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地层古生物学家郝诒纯院士传略

郝诒纯(1920.7.19—2001.6.13)，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

郝诒纯教授是湖北咸宁人，生于1920年7月19日。1943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她长期致力于古生物学、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年轻的革命者

郝诒纯出生于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家庭，从5岁起，就经常看见父亲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家里召开秘密会议，母亲在门口望风放哨。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国民革命军北阀攻克武汉，后来革命者又在武汉三镇遭受屠杀的那场血雨腥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四·一二”政变后父亲被蒋介石政府通缉、住宅被查抄、全家分散逃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困苦生活。

　　家庭中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少年的郝诒纯在政治上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上小学五年级的她，心情像压了一座磨盘一样沉重，她思考了许多本不该由她这个年龄的人思考的问题。她对同学说：“再不抵抗，北平也要沦亡了，我们不能等着做亡国奴啊！”于是，当“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她便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大学、高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历次游行。不久，她被选入学生会，加入了学联，参加了全市妇女救国会，并担任交通员。

　　为了把“一二·九”的火种播到南方去，北平的大、中学生于1936年初组织南下宣传团，郝诒纯作为初中代表参加了。但是，出发那天，宣传团决定，为了安全，郝诒纯和其他初中的同学被留下了。这更加刺激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宣传团返回北平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队”)，郝诒纯立即加入了民先队，不久被选为西城区区队长。这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全国各重要城市，当年的9—10月间，“民先”成立了全国总部，北平的组织成了地方队部，郝诒纯被调到第六区队任区队长。

　　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热情、积极、坚定、精干的“小革命”，当年就发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才16岁，就担起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指示凡是北平公开露过面的党员一律撤离。郝诒纯撤到了天津，组织关系转到了天津学委，直接受天津市委领导。组织上让郝诒纯和另一位同志考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特别班(即补习夜校)，以高中学生的公开身份在天津开展敌战区青年的地下工作。

　　一年以后日本特务暗杀了耀华中学校长，个别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指示郝诒纯和黄元镇离开天津。去哪里呢？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去冀中打游击，一条是走海路经青岛、上海、香港、广州到武汉辗转去延安。因为路上随时可能遇到敌人检查，两条路都不能带组织关系。因为他们向往到陕北公学去读书，他们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们和另一位进步同学经历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来到香港，本以为从这个没有战火的自由香港再去武汉是没问题的，不料，正赶上日本鬼子要打通粤汉路，由港赴汉成了泡影。去不成武汉，就意味着去不成延安(去延安要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三个人焦急不堪，钱袋快见底了，一位同志又染了重病，另一位同志只好只身去闯广州找党。然而当他赶到黄沙车站附近的一个联络点时，看到的却是被日本飞机炸过的一片废墟。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三个年轻人，一时成了“没娘”的孩子。当时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于过境的“流亡学生”限期离境，不许滞留。到哪里去呢？真是前途茫茫！

这时，他们认识了马约翰教授，他的夫人是与他们同船到达香港的。马约翰教授送完最后一批经香港转移到昆明去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正留下来接家眷前往昆明。马教授劝他们一同去云南：“去考个学校吧，那样生活就有着落了。”就这样，郝诒纯为了生计和几位北平、天津的流亡学生一道在马约翰教授带领下过海南，经安南(现称越南)的海防、河内，由滇越铁路到了云南。

