过去学过，只需进一步深入。留美同学李卓皓常来看我，他学化学，说我学工程太可惜了，工程低级，应该学理科。科学家看不起工科由来已久，我当然没听他的，但未能多学高等数学，打好理论基础，是失策，对我后来工作是不利的。我的功课成绩很好，导师要给我奖学金，我说已有清华奖学金了，他说是两回事，这是加州大学给的奖学金。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西省延安县，成立共产党政府。红军历尽艰险，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取得胜利，令人钦佩。我一向尊敬共产党，虽不懂马克思主义，但知道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我希望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共同建设国家，可见我在政治上是很幼稚的。美国报纸重视“红军长征”胜利，认为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可见他们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顾德欢多次来信，要我寄给他些美金，以便办宣传刊物。他离开交大后，曾去山东省齐鲁大学上学，因搞学生运动，又被开除了，现在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我估计他已加入了共产党。我寄给他几十美金，但劝他少搞宣传品，注意安全，可见我的革命性是很差的。

当年12月，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把冀东又拱手送给日寇。学生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依旧奉行“不抵抗政策”，又投靠美国，根本不接受学生意见，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十分气愤，痛恨蒋介石，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出兵抗日，反对帝国主义。

寒假中由导师介绍，我到各地参观工程，先到波尔多大坝。我与清华留美生覃修典约好，在波尔多城会面。我不认识他，他比我高一届，我们是通信联系的。他从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城驾汽车来。当时天气非常冷，我在波尔多城公路边等了他三天，不见他来，不得已，我一人参观了大坝。该工程十分宏伟，是当时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发电装机容量也是水电站中最大的。我想将来我国也要修建这样的大坝。然后我参观了科罗拉多河引水道工程，这是从科罗拉多河引水到洛杉矶城的一条很长的渠道，中间还有许多长隧洞，工程浩大，我学到不少技术。我到了洛杉矶城，请国民党政府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代找覃修典，他们不管，国民党官儿就是如此。后来覃来信了，说他翻了车，车毁人伤，住医院后治好了，真是大幸。我离洛杉矶城后到加州南部圣华金河谷，参观灌溉工程。看了大坝、渠系、灌区农田、果园，工程很配套，管理得井井有条，农作物和果树茂盛，人民富裕。加州政府和垦务局计划把加州北部萨克拉门托河的水引到南部。所以灌溉工程确是造福于人民的。我写了几篇文章，报道加州的灌溉建设和引水工程，投稿到汪胡桢先生主办的《水利学报》。

在大学中，我每天去校图书馆，在书库中有我一个书桌，可以从书架上取书阅读。我广泛阅读了美、印、埃等国家的灌溉工程书籍，当时我只重视工程技术，不注意学习数学、力学、水文学、材料学等基础理论，这对将来学习和工作都是不利的。这是由于我一心想搞水利建设，为此要学工程技术，不知道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而中外导师也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可见当时高等工程教育的不足。我每天还去体育馆锻炼，然后洗澡，一切设备和用具都是体育馆提供，大学鼓励学生体育锻炼。

记得那时在中国饭馆吃饭，华侨业主优待我们，每顿饭只收二角美金，吃得很好，令人怀念。每个周末，李卓敏及其女友、狄景明和我都到倪清源夫妇家聚餐，分头买菜，倪嫂做菜，餐后大家洗碗，然后座谈，讨论国家大事、人生观、价值观、将来工作等，虽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全理解，看法也不一致，但是要爱国、要建设国家、要为人民谋福利则是一致的。我们的革命性都不高，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共同点。有时，李卓敏驾车同我们去奥克兰城看电影，从伯克利城到奥城一路都是荒野，现在都是房屋了，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课余生活就是如此。

1936年6月，我得到了硕士学位。我想学大坝设计，于是请导师介绍到垦务局实习。导师写信给该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先生，我到了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垦务局，见了萨凡奇先生。他是国际大坝权威，对华十分友好，亲自为我做了三个月计划，安排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渠道、技术等部工作，任命我为初级工程师，要求各部领导如：斯第尔、基奈、马克伯内、霍克等指导我做正式设计，有问题可找他们，萨先生还要检查。所以美国工程师说我受到特别待遇。萨先生还常请我到他家做客，我们结成深厚友谊。每天晚上，我去城市图书馆读书，读的都是垦务局的技术专著。这一阶段我收获较大，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上提高不多。

