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易*(1959土木研)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许有些夸张。一日的接触毕竟太有限了,而且也有较差的老师,甚至还有坏老师。我自己当了大半辈子老师,以自己的作为就不敢苟同这句名言。但要为陶葆楷先生的百年纪念写些心里话,第一时刻跳出来的竟就是这句话。陶先生对我而言,是长达35年之久的老师,更是终身亲如父亲的人。
一九三二年陶葆楷先生留学回国,在清华任教。
1986年陶葆楷先生(前排左2)执教55周年祝贺会上与学生在一起。前排左3为作者钱易院士。
1979年1926届同学聚会。左起:李棠砚、贺麟、任之恭、周自安、陶葆楷。
决定我命运的陶先生和胡先生
大学毕业那年,我作为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有幸被选中参加毕业论文“国家考试”,陶先生则是特邀的卫生工程系考试委员会的主任。记得我进行答辩后,陶先生满面春风地提了几个问题,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一作答,他边听边点头。第二天,胡家骏老师就告诉我:“陶先生希望你去报考他的研究生。”又说,“陶先生喜欢你的自信,还夸你的普通话讲得好呢。”我当然有点得意,也告诉胡先生:“陶先生和你一样平易近人,所以我不害怕嘛。”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要考研究生,我的理想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献身祖国的建设,我填报的志愿是远在大西北的兰州施工工地。胡先生知道后找我谈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陶先生的事,他说:“能有机会跟随陶先生是你的福气,能不能考上陶先生的研究生更是对你的挑战。”这两句话使我深思良久。我终于决定争取福气,迎接挑战。半年后,我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陶葆楷教授。我一生的道路就此决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先生和胡先生是两位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恩师。
陶先生教了我什么
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满分甚至可能会不及格的考题。陶先生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文化大革命”前的近十年中,我先是他的学生,后来做他的助手,“文革”中和“文革”之后,陶先生一直在我身边用他的言行继续教导着我,长达35年之久,耳濡目染,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经验,以及为人之道、处事之学,岂是用文字能够表述。
我只能记述一下自己师从陶先生受益最深刻的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陶先生领我走出了课堂、走出了学校,走进了祖国建设的大战场。他对我的启蒙课是排水工程中的雨量计算公式,那时中国的城市还很少建设雨水道,当然没有计算雨量的公式。陶先生指导我阅读了不少文献,在了解了发达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雨量公式之后,他谆谆地开导我,千万不要照抄别人的东西,外国的降雨特点与中国不相同,中国之大,各地区的降雨有其不同的特点,科学的计算公式就应该反映这些特点。我就在他的启发下,一头钻进了中国气象局的资料室,阅读并抄写了全国东西南北数十座城市的雨量记录,画曲线,作计算(一只手摇计算机作加减法,一只算盘作乘除法),终于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写出了论文,除了提出计算公式外,还列出了适合我国不同地区的系数。我不敢说论文水平有多高,但进行研究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确实在我心中生了根。
陶先生多次带我去参加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的方案论证会、研讨会,他对北京水污染控制的焦急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对具体的技术方案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以外,陶先生每次都强调,北京不能没有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厂应该快建而不应停留在对方案的争论上。我分担着陶先生的忧虑和焦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
70年代以后,我一直希望能够开发研究高效、低耗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废水处理技术,又在我的丈夫和同行张忠祥的启发下,开始进行工业废水如:电镀废水、含氰废水、含铬废水、焦化废水,特别是工业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机理及技术的研究,这一直得到陶先生的支持。80年代,陶先生最早提出将土木系改名为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引导我们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深受教益。在我被推上政协、人大的岗位,又有幸参加了讨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际会议后,目睹着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我深感除了研究废水处理机理和技术外,还有对当今中国而言更为重要、迫切的任务需要有人去努力。因此,90年代以来,我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向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领域,甚至涉及了法律、政策、规划和技术。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不务正业、不作研究了,我不怕这些评论。看到年轻一代在研究废水处理机理和技术方面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新成就,我满心欢喜,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虚度光阴。我要感谢待我如父的陶先生,是他用他那颗为国分忧的赤诚之心熏陶了我并引领了我的一生。