二、有志者事竟成

郝诒纯能够成为地质队伍中的一员，坚持地质工作数十年，首先要感谢她初中时的地理教师——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王钧衡先生。他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风趣，易懂易记，最受同学们欢迎。他寓于讲授中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愤慨，深刻地感染着学生，使他们既学到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郝诒纯是从王老师那里知道有地质学这门科学的，并且获得了对它的粗浅认识。王老师讲，中国应该多培养一些杰出的地质人才，将来要从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被掠夺的矿产勘查、开发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1938年，经党组织同意，郝诒纯考取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这所大学是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搬迁到大后方的联合体，得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清华大学地学系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地质科学殿堂，她再次萌发了要改学地质的念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几位同学一道，她访问了国内外知名的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袁老师介绍了我国优越的地质条件，指出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不仅能够促进本国找矿勘探事业的发展，对振兴经济起重大作用，还将对提高地质科学的国际水平产生重大影响；讲到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处处受帝国主义文化和经济侵略的箝制时，袁老师的痛心与愤慨，激起了他们深刻的共鸣。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当她问到女生学地质是否太艰苦，袁老师指出，地质学是科学，学好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勇气、毅力和专注。她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袁老师引用两句中国古训解释说，“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立志坚定，专心致志，想办法克服困难，男生、女生都能学好地质。

　　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的初期，形势不错，郝诒纯和不少想学地质的同学都过于天真幼稚地认为，抗战胜利不会为时太远，胜利后产生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必定会积极进行经济建设，那时她们学以致用，定能大显身手。袁老师的指导加上这种想法使她下定了学地质的决心。

　　下决心不容易，用实践实现决心则更难。入学后的头一次野外地质实习就给了她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是初次参加野外实习，头天准备到午夜，当天清早同宿舍的一位高年级大姐，怜惜她学地质辛苦，煮了一大碗面条加三个鸡蛋，让她吃得饱饱地上路。谁知睡眠不足，吃得过饱，站在柴油发动机的卡车上，一路颠簸，油烟熏人，使她感到头晕恶心，还未到郊区，就不得不要求停车下来呕吐。这下可引起了人们纷纷议论。好心人劝她，“学地质太辛苦，你一个女生，身体单薄，何必硬要受罪，考虑转系还来得及”；有的人说，“女生学地质就是不行，迟早要转系”；个别人甚至说：“像个娇小姐，学什么地质，趁早转系”。她没想到自己那么无用，既羞愧又痛心，在同学们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曾想换个环境，改学别的专业，但想起袁老师的教导，想到父亲从小要求她要有坚定的志向，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始终不渝的毅力，他甚至把动摇不定、朝秦暮楚看成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想到这些，她检讨了自己动摇的想法，发誓要用以后的努力来增进人们对她的了解，纠正人们对自己的偏见。

　　在她的青年时代，我国重男轻女、歧视女性的封建观念很严重，一般知识妇女都有强烈反抗这种落后观念、争取男女平等的意识。郝诒纯把人们认为“女生学不了地质”的看法，与这种观念一联系，更激发了她要为女性争口气的思想，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女生和男生一样会成为合格的地质工作者。

　　然而，地质学毕竟是野外实践训练和室内理论学习并重的学科，学起来需用较多的体力劳动，女性学习困难自然会多一些。当年她的老师们全都年富力强，有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男同学大多人高体壮。最初参加野外实习，只觉得老师们健步如飞，登高如履平地，她们几个女生一路小跑，赶到观测点，老师已经讲授过半，回到驻地整理野外学习记录时，本子上多半空白，虽然好心的男同学会借给她们抄，但是，像这样能够学到什么呢？无怪不到一学期，女生走掉了一半。她不愿放弃选学地质的初衷，可是怎么办？想起了袁老师讲过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句古训，她用心思，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良策：努力增强自己的体力和体能。那时没有健身房、体育馆和锻炼身体的机械设备，好在走出校舍就是郊外，她就每天走出去练一阵跑步。上大学时，战乱切断了她的家庭接济，她每周四次到城里打工，往返走路要90分钟，她坚持步行，返校途经翠湖公园，还找个僻静处练十来分钟的快步走，昆明附近山多，每逢节假休息日，她常约几位要好的同学出去练习登山。一次野外实习，需要跃过一条小溪观察对岸的露头。她迟疑好久不敢跳，耽搁了全队的时间，招致了老师的批评；没有跳好，一脚落水又引起同学们的窃笑。为了以后不再出洋相，她给自己增加了在郊外跨沟渠、跳田埂的锻炼项目。

