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光华(1963)辑

当代著名文化人胡风（原名张光人）、徐铸成有一段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清华读过书，但又因故辍学。离校前都会见过教务长梅贻琦先生。在《胡风传》（梅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和《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里，分别记载了他们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胡风(1902—1985)，著名文艺理论家。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冤，1980年改正。1988年为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活动问题平反。

胡风生于湖北蕲春。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文科班念了两年，于1925年到北京投考大学。胡风考上了“北大预科二年级”，同时又考取了“清华的英文科一年级”。“他因为仰慕北京大学是新文化的中心，并可就近亲聆鲁迅先生的讲课，便决然不进清华本科，牺牲两年时间上了北大预科。”1926年2月初放寒假回家后，由于军阀混战，京汉铁路迟迟不通车。胡风转乘津浦路回到北京，已是3月20日，“三一八”惨案已经发生。他参加了抬着死难者血衣向段祺瑞政府抗议示威的游行。在北大他只念了一年。《胡风传》写道：

这一年来，他对北大深感失望，提不起在那里上课的兴趣来。同时知道鲁迅先生已去了南方厦门大学，想听先生的课已不可能，就决定离开北大，到一个更好的可以让他好好读书的地方去。从学了鲁迅先生写的《青年必读书》，和后来因“咬文嚼字”引发的几封信，更使他感到在北京大学读下去仅仅学会作文是不够的，还应该学好一门外语。

这样在暑期招考时他考虑，还是到清华大学，用功将英语学好，以后可以直接看外文书、评介世界名著也是很有意义的，于是，他就报考了清华英文科的二年级。由于他有去年考取一年级的资格，很快就被清华录取了。

开学前的8月份，他还没搬到清华大学去时，收到了大哥的来信，告诉他，妻子洪翠娥由于难产死了……看信后，光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在二院院子里的长椅子上坐了很久，心里悲叹着：“你这可怜的女人，就这样地结束了生命……”

9月进了清华大学。环境确实清新，不像北大那样古老灰暗，一律都是新式楼房，光线明亮，四人一间宿舍，生活安排整齐舒适。每周都有工友来收拾换下的衣服，放在一个布袋里，几天后洗好熨好一一放在学生的床上。这种高级享受，对一个乡下来的青年是过于讲究了，真有点习惯不了。又想到，自己的一点学识底子哪有能力作学者，又产生了新的苦恼。功课主要是英国文学，还有中古英文文法，不但古，而且用英语讲课，多半听不懂，连张启海的哲学课都是用英语讲课。“中国文学”课则选了吴梅的《词选》，这也完全不合他求“新”的要求。和在北大一样，他和教授们没有过私人的接触。有两个美国教授，一个讲欧洲文学史，名字已记不起了，另一个教小说选读，好像用的中国名字是吴必谨（？）。

在清华，曾参加过一次十来人的政治性的小会，由一位姓葛的同学召集。由于大家功课都很忙，他和葛没有交谈过。抗战前期，在生活书店，他看到葛出了一本哲学书《科学的科学》。

他在清华没有老同学，更不要说朋友了。只有一个和他一同从北大考进清华的同学，就是高琦。可惜高琦是读理工科化工系的，很少有机会见面，他一向习惯和朋友一道跑书店，看了好文章互相讨论或争论，在这里都不可能，他感到了寂寞和孤独。再者，清华在西郊，进城一次很不容易。他只进城去过一次，大约是去开团的会议，除买了几本书外，也没有时间去找朋友。

学校规定的功课没兴趣，读不进去，上课又感困难。正在无所适从之时，北伐军占领了湖北，方瀚从蕲春打来了电报，要他回去参加革命工作。一天早上，朱企霞从城里跑来找他，邀他一道回南方去，说那边非常需要人，已得到朋友来信要他回去了。两人一商量，毅然决定弃学投奔革命。

临行前为了办手续，张光人去找当时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和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一样会有前途。但他决心已下，没有听取梅先生的劝告。回到宿舍将铺盖卷等留在了清华堆杂物的地下室，只带了自己收集的一些书刊离开了清华大学。