垦务局的工程师们常请我到家作客，有年长的，有年轻的，都很有礼貌地招待我。他们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视的。有时，年轻工程师还请我参观名胜古迹，最远的一次，驾车到科罗拉多城派克山峰，峰顶布满白雪，我们玩得很高兴。来美以后，遇到的教授、同学、垦务局领导、工程师等，一般素质较好，有道德，乐于助人，对中国很友好，以后留美期间，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于是我发生疑问，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为什么美国成为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他国，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解放以后才有所认识。

同时在垦务局实习的有清华留美生张昌龄，他比我高一届，我们相处很好，互相帮助。一天，收到汪胡桢先生来信，要我代表中国水利学会，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哈佛大学，参加国际土力学和基础工程学会成立大会。我很犹豫，不想去，因为我不懂土力学。张昌龄力劝我去，说可以多学些东西。于是我去了哈佛大学，参加了会议，听了许多报告，见到了大权威如脱扎基、卡萨格兰地等。对报告我不全懂，但扩大了知识面。知道了哈佛大学工学院院长是威斯脱伽特教授，他是著名的力学家，理论水平很高。还有卡萨格兰地教授是土力学权威。因此我决定到哈佛大学当研究生，学习力学，将来设计大坝。经过纽约时，到清华驻美办事处，向办事处主任孟治先生报告学习情况，并提出转学哈佛大学，他同意了，并得到了国内导师的同意。所以人生的过程是靠机遇的。我每学期写学习报告和学校成绩单，送清华驻美办事处。实习后，也写报告和垦务局的评定书一起送办事处。

回到丹佛城后，萨凡奇先生也很同意我就学于威斯脱伽特教授。张昌龄也赞成我去哈佛大学，学习力学基础理论，但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工程技术。这当然是对的，便还是偏重于工程技术。他两年留学期满，即将回国，到南京国防委员会从事水力发电工程工作。他希望我将来回国后与他共事。

1936年下半年，我到哈佛大学工学院当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威斯脱伽特教授，我选了他教的弹性理论课和研究论文课，还有卡萨格兰地教授的土力学和实验课，哈脱兰教授的高等结构力学课。我用功学习弹性理论课，整理笔记，很有收获。这门课用到了向量数学，可惜我数学基础差，学习比较吃力。土力学课我也很喜欢。当时在哈佛工学院一同学习的有张朝汉、张煦、刘永懋等，我们读不同专业，却发现理论基础是相通的，所以知识面要宽些。费骅不是正式研究生，只是选了土力学和实验课，徐芝纶是麻省理工研究生，只在哈佛选了土力学和实验课，实验我们是一个组。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威斯脱伽特教授很满意，要我多做研究工作。

在学期中，威斯脱伽特教授带我到纽约州伊萨卡城康奈尔大学参加力学会议，听了许多报告，我也交了论文，但没有宣读。认识了铁木辛柯教授，威氏向他作了介绍，铁氏还鼓励了我。现在看来，我应该跟他们学力学，打好基础，再做工程，会更好些，可惜后来没有做到。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关在临潼，实行兵谏。美国同学把这一消息告诉我了。我很忧虑，不是怕蒋介石死了，他死有应得，但是他死了，国内必大乱。果然，蒋介石顽固不化，何应钦在日本人煽动下，准备出兵打西安，阴谋杀害蒋介石而夺权，国家将大乱。幸而共产党派周恩来代表到西安，劝说张、杨两将军和蒋介石，顾全大局，达成和解，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陪蒋介石回南京。我们知道这消息后，很快慰，感到抗日有望了。

寒假中，威斯脱伽特教授带我到密歇根州安阿伯城密州大学，参加力学会议。我一人乘火车前往，误经加拿大，被查票员发现我无签证入境，被送回美国，换乘火车，到达安阿伯城。我参加了在密州大学举行的力学会议，听了许多报告，也宣读了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在密州大学，遇到了交大同班同学张仁滔，很高兴，并参观了密州大学，那里实验室设备很好，校园很美丽。我发现饮水都是红色的，据说含有矿物，对身体有利。与张仁滔闲谈中，他要介绍其夫人的同学做我女友，问我是否同意，我表示同意。后来，我们俩顺利交了朋友，而且结婚了，可见人生过程往往是靠机遇。

