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江泽涵^*(1927专)

江丕权(1953，江泽涵之次子)学长注：本文摘自作者撰写的《漫谈六十年来学和教拓朴学》[全文分“四个阶段”：一、初学拓扑学(1927—1931)；二、开始在北大教学(1931—1937)；三、继续教学到解放(1937—1949)；四?解放后的教学(1949—1983)]，是第三阶段回忆的前一部分。原载江泽涵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数学泰斗 世代宗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9—21页。

这一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时期，而北大、清华、南开则经历了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从西南各自复校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北大在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可参看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在三校联合时期，每一校都既保留自己的系主任、教师和学生；但也另有共同的主任、教师和学生。在这一时期中，我始终是北大的系主任，也是联合的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初期的系主任。1944年暑假后，我因健康欠佳申请辞去联大系主任，才改由清华系主任杨武之兼。北大最后阶段的开始一年多，先在昆明后在北京，我同时兼任北大理学院代理院长。

江泽涵院士一九八五年六月摄于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一号寓所前

以下要谈的只限于教学活动，特别是与我或与拓扑学教学有关的。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入北京，控制着他们所能控制的一切，北大师生几乎全体都在设法逃走。携带极少量的行装，历尽不少艰苦，我们全家（妻和三幼子）终于在8月中旬搭火车离开了北京。因为要避免北京火车站日军搜查时暴露出我是北大教师的身份，我只塞在行装中SeifertThrelfall和AlexandroffHopf这两本德文拓扑书。认为不论避难多久，前一书可供翻译做教本，后一本可细读消化，就足以利用避难的时日了。8月11日或12日离北京去天津。在天津住了一个月，然后到南京，经芜湖、宣城路途辗转，在旧历中秋才回到我们该时的目的地安徽旌德江村老家，一个偏僻的山村。

后来得到北大的通知，得知将成立临时大学，该年10月我就到了长沙；武汉沦陷长沙受到威胁时，1938年阴历正月我又跑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1946年5月4日结束，北大复员，但因交通阻塞难行，我于1946年7月19日才重返北京。在长沙、昆明、北京这近十年的时期，我常用SeifertThrelfall的书做教本，边教边学，边学边译。到重返北京时，就由商务印书馆排印，该书的译序表明1947年7月排印完成，解放前已出版。出版后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大陆和港台都把它作为大学生学习拓扑学的入门书，颇为通行(以后1959年和1981年又重印过)。我也不是只教这本书专着重代数拓扑，1941年另教MHANewman的Elements of the Plane Sets of Points,1939。这本书是侧重点集拓扑的。联大数学系中还另有对拓扑学有兴趣的教师，前面已经提过申又枨和程毓淮。具体记得的还有下列事实：1939~1940年我和程合教拓扑学；1941~1942年陈省身单独教过拓扑学；1939~1940年组织了拓扑学讨论班，参加的教授有时是陈省身、程毓淮、刘晋年和我，有时候是申又枨、程毓淮、刘晋年和我。参加的年轻人有研究助教孙树本、研究生王湘浩、李盛华以及学生廖山涛等。年轻助教樊1938年夏得留法公费，赴法跟R.M.Fréchet研究，后来曾合写一本拓扑入门书；王湘浩1946年夏得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赴普林斯顿大学改学代数；稍晚段学复赴加拿大学代数，又去普林斯顿帮助Lefschetz出版一本拓扑学引论；1947年教育部考选中法交换生数学四名，为吴文俊、田方增、严志达和余家荣，哲学一名为关肇直。前四人都先被送往法国Strassberg，跟C. Ehresmann研究，但四人停留的时间不等。关肇直则自己留在巴黎大学，改研究数学。

西南联大这一时期是在北大的三个阶段中最长的阶段。在抗战的后方，师生生活极艰苦，但思想极活跃，包括研究数学方面。联合的三校的学术水平原来在国内是比较高的，数学系还有些较年轻的教授，如申又枨、程毓淮、赵访熊、蒋硕民等，联大的数学系师生骤然扩大了三倍，无形中起了一种交流作用。另一种更广泛的交流，即好多位杰出有为的更年轻的数学教授又新从国外返回。例如陈省身1937年从法国返、华罗庚1938年和许宝1940年从英国返。结果是各种讨论班在数学系建立。联大培养数学人才方面的成绩历来都有好评。我认为上述的交流确是获得成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有了交流，才打破了近亲繁殖、因循守旧，才鼓励了独立思考、创新精神，因而使基础知识扎实、宽广。

在西南联大时期，我不仅受了这些交流的好处，还得到国外学者的热心支持。一度我曾盼能重研究Nielsen1927的那篇巨文，苦于昆明无处收藏，只得直接函丹麦Nielsen本人，向他索赠一本抽印本，他复信说手边已无抽印本，寄给我他保存的该论文的一个校样。我寄去的信只能用他的研究机构作为地址，他寄来的校样上印有他自己的地址。再者，当我起草[论文][7]时，需要查阅日本拓扑学者A.Komatu1936年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是请印度的Tartas Institute的Kosambi教授（在哈佛大学曾和我是同学）抄了一份寄给我的（那时还未通行影印复制）。这一阶段我完成[论文][7],[8],[9]：

[7] Remarks on twoleaved orientable covering manifolds of closed manifolds, Annals of Math., Vol.44,No.1,128—130,Apr.1943《数学泰斗 世代宗师》第167—171页

[8] An application of the addition formulas of MayerVetars,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Vol.1,No.2, 275—276, Sept.1943《数学泰斗 世代宗师》第172—173页

[9] The manifolds of linear elements of an nsphere.Bull AMs, 51(1945)417—428《数学泰斗 世代宗师》第174—188页

* 江泽涵(1902—1994),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