大约在1926年的11月初，张光人和朱企霞一同离开了北京。当时正值直奉战争，火车不通，他俩只好从天津坐海轮到上海，再从那里坐江轮回到了蕲春，投身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徐铸成(1907—1991)，著名老报人。江苏宜兴人。曾任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上海《文汇报》总主笔，北京《教师报》总编辑。1956年10月上海《文汇报》复刊，任社长兼总编辑。

徐铸成1922年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预科，翌年升入本科。1925年暑假中，曾借文凭投考南京东南大学，未被录取。次年冒名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一九二六年入学大一新生名单》中有“徐锡华”，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第789页)。《徐铸成回忆录》“1926年　十九岁”这一节写道：

上半年决意再借文凭投考大学，每日放弃休息及课余操时间，而自修室隔壁适有一空房，堆放不用桌椅，我乃拆去其锁柄，自己关闭在内，潜心补习英文、数学。在学期考试时，故意不参加自己最有把握之史、地两门考试，作破釜沉舟之打算。盖师范章程，毕业生必在小学教课两年，才得投考大学；又规定凡学生有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者开除。我两门不参加考试，任学校开除，自以为可免于服务上之限制矣。

闻本年清华招考，可在理化及生物中任择其一，我对理化无把握，生物学则颇有自信。而该校又在南方假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为考场，乃借得高班毕业同学徐锡华、朱嘉声两兄之文凭与百瑞弟同去应考。

此为我首次到沪，租住浙江路二马路口之一小旅社，每餐仅吃一碗阳春面（光面）或咸泡饭充饥，代价仅小洋一角余至二角。

餐毕，即由日升楼站乘五路电车至法大马路，转乘二路车至徐家汇应考。

考两日事毕，时小学同学潘志涵兄卜居闸北宝山里（在苏州教会之晏成中学读书），曾由其向导一切。

考毕返宜，等待发榜。榜未发前，三师之开除通知书已到，幸邮差将信投我手中，我秘不向母亲报告，免受责骂。及《申报》刊出清华录取名单（全部共取八十名），我手抖眼花，几乎看不清字迹，最后定神审视，徐锡华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心头为之一畅，心中积石落地矣。百瑞未录取，慰以下次再努力。

清华在去年已改新制（即不再为留美预备学校），但亲友震于清华之名，有力者都愿帮忙，经母亲竭力筹措，纠会并借贷，勉力筹凑二百元，作为入校一切费用。

同城考取清华者，尚有洪宝林兄，经商定同行。

洪兄也是初次赴京。8月底别母辞亲启行后，先乘火车至浦口。是时长江不仅无一桥可通，连后来的轮渡也未设计。黄水滔滔，仅有小划子可渡，由我坐守行李，洪兄去与船夫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元定价，送至彼岸。

登浦口后，各自背行李，直奔车站。洪兄找到“茶房车”的门路，每人付小费两元，然后登车，车厢较普通车为空，入夜可在条凳上舒服睡下。我乃与洪兄轮流休息，历两天两夜始到北京。

有洪兄的姐夫来接，一切平善，出站后即赴其姐姐家休息。洪兄姐夫在交通银行工作，家住前门西司法部街。我首次入京，看到皇城之气象，心胸顿觉开阔，无怪北京大学之生每以天下为己任也。