郝诒纯的自我锻炼收效很好，第二年到野外实习，再也不怕路途险阻和崎岖，步行、登山的能力和技巧都有提高，不但不再掉队，还超过了文弱一点的男同学。至此她具备了接受野外地质训练的条件，她认为这是学地质的最基本的基本功。是使她能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学会系统的野外地质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也是她后来能够长期坚持地质工作的基础。

三、顽强奋斗

在西南联大，郝诒纯仍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是西南联大党的外围组织——群社的发起人之一，连续两届当选为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学习地质，野外工作的艰苦和生活上的困难，她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歧视却使她很不理解，很不服气。在进行野外实习的时候，她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一平浪煤矿、个旧锡矿，但女同学却被拒之于矿井之外，理由是：女人下矿井，矿井就会坍塌。大学毕业了，郝诒纯想进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那里的条件也许会好一些，但得到的答复是：“不欢迎女的”。去新疆总可以吧，边远地区别人不一定愿意去，但新疆地质调查所所长回答说：“如果你是男生，我就要你。”对此，郝诒纯十分气恼。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她在云南省建设厅地质调查所谋了个“技士”的职位。她一面工作，一面苦读，准备考研究生。1943年，她居然真的考取了研究生。不过，郝诒纯并没有按时读完研究生，因为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社会治安极坏，女生出野外搜集论文资料非常危险，导师为她安排了两名低年级男生陪同出去，但学校经费困难，三个人的花消相当一部分要自己筹措。她自己的生活费都很困难，到哪里弄这笔费用呢！直到1946年到北大任教后，才在导师的建议下，利用早年陪同导师到滇西搜集的资料补写了一篇研究生论文。但她无法拿到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因为她原来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但她得到一项比证书还有意义的奖励，1945年，因她在当研究生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颂发的“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抗战胜利后她回到北平，要求进北京大学当助教，谁知理学院领导坚决反对地质系聘任女助教。北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原是郝诒纯的导师，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才被录用为助教兼系主任秘书，不久由于她工作努力认真，成绩好，被推选为北大教师中最年轻的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她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地史学、微体古生物学和微体古生态学等课程，曾任普通地质学教研室副主任和古生物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1954年她带领生产实习队给山西某生产单位填制了两幅半1∶5万地质图，提交了4个煤田的详查报告，全部一次通过验收，受到地质部的表扬。1956年，她与杨遵仪、陈国达两教授合编了我国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学》教材。

　　1957年，郝诒纯被派往前苏联进修，专业是微体古生物学。在前苏联，有段时间她曾在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原始森林地区工作，地面朽烂的树叶堆积得足有一米多厚，抬头望天常常只能看到一小片，或者一条缝。她参加了前苏联的一个地质队做普查工作，队方资助并支持她收集论文资料，她和两个亚美尼亚籍5年级大学生被编成一个小队，填制比例尺为1∶5万的地质图。整天在森林里钻，拿着航空照片辨认地形，步量距离，用罗盘测方向，如果搞错了方向，夜晚就可能归不了队。

　　有一次，郝诒纯来到黑海之滨，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几十米高的峭壁悬崖，悬崖的地质剖面特别清晰。她和同队的前苏联地质工作者一样在崖顶上打桩，腰缠皮带，用绳子一头系在桩上，一头系在腰间，绳子一截截下放，他们就攀着崖壁，逐层地观察、描述、采样。艰苦生活的锻炼，辛勤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业务上的丰收。她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前苏联微体古生物及地层古生物学教学和科研的情况，收集了有关资料，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她的进修任务，于1959年秋回到了祖国。她用俄文写出题为《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诺沃罗西斯克一带白垩—第三纪有孔虫及其地层意义》的科学论文，在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上宣读，与会的莫斯科大学和前苏联科学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郝诒纯的论文是对工作地区白垩—第三纪地层和有孔虫动物群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地层划分和对比的正确方案。

