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彭国涛（1944外语）

2006年是李广田先生百年诞辰，云南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说起李广田先生，在云南的知识界中，可谓无人不晓，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先后两度在昆明工作过。第一次是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第二次是解放后任云南大学校长。两次加起来，他在昆明度过的时间长达21年。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文学理论和评论，其中许多是在昆明写下的，文章中讴歌昆明的也不少，如脍炙人口的《花潮》、《山色》等。在园通公园，我们还可见到一块石碑，刻了《花潮》全文及李先生小传。他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进行过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了《阿诗玛》、《绣秀》等长篇史诗并写序，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还曾担任著名电影《阿诗玛》的文学顾问。

李广田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一九四四年）

李广田先生和云南大学幼儿园的孩子们（1964年）

李广田先生（1906—1968）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草庙头村一户贫苦农家，继承了双亲忠厚、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

1921年他小学毕业，进入县城师范学校学习，还在小学里教了半年书，后来到济南考入省立师范。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他读了许多进步的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开始热爱文学，为以后写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被山东军阀张宗昌关入监牢，直到北伐军攻入济南，才将他救出。

192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认识了同系的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开始了写作。他写的诗编为《行云集》，与何其芳的《燕泥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合为《汉园集》出版。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在济南第一中学教书，出版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集》，开始引起文学界人士的注目。

早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读到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将它读完。他的文章是那样朴素、清新、自然，使人深受感动。我对他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想象丰富、观察敏锐、爱憎分明极为欣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我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四川叙永读大学一年级。我的国文课有幸被编在A班。授课老师有三人：杨振声教授教现代文学，彭仲铎副教授教古典文学，刚进入西南联大的李广田先生教作文。他和杨振声教授都是山东人。杨振声教授身材高大，满口京腔。李广田先生与之相比，就显得矮小，说的是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他常穿一件蓝布长衫，说起话来，常面带微笑，为人谦虚和蔼，平易近人。

我们每两周写一次作文。他批改作文极其认真负责。第一次作文题是“桔林”（叙永盛产桔子，师生常在晚饭后到桔林中散步）。我的这篇作文受到他的好评。他在有些句子旁加了红点，表示充分肯定，在有些段落上写了评语，并在全文末尾写了总评语。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他在课堂上不仅讲解我们作文的得失，而且还教我们怎样写好文章。他反复强调：第一要多读，要研究别人的文章，学习别人的好经验；第二要多写，要不断实践、总结，才能提高。

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布谷文艺社”。文艺社请他担任了导师。他和穆旦（查良铮）的诗都在我们壁报上发表过，为我们壁报增色不少。我和同班好友秦泥、何扬去过李先生家中拜访他，一起讨论了我们壁报上新发表的文章，他谆谆指点我们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得深入，才能得心应手。

1941年暑假，叙永分校撤消，师生全部返回昆明。他在联大中文系讲“文学概论”也教“各体文写作”。我们“布谷社”并入了“冬青社”，导师除闻一多先生外，尚有李先生，故和他仍来往较多。

从1941到1943这三年中，我常去他家中，求他帮我改稿，评论并指导我写作。有些我的文章就是由他推荐给报刊发表的，其中有一篇题目《自然哲学》，还是他改的。他的住房可能原是省商校的一间教室，中间用布隔成两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饭厅、工作室和会客室，后来迁到翠湖北路一幢民房内。由于他担任了学生文艺团体的导师，常和进步学生接触（这些学生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满腔热忱地辅导和提携这些年轻人，自己思想上也受到学生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事情》一文中说：“在这里，我接触了更多的青年朋友，我从青年人身上得到力量，得到支持。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的精神，却是奋发的。”1945年他积极参加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并写了《不是为了纪念》一文和新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派杀害。他对反动派的暴行提出了愤怒的抗议。