翌日，合雇一辆马车，由天安门转至西单、西四，由西直门出城，一路平房小屋，出城后更崎岖土路，自晨九时出发，至清华园已傍晚，即注册领入第三院宿舍，旋即晚饭安息。

第二天，偕同学参观全校舍，真是辽旷无际，建筑则崇楼杰阁，美轮美奂，设备完美而西化，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观园。主要建筑有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前二者都以软木铺地，图书馆书库且以玻璃为间隔，且开架任师生入内翻阅。学生宿舍及起居间，计分第一、第二、第三三院。第一院有楼，盖清华学校初创时建筑。第三院则新制学生宿舍，咸平房，二人一室，钢丝床、书桌、书架、凳椅各有一套。窗外草地及操场则绿草如茵，间以繁花，休息有靠椅，口渴则随处有消毒之自来水，喷涌而出，可掬而饮之。各主要建筑均有各色大理石所间隔之厕所，手纸且多为进口之五色波纹软纸。饭厅则六人一桌，四小菜，四大菜，米饭、白馍咸备；早餐亦四碟小菜一点心、白粥。学生每人发两口袋，写明房号姓名，换洗衣服床单等每晨纳入口袋，有工役取去，晚间即已洗净折叠整齐，连口袋置放床隅。我从小为穷学生，一旦处身此环境，仿佛刘阮上天台矣。

我选的是政治系，除国文外，其余均外国课本，授课时师生都以英语直接讲课、提问，我最初极费力，以后逐渐跟上。

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者，一为杨树达先生，博学多识，授国文，讲解明晰；一为外籍英语教师温德先生，讲课不厌其烦，务求每一学生彻底了解课文；一为教授生物学之钱崇澍先生，我选是科，得以融会贯通生物各门之基础知识，助教似是刘先生，辅导实验，亦耐心讲解；一为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脸色红润，对新生都要脱光检查，每生规定有一铁箱，置放衣服，马先生一一鼓励学生游泳及跳木马等；尚有陈福田先生，为澳洲华侨，不会说华语，亦以英语授课。每日下午四时以后，图书馆、宿舍一律上锁，俾学生全部赴操场及体育馆从事体育活动。马先生毕生从事清华体育教育（每届华北及全国运动会，均任总裁判），后年逾八旬，仍童颜白发。我50年代在全国人大开会时仍仰展其丰采谈吐，不图在“文革”时被诬为叛徒、特务，可见所谓造反派之全无常识。温德先生热爱中国，1986年曾闻其寿高百龄，犹矍铄安住清华，我衷心祝祷先生能寿登百廿岁，永为师表。

校中心有工字厅，署“水木清华”，朱栏彩饰，中为正厅，厅后临有一池，四周树木葱郁，半池残荷，假山曲折，盖原主人那桐所营。每周六有跳舞等交谊会，培养出洋习惯，我曾在此听赵元任先生之方言表演。

学校设有国学研究院，教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大师。间在周六在一院作公开演讲。我曾听过梁任公先生所讲之历史研究法及书法要领。王静安先生仍小辫作遗老装，所演讲之“王莽量衡”则不惟考证清晰，且制有实物，听者得益不少。

半年清华生活，使我各科学识有极大长进。每晚常喜钻入书库，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及自创刊号起之《东方杂志》等，必至闭馆铃响，始猛然惊觉，匆匆离馆，盖对近代时事刊物，特有浓厚兴趣也。

不图学期考试毕后，忽接教务长梅月涵先生（校长为曹云祥先生）通知，约在其寓所面谈，至则梅先生问我：“你对母校校长有何疙瘩？”我不解。梅先生蔼然详述，谓三师校长曾连函举发我借文凭应试事，清华答以该生投考时之照片与入学时核对无误；且该生入学后品学兼优，似不应追究。但三师复函汹汹，并附来我及徐锡华之本人照片，声称如再不开革，将向教育部控告云。

月涵先生并温言慰勉，谓人生难免无挫折，要在有再接再厉，屡扑屡起之决心。言毕，出示一写就之致南开张伯苓先生介绍信，并言：“伯苓先生为我中学老校长。我恳介你去南开学习半年，明夏再来清华插入二年级。”其委曲爱护青年之一片苦心，使我热泪潸潸而下，其热心适与三师校长之必欲逼青年于死地适形成一鲜明对照。

不愿惊动同学，翌日昧爽，即清理行李，洒泪告别清华园，移居城内东四炒面胡同舅父家，盖一大杂院也。

由于“南开所费不赀，父亲又收入甚菲，断无力供应，不得不重违梅月涵先生之好意”，徐于1927年考入北师大国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