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父亲谢祖培先生百年诞辰

谢寿炽

父亲谢祖培，浙江杭州人，1901年11月3日出生，1922年赴德国留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外科系副主任，北京铁路总医院外科主任。解放后，曾担任铁路部总医院院长、北京市外科总医师。他是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医院第一任院长。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刻我愿借此机会，回忆一些父亲的思想和精神。因为这些是他留给我们的无价遗产。

谢祖培教授1985年在工字厅留影

一、他敬业，爱国，奉献社会。崇敬科学和革命

他留学德国之始，就立志为发展中国卫生医疗事业做贡献。他说过：留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是要学真本事。这曾使他在德国六年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听课，实验，实习，扩大视野，吸收更多的学术营养。1924年，23岁的他参加德国第48次外科学术会议，是当时唯一的一个东方人。1927年他以“胰蛋白酶是否能诱发胃溃疡”为题，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当时少数涉足“酶”领域的论文之一。他放弃德国工作的机会，第二年就回国，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医疗卫生工作。

他不喜欢只会讲课，不会动手的教授。除了讲课，他一直兼做临床，不断开展新的手术，解除病人痛苦。而且，又几乎总兼有行政职务，要做相应的管理工作。1929年，他刚到北医，恰遇学校由北洋政府转归南京政府接管，规模有所扩大。他为附属医院筹划建立手术室、门诊室、观摩用阶梯教室，并在这里做了该院第一例腹腔手术。学生们隔着玻璃看到手术全过程，增加了感性认识。

父亲有强烈的爱国心。1931年“九·一八”后，他参加了很多救亡活动。1933年1月他参加北医组织的“红十字救护队”，到战斗激烈的喜峰口抢救负伤的抗日战士。同年3月，日寇攻占热河，逼近关内。北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三方合办了一所“重伤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均为义务服务，不支薪金。父亲就任该院外科主任。一次，从长城外送来一名伤员，身中数十弹。父亲为他手术连续11个小时才结束。为此，他得到了北平军分会颁发的奖章。

父亲热情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2·16”北平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学联组织了“南下宣传团”，父亲积极为宣传团准备药品绷带，医疗器械，传授救护知识，对学生鼓舞很大。

八年抗战期间，父亲靠自己挂牌行医维持生活，不做亡国奴，不为日伪工作。当饭桌上第一次出现窝头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为什么吃窝头？就是因为日本人侵略我们！”他不让母亲买日本货。饭碗、痰盂等瓷器只买唐山制造的，哪怕它又粗、又厚、又重。他向家里人提出：要抬头做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日本占领者曾规定，任何人经过日本宪兵队门口要向卫兵鞠躬。父亲则宁可绕道走。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

父亲应约到清华来后，一些较复杂的外科手术逐一开展。使得不少教工、学生及家属能就近及时治疗，无须远道转院求医。在校医室扩建中，他认真贯彻上级政策，扩大业务领域，充实并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开展了多种新的医疗、保健和防疫工作。

1951年8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组织全市西医考试。父亲被聘为考试委员会委员，负责外科的命题及判卷。当时，医务人员很缺乏。市医师会在考试后又组织了两期“培训班”，历时五年。父亲是主办人。这些毕业生在1956年后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北京对医务人员的需求。

父亲满怀激情地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所在的“医师公会”1950年后更名为“医联医师会”，“卫协医师会”，60年代并入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他曾担任副理事长、副会长。加上其他多项兼职，使他时常工作到深夜。

50年代里，他在医师会里提议并负责举办病历讨论会，每月两次，是当时全市惟一的医学学术活动。他很重视这个工作，选排题目，约请专业主讲人，编写提纲，主持讨论会，以及会后整理记录，作出总结等等，为它付出极大心血。后来，把这些病历讨论编纂出版了两册汇编，很受欢迎。在清华校医院，他仍积极提倡，热心推动定期的病历讨论，收到很好效果。