回剑桥城哈佛大学后，接到张仁滔来信，说女方同意同我做朋友了，要我写信给钱玫荫女士，她是上海沪江大学学生。我写了信给张表示希望交朋友，附去我的照片，由他转寄。费骅知道了，力劝我亲自写信。我就写了信。不久收到回信，她愿交朋友，寄来她的照片。我看照片，她很美丽，开始有意了，从此来往通信。费骅回上海后来信，告诉我，他的未婚夫人张心漪，是钱玫荫的同班同学，说钱品学兼优，也很美丽，很多人追她，希望我加紧通信，表明爱心。所以我们继续通信，抗日战争开始后，通信就中断了。

到1937年6月，我的留学期两年将到期了。为了继续学习和实习，我申请延长半年，得到清华驻美办事处批准，国内导师也同意。学期中，导师威斯脱枷特教授希望我得到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想当工程师，读博士学位主要做研究工作，时间可能较长，而我留学期限还有半年，来不及，再加上我第二外国语很差。我向导师回答有困难，说了这些原因，他说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他保证一年后给我博士学位，法文考试他设法帮忙，他还给我一年奖学金，比清华奖学金更丰厚。至此，我同意攻读博士学位，并衷心感谢他。我报告了孟治先生，他也非常高兴。

接着我加紧学法语。工学院振动权威邓哈托教授教我法语，也是他主考。两个月后考试，都考他教我的内容，所以一下子通过了。我估计是威斯脱伽特教授设法请邓哈托教授照顾的。

来哈佛工学院后，每逢节假日，威斯脱伽特教授常请我到家做客，同他的女儿玩，吃丰盛的家宴。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对我那样好。他说，他自己来自丹麦，从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后，来美国伊利诺伊州安本城伊州大学当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他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接着留校任教，逐步当了教授，都是得到导师的大力帮助。导师还把女儿嫁给了他。现在该是他来帮助外国研究生了。另外，萨凡奇先生给他一封信，请他大力帮助我。我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感谢威、萨两位先生。

6月，我又得到了硕士学位。暑假中我想再到垦务局实习，威斯脱伽特教授赞成，写信给萨凡奇先生。我又到丹佛城垦务局，萨凡奇先生见到我，很高兴。我继续去年的实习，做校核设计的工作，比去年高一层次了。这时有刚从国内来垦务局实习的徐怀云，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也在实习。还有在附近高尔登矿业学院当研究生的雷祚雯等。在丹佛城附近一共有六七位中国留学生，我们时常相聚。7月7日，北平卢沟桥爆发“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宋哲元将军奋起抵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共产党政府相继发表声明，宣布抗日，国共联合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开始，我们高声欢呼，热血沸腾。报纸上大量发表我国抗战新闻，电台不断广播我国抗战消息。我们争着看很多报纸，听广播，每天聚会，谈论战局，感到这是一场长期抗战，也讨论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在美学习和实习，学好本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但这对当前抗战没有帮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留在美国，心有不安。我们应该回国，参加抗战。

我原有计划攻读博士学位，有清华和哈佛的奖学金；徐怀云初来，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出资；其他人都是省公费留学生，现已期满，延期困难，在美又很难找到工作，所以都想回国，但缺少旅费。大家热烈讨论爱国救国，认为应该回国参加抗战。我爱国心切，感到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而且如果我回国，清华驻美办事处将付我旅费520美元，可买四张回国船票。我考虑再三，加上身边同学的劝说，决定回国。于是写信给清华驻美办事处孟治先生申请提前回国，还写信给哈佛大学威斯脱伽特教授，说明我要回国参加抗战，不能继续上学。孟治先生劝我不要回国，以继续留美学习为好，回国后，我能做的抗战工作不多。威教授回信，也劝我不要回国，继续在哈佛学习，将来报效国家。我再次写信给他们，表示我爱国心切，决心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孟治先生不得已同意了。威斯脱伽特教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来信，说他敬重我的爱国心，理解我回国心切，但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是永远对我开的，什么时候去哈佛都欢迎。我读了这封信，非常感动。于是我买了四张回国船票，与雷祚雯等３位同学一起回国。我们到加拿大温哥华城，乘格兰脱将军轮去香港，这刚好是我来美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