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按：吴有生，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专家，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67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68年来到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702所）工作。1984年在英国伦敦布鲁纳尔大学进修时获博士学位。本文是《江南晚报》记者丁晴根据吴有生口述所写，原载《江南晚报》2008年11月24日。

吴有生学长

第一批“海归”

“留学”对于很多学子来说，是一段学识提升的经历；而“海归”，则是每一个有着国家使命感的中国人的终极选择。

吴有生，这位改革开放后无锡最初的一批“留学海归人员”，用他的“海归之路”给我们叙述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同时也以他的理想、信念向我们揭示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品与风骨。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一段情节：

1984年10月，英国伦敦布鲁纳尔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正在进行中。

“我注意到了，您这儿写的‘献给我的’后面是‘祖国’，而不是一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名（外国人习惯把给亲人或父母的献词写在扉页），是吗？”答辩委员会主席雷诺斯教授看着吴有生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行英文字，亲切地问道。

“是的。”

“你打算留在英国吗？”另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史密斯博士试探着问。

“不，谢谢。在国内，我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研究。”吴有生礼貌地回答。

“您的祖国会为您感到骄傲的！”也许是被眼前这名年轻学子的拳拳爱国心深深打动了，雷诺斯教授主动站起来与吴有生握手致意。比绍帕教授和普赖斯教授也对吴有生即将离开深感惋惜。

就在吴有生回国前夕，702所所长顾懋祥收到了比绍帕教授热情洋溢的来信。“我们即将失去吴有生，而你们却将重新得到他。当你看到他的论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篇杰作，它表明吴有生是水弹性力学与船舶力学的一流专家。”

回国前，吴有生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6个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度传感器，准备回国做实验用。

这段故事是记者在互联网调阅吴有生的经历时查到的，但当记者向吴院士提及此事时，吴院士表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用旧事重提了。不过，作为采写这个海归专题的一个主旨，这个细节是难以省略的，所以把它仍然贴在这里，由此来见证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科学春天

1959年，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当时郭沫若是我们的校长，钱学森任我的系主任，钱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风格给了我很大影响。今年中科大建校50周年之际，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回忆亲受钱学森先生教诲的文章。当时我的很多老师都是解放初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的。

1964年我到清华读研究生，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没想到毕业论文研究没完成“文革”就开始了。我的导师杜庆华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生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子。结果，学业完全停止，在混乱中过去一年多后，我们就算毕业离校了。

1968年4月初，我被分配到了位于无锡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当时所里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一名刚到单位的新人，我很庆幸没有卷入。别人“抓革命”，我就“促生产”，当时一心就想搞技术业务。在无锡的山坳里做了半年多的研究，到12月我又被安排到当涂丹阳湖农场去劳动锻炼，围湖造田、种庄稼，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回到无锡，这时我格外珍惜这里的研究条件，在三面环山、一面朝湖的山坳里做船舶抗水下爆炸研究，研究结构与流体的相互作用。1972年到1976年，我又多次到大西北戈壁滩参加了一系列核效应实验。

1976年我在西北做实验的时候，传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当时大家高兴的心情就不用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是再教育对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我们感到自己终于“解放”了，确确实实体会到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那种欣喜与激动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体会的。我始终觉得，从1978年到现在，这30年是决定了我本人命运的30年，搞科技的人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国家也非常重视科技和人才。

也就是从那时起，国家开始选派人才出国留学。

一次翻译经历让我赴英留学

当时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接触到国外最新的技术信息，连文献资料也很少，因此国家要求尽量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当时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外语教育，“文革”前，像我在中科大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文革”后俄语基本不用了，英语越来越重要。科大三年级时我选修的第二外语是英语，用一年时间就看完了一本英文力学专著，但当时的学习注重阅读，不练讲。从1976年开始，我就自学起了英语口语，买了只木盒留声机，回家一有空就听英语唱片。到1979年，我终于有机会被选派到哈尔滨船舶学院英语培训班学了一年口语。