他敬佩革命者和科学家，认为这些人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探索者，他们的创新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尽管他们自己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每每讲到这些伟大人物，他总是充满仰慕，要我们效仿他们，掌握技能，奉献社会。

我们兄弟三个分别毕业于清华电机、机械和冶金系，被统一分配到东北、西北和华北。父亲说服母亲，支持我们服从分配。三弟谢寿煌不幸在唐山地震中遇难，时年30岁。

二、他求实，认真，坦诚，公正。鄙视虚伪作假

父亲不会夸夸其谈，更不会吹牛。家里家外，总是“实话实说”。他非常厌恶口是心非，假心假意，迎合阿腴。更痛恨搬弄是非，造谣污蔑。

我们小时，父亲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诚恳忠厚。要说实话，不许说瞎话。他常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十年浩劫中，抄家、监禁、斗争、劳改，无论何时、何地，他从没承认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和他没认识到的“错误”。更从没有不负责任地加害其他任何人。

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看不起一些装模作样，吹牛浮夸，沽名钓誉的人。一位同学的手指指尖不幸被压坏，还有“一公厘宽的表皮与母体联系着”。经过缝合，它愈合了，但却被夸大为“接指手术”。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行径，父亲曾给予坚决的批评。

他为人坦诚，公正，能广泛团结同事。早年，北京医务界曾有德日和英美两个派系。前者以北医为代表；后者以协和为代表。有些医生很在意派系，不愿与不同派系的人共事。但父亲反对派系观点，一律平等对待，友好共事。当时在北医执教的严镜清教授就是协和毕业，留美回国的（后任北京市卫生局长）。这在当时的北医是个别的。然而在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父亲“是一个言谈不多，态度友好，诚实可靠的人。对我很为友好合作，我在北医并无受歧视之感”。王康久同志（曾任北京市卫生局长）称赞父亲说他：无派系之念，同全市医务工作者团结合作，为克服宗派观念树立了榜样”。

在他出任北京市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时，也是尊重事实，科学分析。决不感情用事，不徇私情。他秉公办案，深得各方面人士的敬重。

他务实而不尚空谈，认真而不容疏忽。只要父亲晚上从书柜中搬出厚厚的德文书，一定是第二天有大手术。母亲的解释是：“这是他的老习惯，就是那么认真。总要再看一遍，再想一遍，充分准备，以保证万无一失”。铁路总医院的朱克夏医生在回忆父亲的时候说：解放后，他代理院长，工作已是很忙，但还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每早要听全院交接班情况，接着是查房，看病人，检查病历，解决疑难问题，指示治疗方案。复杂的大手术他亲自做，亲自换药，直到病人痊愈出院。

无论是学术发言，或是开会需用的数字、表格、清单，他都一一写好列出。即席的无边发挥，他从不感兴趣。在贯彻国家和北京市的政策法令以及单位的规章制度方面，他也是以身作则，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严格与认真被不少亲友同事视为死板、固执，但他却始终不渝。

他从不夸大病情，更反对有人这样做为了多用药，多收费。他崇尚医德，也不掩盖真情。他常说：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最难理解的是，在他自己挂牌期间，来看病的患者，只要不是外科，就一律不看，介绍出去。亲友们说：打一针，给点退烧药怕什么？不是可以收钱嘛！他却说：我是学外科的，挂牌也是外科医生，不能只为赚钱。难怪亲友们都说他这个人和他写的字一样，一笔一划，方方正正，大小相等，见角见棱。

三、他清廉，节俭，克己助人。反对浪费和贪欲

父亲一生烟酒不沾，粗茶淡饭，衣着简朴，平易近人，不讲豪华，不图享受。留德期间，他深知筹措出国费用之不易，一直省吃俭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经济状况不佳，供应较差。他每天只从宿舍带些面包作为午饭，很少进学校食堂。周末和假日，大多进实验室、图书馆，或者逛书店。回国时，行李中衣服日用品不多，好几个大木箱里装的全是专业书籍和手术器械。