第二方面是,陶先生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打好基础。当时我是卫生工程专业唯一的研究生(土木系还有一位梁思成教授的研究生,全校一共只有12名研究生),不像现在,同一届有数十名研究生可以成班上课。陶先生不仅告诉我打好基础的重要,还精心地为我安排课程、选择老师。记得我的高等数学是随工程物理系学生由陈德问老师上的,物理化学、有机化学课是到化工系上的。陶先生觉得微生物课很重要,但清华大学当时没有生物系,他亲自为我联系,让我到北京医学院去上陆老师的课(陆老师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的妻妹)。我因此学会了骑自行车,还曾经因为实验课上不敢解剖小白鼠请同学帮忙而受到老师很严厉的批评。我从此领悟到,知识的海洋无边无垠,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要不断地汲取。我利用“文革”中“斗批改”的间歇学习了英语,70年代末我赶上了计算机的扫盲班。当我已过不惑之年时,我还自己请求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去学习微生物分离、鉴定操作。当然,不论哪门课,我都还只学到了一点皮毛,现在我还在努力求学、解惑,不但学习全新的工业生态学、循环经济的新理论,而且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实践中学习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和水利工程新思路,还要学习计算机操作技能。这时我要拜我的学生为师,我不以为耻,只以为乐。活到老,学到老,真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啊。
第三方面是,陶先生教导我写科技文章。在写文章方面,我是有些自命不凡的。虽然从小就学背唐诗并没有使我的古文修养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我在小学就是黑板报的小记者,作文还得过奖。没有想到,第一次交给陶先生一篇读书报告,就被陶先生送了一个“满堂红”,稿纸上修改、批注之处多得使我脸红。陶先生看出了我的窘迫,和颜悦色地安慰我:“不要着急,这是你的第一篇科技论文嘛。”接着他耐心地为我说明他修改的理由,还讲述了科技论文写作的主要注意点。他说:“科技论文要注意严谨,要尽量让数字说话,要做到图文并茂,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语句不能啰嗦,不要画蛇添足。”他为我具体指出哪些文字可以改用图表,哪些用词不当,最后他还不忘肯定我的文笔很流畅。从此,我努力改变文风,对自己和对学生的文字都越发苛求起来,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在科技论文写作上达到了应有的水平,但不少学生对我的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是深有体会的。陶先生对我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但也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我已经不会写曾经在大学期间写过的比较活泼的随笔或是比较辛辣的小品文了。
陶先生是怎么教导我的
我听过陶先生的讲课,但陶先生教导我的主要方式是言传身教。他把我推上前线,让我如同在江河中学习游泳般地学习汲取知识和如何利用知识为国家服务。
陶先生曾经担任过校外很多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常常有会议。陶先生总是要我随同前往,他曾把我引荐给建设部的总工程师过祖源先生、给排水设计院的总工王业俊先生、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的总工李远义先生,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时,我努力听,尽量记,不断想,因为虽然陶先生不要求我在会上发言,我也没有发言的余地,但回校途中,陶先生总是要询问我的看法。在我和陶先生毫不拘束的讨论中,我感觉会议还在继续,而我似乎也成为了会议的参加人。
我还没有结束研究生学业时,陶先生已经要求我参与教学和编写教材的工作。除了担任助教工作、批改学生作业和为学生答疑以外,我被要求登台讲几堂课;除了帮助陶先生收集数据、制作图表以外,我又被指定编写教材中的两章。陶先生甚至把我这个小卒的名字与他这位大师的名字并列为他主编的《排水工程》的编者,使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更加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陶先生对我这个学生的关注和爱护,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是他启发我报考研究生,是他点名要我担任他的助手,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以后,又是他关心我、鼓励我去报考出国进修,并且帮助我选择学校,写推荐信。我为自己遇到陶先生和众多好老师而感到幸运,他们就像在不断地为我这只发动机注入燃料,推动我不断向前、向前。
陶先生为人谦和诚恳,说话有理有节,使后辈们在他面前不觉紧张。他知道我的家世后,高兴地说:“原来我们是同乡!而且,在无锡钱、陶是不通婚的,说明我们是同族啊。”我到他家去求教,师母常客气地为我斟茶倒水,有时也要同我谈谈天,使我感觉总是像回家见到父母一样。陶先生对我总是表扬多于批评,即使批评,也是委婉温和地、循循善诱地,使我如沐春风、口服心服。
认识陶先生的35年中,我记忆里的陶先生的所说所作,都是关于教学科研、国家环境保护和市政工程建设方面的,事业是与陶先生的生命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这样的境界使我敬仰,又总觉得自己达不到,因此总鞭策自己要多努力。
敬爱的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有余,他如果能够看到自己一手创建的环境工程系的师生正在为国家分忧解难、转战南北;他如果看到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正在涌现成长;他如果能够看到即将竣工的节能环保楼;他将会多么欣慰。但他如果看到我国大小江河受到的蹂躏,他如果看到仍旧有人违法排污,他如果看到人民健康正受到威胁,他一定也会忧心如焚、四处奔走。
为了使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为了使中国和世界人民世代地在地球上生存,而且生存得更美好,让我们奋斗不息,不辱陶先生的教诲,慰藉九泉之下仍在注视着我们的陶先生。
(选自《陶葆楷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