　　郝诒纯回国后不久，一项新的任务又摆在了她的面前，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高元贵把一项援外任务交给了她。60年代初，根据我国与古巴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要派人帮助古方开展白垩—第三纪海相地层和微体古生物研究，指导地下水勘探和石油普查。当时的古巴，社会很不安定，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以后，一些旧政权的人员和外国反对势力相勾结，不时地在各地制造事端。这时到古巴从事技术援助工作，要担很大风险，何况还是个女性。但郝诒纯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她到古巴以后，受援单位一看，原来中国派来的专家竟是个女的，训练班不办了，只让她做点室内工作。然而他们的野外工作成果质量很差，没法以此进行室内研究。于是，她就带上跟自己学习的两名大学生，出发到野外看“标准剖面”。她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实测地质剖面的技术方法，两位大学生受到了系统的训练，于是古巴主动向我大使馆提出，要求将郝诒纯延聘一年。在援古的第二年，郝诒纯把古巴5个省全跑了一遍，原来停办的学习班也重新办了起来，她培训的地质制图和野外地层调查人才，充实了古巴各地的地质机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郝诒纯和杨遵仪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她写出了我国第一本《微体古生物学》讲义，并亲自讲授该课。她引进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及工作方法，结合中国实际，从生产需要出发，系统介绍了微体古生物学的许多门类，通过讲课及办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微体古生物学的教学、科研和生产人员，使微体古生物学在我国形成了系统的独立学科。

在“十年动乱”中，郝诒纯也一样遭受着磨难，但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974年，为了不荒废业务，尽可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她与几位年轻同志同生产部门合作，先后到塔里木盆地和大港油田开展科学研究，被人诬蔑为用科研压迁校。当时我校正奉命准备由北京迁往湖北。从野外回来后，不允许她继续做室内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权利。经过一再努力，终于得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高元贵老院长的支持，给她三个月的时间，从事室内研究。她和助手曾学鲁，借用一间小陈列室作为工作室，冒着夏天的炎热与冬天的寒冷，完成了大批微体古生物化石的处理、鉴定和研究任务，写出了科学论文的初稿，为有关部门在他们工作的地区进行油田普查与勘探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四、面向经济建设，不断开拓前进

我国的石油资源，既产于以有孔虫为重要划分对比标志的海相地层，又产于以介形虫为重要划分对比标志的陆相地层。郝诒纯认识到研究有孔虫和介形虫对找寻油、气资源同等重要。60年代初，郝诒纯和她领导的科研组参加了大庆找油会战，她3次赴大庆进行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野外考察与研究。“十年动乱”中，她顶着压力，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同志合作，整理了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资料，正式出版了《松辽平原白垩—第三纪介形虫化石》专著。这是我国对非海相白垩—第三纪生物地层和介形虫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专著发表后，对生产和科研起了很大的作用。世界上对微体化石的研究，以美国和前苏联开展最早，但当时尚未发表过陆相介形虫与生物地层和石油生产相结合的专著。上述成果与她参与完成的《黄骅凹陷第三纪的岩相古地理及生储油条件》研究的专著，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从1973年她应聘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主持对中国白垩系进行系统总结，主编了《中国地层概论》中的白垩系部分，于1985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郝诒纯为主要作者之一。1980年，她与曾学鲁、林甲兴等编著的《有孔虫》专著，全面总结了当时国内外的有孔虫化石资料及其生物地层学与石油勘查的意义。对教学、科研和生产，既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又是一本进行有孔虫属一级鉴定和确定动物群面貌的重要工具书。她主持领导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生物地层研究，对晚白垩世英吉莎群及第三纪海相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对比，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地层层序，系统研究了所含的有孔虫化石及其古生态和古地理意义。她在和曾学鲁等撰写的论文《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专著中重新划分的该区第三系地层单位，被生产单位广泛采用，该成果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他们发现和鉴定的一些新属种，得到各国同行专家的认同和采用，美国两位研究有孔虫的世界著名教授Jr.A.R.Loeblich和H.Tappan在其有孔虫属级分类专著中全部收入了他们发现的有孔虫新属。