1980年夏，我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杜庆华先生为702所牵线搭桥，我所顾懋祥所长邀请水弹性力学理论创始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比绍帕、普赖斯教授到无锡702所讲课。当时的人真是如饥似渴地想学新东西，课堂挤得满满的，兄弟所和上海交大、哈船院等高校的人都专门赶来听。我就当起了课堂翻译。在这之前，我已读过比绍帕的最新论文，对他们讲课的内容较为了解，翻译他们所讲的内容时，还主动多做了一些解释，被顾懋祥所长听出来告诉了他们。他们没想到他们二维水弹性力学的书刚出版，中国就有人这么了解，感到吃惊。当时，六机部已决定推荐我出国进修，分配的国家是美国。比绍帕得知后，就问我为什么不来英国，我回答说，去美国不收学费。比绍帕当即表示，这个问题我回国后替你解决。不久，我就收到比绍帕的来信，所有的学费都解决了。

1981年6月5日，我踏上了英国国土。

不迷信外国 走自己的研究之路

来到英国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研究环境较好，资料丰富，并且有机会直接参加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电脑条件，更是当时国内没法比的。但我来这里除了学习，还带着明确的目标：水弹性力学是当时世界船舶科研领域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由比绍帕和普赖斯教授发展的二维理论，给船舶力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但二维理论有缺陷，我想要把二维水弹性力学理论的概念推广到三维势流理论和弹性力学上，发展出一个更严密的三维水弹性力学理论。

有了既定目标，我就努力阅读大量资料，静下心来钻研船舶水动力学、结构力学和流固耦合动力学的世界新成果。我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没有节假日。随着阅读、思考和推导的深入，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处理方法越来越清晰。开始时，我把思路告诉比绍帕，他将信将疑，并不重视，让我跟普赖斯讨论。当我把自己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报告交给普赖斯时，他高兴坏了。几个月后，一个规模庞大的三维水弹性力学分析的数值方法及程序编制调试成功，第一批算例表示，从理论到方法站住脚了，这令当时世界一流的比绍帕和普赖斯研究团体都很振奋。进一步完善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三维水弹性力学理论。在我的论文答辩中，一位英国著名专家曾说，我的论文里写的内容“太多太丰富了，博士学位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他不知道我是在充分利用条件，把能做的研究尽量做完。直到现在，世界水弹性力学研究仍沿着这条路在走，前不久美国一位专家来华讲学时，还把我称作这项工作的“第一人”、“先锋”。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是改革开放给我提供了实现自己攻克前沿技术难关的条件。我的基础是我们国家给予我的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所多年工作积累的丰富科研经验，而出国留学给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软硬件，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有了最终的成果。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不笨，中国的教育也并不差，我的学生到国外也一样相当棒。我们的弱势在于，我们的思想从大学教育开始就不够解放，创新意识不够。而我当时在英国留学时，就是因为不迷信权威，不囿于国外已有的成果，才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一定要珍惜现在这个最好的时期

1984年11月7日，我回国了。当时我轻易地可以留在英国，留下来肯定条件很好，但当时一点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当时就觉得我是国家派来的，肩负着国家交给的重任，所以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不在所里时其他人替我分担了很多工作，我要尽快回去把担子接过来。

回到无锡后，我结合国内实际需要，再继续开展水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不断加以发展，使其始终处在世界前沿水平的同时，还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国家研究任务急需的其他的船舶动力学问题上，组织国内专业人员进行军民船舶技术发展战略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还开拓了船舶新概念、新技术和深海工程等新研究方向和领域。我依然过着没有周末的生活，没有一天是在12点之前睡觉的。我觉得，我们国家因为起步较晚，改革开放才30年，要赶上别人不努力不行。

说到留学、海归，这些年来我从未留恋过国外的生活。1993年我还在当所长时就对所里的年轻人说：“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你们中大部分人会有自己的小汽车”。当时所里年轻人的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的预言。现在，确实很多人都开上了小汽车，当然他们开车更多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利用便捷的交通工具来到所里从事科研工作；年轻人的住房生活条件也比起我们过去好了很多。所以我经常对年轻人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期，你们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年轻人推上去，使这一批人比我们更强。同时，我想对他们说，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与方向，这个理想与方向就是——为让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