从1940到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的六年是他一生中很关键的时期。在联大那样浓厚的学术自由的气氛中，他用马列主义理论来阐明文艺理论，并写了许多文学评论，也写了长篇小说《引力》以及出版了许多散文集。他写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取材更加多样，爱憎更加分明，更富于战斗性。李先生曾说：“我以为‘人的改造’应是长期抗战中的一大收获。没有这一收获，则抗战胜利恐无希望，即使侥幸胜利，也保持不住。”这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许多杂文和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

1944年初，我应征去当译员，离开了昆明，和他中断了联系。等我再回到昆明，他已经北上了。虽然我们失去联系，但很凑巧的是他所写《论马凡陀的山歌》一文和我所写《论农民的诗——评艾青的〈吴满有〉诗集》一文都同时发表在1947年1月2日这一天的《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在蒋管区出版的机关报）文艺副刊上（当时编辑为丁玲同志）。在这篇文章中，他虽也指出了马凡陀（诗人袁水拍笔名）山歌的一些不足处，但更多地肯定了他的正确方向。他曾在文中写道：“……但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面向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却又是大家一致的，所以马凡陀的路又正是我们大家的路。恰如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生出各种各样的奇花异卉一样，只有在人民的大海里，才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诗人。”

1948年昆明“七·一五”学运中，我遭到特务追捕，逃至香港。在港会见了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据他告知，李先生原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因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遭反动政府通辑，他应朱自清先生之约，来到北平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他已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解放后1952年，我奉派为昆明师范学校校长。一次，我在省教育厅楼梯上，突然遇到李先生，迎面相逢，我又惊又喜。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蓝布大褂已换成藏青色毛呢中山装。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他告诉我，他这次来昆明，是因为受命为云南大学校长。我应约去了他家作了阔别多年后的畅谈。谈到杨振声教授希望他去山东大学，但他因一是组织上的派遣，二是解不开昆明这个情结，终于回到了这里。

1956年我有两次机会见到他。一次是在云大礼堂听他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报告。另一次是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和我都在大会上作了有关知识分子的发言。谁会料到这次的相见竟成为永别呢？因为随之而来的1957年反右风暴将我打成“极右分子”，离开了昆明。他也在1958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66年“十年浩劫”他被列为“当权派”而被揪斗，受尽各种折磨，终于在1968年含冤被迫害致死。我听到这个噩耗，黯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李广田先生是一位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执教中学、大学达三十多年，直至牺牲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材。曾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著名作家，如刘北汜（原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已故）、秦泥、杜运燮等，都曾得到过他的教导和指点。他还为外文系在抗战中牺牲的年仅18岁的诗人缪弘的诗集《缪弘遗诗》题写了书名并写了序，序言开头便说：“读过这些诗，我们认识了一个人，也认识了这个时代。”他执掌云南大学长达十六年，更为云南培养了众多各方面的高级人材，其中有些人已成为知名的学者或专家。他毕生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不朽的。去年，我到云大，看见墙上贴着现在的学生为纪念当年的校长李广田先生而出版的壁报，对他充满无限崇敬之情。

李广田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写过诗、散文、小说和文学理论与评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散文。他曾说：“好的散文，它的本质是散的，但也须具有诗的圆满，完整如珍珠，也具有小说的严密，紧凑如建筑。”（《文艺书简·谈散文》）他的散文可以说是达到了这个高标准的。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并带有个人独特艺术风格，自成一体，是我国现代散文中的珍品。冯至先生说“像《野店》和《山水》这样的文章，我看只有具有悠久散文传统的中国人才写得出来……”他在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花潮》一文中，用了最美的词句来赞美园通山的海棠花。他在《山色》一文中，用了诗般句子讴歌昆明的冬天、西山、滇池。我们读着他的文章，便会感受到他对昆明风光之美和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充满深情。我们可以看出，李广田先生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虽然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多年了，但十多年培植起来的师生情谊、先生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将永远留在我心里。广田先生，您的教诲，您的作品，您的为人师表，您为党和人民奋斗一生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您的学生、您的读者和亿万人民的心里。

（选自《云南西南联大校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