郝诒纯院士对国际上研究微体古生物的新理论和新动向十分敏感与关注。她是在我国开创钙质超微化石研究的专家之一，并在我国东部油田第一个鉴别出第三纪的钙质超微化石，为地质系统培养了第一个这类化石的研究者，培养了国内第一个主攻超微化石研究和海洋地质研究的研究生，填补了微体古生物学方面的又一项空白。她指导研究生经过六年的探索，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微体古生物学研究，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微型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1987年底通过部级鉴定，被评为“达到国际上80年代水平”，被有关生产部门采用，提高了鉴定效率数十倍。她还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利用该系统成功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某些类别的个体发育与系统演化的研究，取得了优异成果。后来又支持她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雷新华和几个年轻人，进一步开发计算机技术，并应用于含油气沉积盆地的构造分析和演化研究，经这批年轻人的发奋努力获得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成果。

她还在我国首先倡导和应用微体古生物多门类综合研究，解决地层划分对比问题和推断古环境及其变化。1982年她和阮培华等研究发表的《西宁民和盆地中侏罗世—第三纪地层及介形虫、轮藻化石》论文，获石油部门科技成果奖。70年代末她开始认识到，从地质科学角度去认识海洋和进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她领导科研集体与校内外有关同志合作，主持开展了我国海域的半深海、深海及边缘海盆地微体生物群及其地层学、古气候、古海洋学意义的研究。1988年与曾学鲁等发表了《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著，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1989年又与阮培华等发表了《西沙北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著。获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与徐钰林、许仕策合作发表了题为《南海珠江口盆地第三纪微体古生物及古海洋学研究》的专著。鉴于当前世界各国为了缓解人口爆炸、生活与生产资料短缺和环境不断恶化的危机，掀起了向占地球面积71%、资源丰富及对大陆环境具重要调节作用的海洋进军的高潮，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海洋。郝诒纯组织带领我校一批中、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推动我国加入大洋钻探计划（ODP）的活动，支持我校有关教师获得了由中国专家主持的ODP184航次，在南海海域进行深海钻探，开展东亚季风研究的机会，取得了初步的重要成果。中国地质大学为了迎接向海洋进军的重大挑战，授命郝诒纯和一批年轻同志与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合作主持筹建海洋地学研究中心，经近一年的积极努力，“中心”已于1999年4月底正式成立，投入我国海域的研究工作。郝诒纯教授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她为海洋地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郝诒纯教授还先后培养了我国研究化石放射虫类的第一名硕士和研究高肌虫类的第一名博士，促进了微体古生物多门类综合研究。

五、严谨治学，精心育人

郝诒纯院士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担任普通地质教研室、古生物教研室和古生物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讲授过“光性矿物学”、“工程地质学”、“普通地质学”、“地层学和地史学”、“古生物学”、“微体古生物学”等多门地质基础课和专业课，编写和主编的6种教材中，《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87)，《微体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1993)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她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发表了论文50多篇，专著7部，培养了几百名古生物专业的大学生，80年代在国内培养出第一个地学博士和第一个女地学博士。现在她已培养了12名博士生、20多名硕士生和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与进修人员，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古生物学科和微体古生物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古生物学家。一批年轻的教授、副教授在教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学生们谈到导师对他们的培养，都异口同声地说：执著的追求，严谨的学风，是郝诒纯教授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她认为掌握知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旧社会妇女学地质困难很大，曾有人劝她改行，但她认为：我既然学了地质，就要热爱它，克服一切困难学好它。见异思迁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大家都说她有一股子牛劲，自己认定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做到底。她使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急需的微体古生物学科从无到有，从课堂走向生产，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在国际上，她一直瞄准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微体古生物学研究最早、成就最突出的国家，学习他们的先进成就，又与他们展开竞争，靠的也是这种精神。理想的实现，还在于她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她认为，从事科学研究，要从事实出发。从第一手资料的分析研究中老老实实地做出结论。认识自然，要尽最大努力；下结论时，认识多少说多少话，因此，她一直坚持出野外。为完成几个研究课题，她曾三赴松辽，三下大港，三去新疆塔里木，亲自采样品，测剖面，足迹遍及祖国的西北、东北、华北和华中的许多油田和矿山。她说，不是自己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就不敢动手做文章，不通过亲身实践就不敢下结论。身教重于言教，由她培养出的学生，一般都很注意锻炼自己的实干本领和严谨的学风，因此，她领导的微体古生物学科人才辈出。