他到北医任教后，在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仔细筹划，因陋就简，利用原有房间和空隙地，花不多钱就建成了手术室，供换药和做小手术的门诊室，以及供教学观摩的阶梯教室。

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决定留在北平挂牌谋生。在租来的平房里筹建外科诊所，又缺少足够的资金，确是一件困难的事。家里和诊所的家具，都是到离家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去选购。只要实用，价格合理，不追求“成套”、“高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二手货。他用经济实惠的办法做隔墙、吊顶、刷漆，以便于清扫和消毒，避免感染。在8年行医中，经4次迁址，无数次小手术和换药，却从未发生过感染事故。当时，药品和敷料奇缺。日本进口药价格昂贵，而且控制很严。父亲想方设法自家制备。水剂在大锅中蒸，软膏在玻璃板上调制。我们都曾带上口罩、手套，用大小软膏刀压来压去，直到搅匀；敷料则由家人自大卷下料，折叠后码进纱布罐，然后送到大医院高压消毒。他从德国带回一台手摇的卷绷带机，调好宽度，就能把清洗过的绷带慢慢卷起。

在铁路总医院，他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或去工地，四季照旧，风雨无阻，从没向单位要过汽车接送。解放后，他担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也都是骑车和乘公共汽车来往奔波。家迁清华后，他买了一辆旧摩托车就骑着它进城参加社会活动。

很多社会工作，使他常常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如此劳累，也没有任何报酬，他仍全力以赴，乐于奉献。他多次告诫我们：“只要是正当的，对社会有益的事，就不要讲报酬，更不能看钱行事”。在家里工作所用的文具纸张全都自备，从不把公家用品带回家私用。家里没见过单位、医院或医师会、红十字会等的公用空白信纸、信封。凡是用过的白纸背面，他都留作草稿纸。“三反五反运动”时，他被指派为北京医师会的“节委会”主任，查办贪污、浪费。

他提倡节约简朴，崇尚廉洁奉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以此要求家人，要求孩子。家庭生活中，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不许浪费饭菜，都已成习惯。他每次把用剩的肥皂头贴压在新肥皂上继续使用。周末带我们去公园，也是骑车或坐公共汽车，自带干粮和水。与同学亲友聚会也不进饭店，让母亲准备实惠的家常饭菜，他常说：不要摆谱，不要摆架子。不要以为吃得好、穿得好就神气。他一生里，没为自己购置过一件高档奢侈物品，母亲没买过一件首饰。他们来京多年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直租用私房。直到来清华，才住上公房。“文革”时，“造反派”抄家，没有找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存折上存款少得可怜。这对于一位自己挂牌8年的医学专家来说，大大出乎“造反派”的意料。

他身体健康，靠的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经常的活动，旺盛的敬业精神和求实的工作态度。他没有服用过补品，连用药都选有实效而价廉的，不轻易相信广告宣传。更不追求时髦，人云亦云。对一些高价药，他也不主张大量使用。他说过：“贵药不一定是好药”。他自己和我们家用的药品都是普通廉价的。83岁时他不慎股骨胫骨折，他充分相信并依靠自己的校医院，不要求特殊的治疗条件和药物，几次感冒肺炎都住进校医院，全部检查和用药都是很普通的。卧床6年，直到1990年逝世，医药费是非常节约的。

父亲来清华后，将从德国带回的全部外科器械一次性地赠给了校医院。他的藏书则按他生前遗愿，赠给了北医图书馆。1993年母亲肺癌转移，也和父亲一样，没用高价药，临终也没做费钱费力、意义不大的抢救。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对于确诊的不治之症，最后的“抢救”不能起死回生，延长生命几小时或几天即使从医学角度讲也未必有意义。

父亲身后没有留下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可是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够我们子孙后代享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