　　郝诒纯院士能取得上述成果，还在于她十分重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她在国际古生物界也很有影响。80年代，她曾参加国际地质对比计划58项目(IGCP58)——白垩纪中期事件的研究工作，任中国工作组组长，曾任国际地层委员会(IUGS)白垩纪分会委员，国际介形虫研究委员会委员。她多次出国访问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极组织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常邀请外国同行专家来华访问讲学，介绍中青年同志与他们交流与合作，帮助不少中青年同志获得出国学习进修和访问的机会，回国后成为了发展地质类学科的骨干力量。

郝诒纯院士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负责筹备和成立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两次连任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她为发展我国的古生物学、特别是微体古生物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8年被评为湖北省先进科教工作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9年先后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

六、顾全大局，参政议政

在新的历史时期，郝诒纯教授面临一次新的抉择。从1983年起，她先后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以来又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第六、第七届副主席，1993年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派，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组织的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两届被选为该论坛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郝诒纯院士虽然热切希望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但是，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她还是自觉地服从了人民的托付和组织的安排。从此，人们常见到一位古稀之年的老教授为国家大事废寝忘食地在校内外忙碌奔波。

早在50年代初，郝诒纯就是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兼科教部副部长，还是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她对科学普及工作、青年工作、培养青年技术人才和妇女科技人才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向全国政协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她担任第六届政协常委期间曾对如何加强高等教育工作和改善中年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组织九三学社成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向全国政协提出了积极建议。1987年3月29日，她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她在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分工主管人口、卫生和体育工作，对她这位长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学者来说，开初实在是“门外汉”。但是，郝诒纯院士一贯顾全大局，对工作以国家利益为重，她接下了这付繁重的担子，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全力以赴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受到大家的爱戴和拥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就是立法和进行执法检查和监督。自1988年以来她参与主持了《母婴保健法》、《体育法》、《红十字会法》的制订工作和制订《医师法》的准备工作及《食品卫生法》的修订，参与了《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制订工作。她还参与或主持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教育法》、《科技进步法》、《食品卫生法》的全国性执法大检查和《红十字会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的阶段性检查。看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要参加那么多会议，要经常到外地和国外出差，每天回到家里要亲自准备各种文稿，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同志们都关切地劝她注意身体。她深情地说：“看到我国许多法制还不健全，妨碍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我要利用现在的机遇，力争为健全法制，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多作一些贡献。”

　　在她主管的工作中还有繁重的国际任务。作为“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的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每年都要出国几次参与或主持活动。1993年2月，她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亚洲人口与发展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妇女运动与人口的关系”的发言。国际反华势力经常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郝诒纯教授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宣传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控制人口对全人类的贡献，得到了多数国家代表的理解与赞同。前两年，为配合联合国召开的“粮食与人口发展”国际首脑会议、“水资源与人口发展”国际会议，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有关国际会议上作了相应的发言，介绍了我国的情况及面临的问题，宣传了我国党和政府采取的相应对策。她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国际首脑会议和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还率代表团或参加代表团访问或顺访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开展人民外交，促进了各国妇女和议员间的友谊与交流。

　　郝诒纯院士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她热爱的事业。(杨光荣 撰文)

转自 中国地质大学专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