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陈岱孙师百年诞辰

张尚元(1948)

“敬贺吾师九五华诞，祝愿吾师白寿、百寿、茶寿”。

这是陈岱孙先生95岁寿辰时，许仲钧、陈为汉两位学长和我三人拍给他的贺电。

许、陈二学长和我十分荣幸，由西南联大而清华，整整四年，时刻有机会聆听岱孙先生的亲切教诲。他为我们讲授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思想史等必修课程，又是我们三人毕业论文的导师。

我和许、陈二学长也十分有缘，友谊延续至今半个世纪以上。当年翩翩年少时是经济系同窗诤友，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月缺月圆，到了耄耋之年还有机会不时聚会。相聚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昆明——北京；联大——清华；同学——老师，而谈论最多的老师就是岱孙先生。

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严格的育人态度，高尚的品德情操，永远铭刻我们心中。他是我们崇敬的人物，学习的楷模，也是一生关爱我们的慈祥父执、指引和鼓励我们前进的导师。因此，我们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活到九十九、活到一百、活到一百另八……，于是由我草拟了上述贺电。

今年10月26日是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想的和要想说的实在太多太多了。下面谨写出自己亲历的几则小事，以表对先生无限怀念之情于万一。

先生上课时，认真严肃，几乎是不苟言笑，但有时也十分悠然风趣。我还记得他上财政学第一堂课时的情景。经济系是个大系，财政学在一间大教室里上课，仍然因为人多，相当拥挤熙攘。那天，当他高高的身影在教室门口出现时，课堂立即安静下来。只见他缓步登上讲台，把手中的大皮包放在讲课桌上，即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非常大的英文字：

“Public Finance”（财政学），几乎占了大半个黑板。然后转到桌前，用略带南方口音、清亮的标准普通话，一本正经平缓地说道：“同学们，这堂课是财政学课，”又指指黑板上的英文说：“不是英文课，走错了教室的同学，现在走出去，还来得及。”他话音一落，果然教室里马上劈劈啪啪、踢踢踏踏响起了一阵桌椅挪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真有几个同学低着头、红着脸、夹着笔记本匆匆走了出去。同学们一阵哄笑：陈先生真神，怎么知道会有人走错教室呢先生平推出双手，指尖向下轻轻按了按。霎时，课堂里鸦雀无声，先生开讲了。只听见他不紧不慢、铿锵顿挫的话语，和同学们沙沙沙沙记笔记的声音，和谐地交响着。

先生讲课清楚明白、有条不紊，不说一个字的废话，往往讲到一个段落，正好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的课，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本完整的专著。我一直保留着先生讲授的各门课的笔记，和经他修改过的毕业论文底稿，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红卫兵作为“四旧”毁坏了。现在我只珍藏着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和戴世光先生当年在联大讲授的统计学笔记。

先生衣着整齐修洁，在联大时，常见他穿一件褐黄色呢子西服上装，和一条灰法兰绒西裤。有时右边西服翻领上还插上一朵小花。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同学要结婚了，借来了一套西服。昆明虽是四季如春，但在冬天，西服内还是需要穿件毛线背心之类的。可是他弄不清楚领带该放在西服里面的背心内呢，还是背心外几个同学也莫衷一是，争执不休。于是决定去看看先生的穿着。看见先生的领带是放在背心内的，他才如法炮制，放心大胆地当新郎官去了。可见先生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

先生办事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是出名的。同学们依赖他，爱戴他，也敬畏他。1945年下半年开学时，我迟到了，心里忐忑不安地去找先生签字，以便注册。我走进系办公室时，他正专心致志地在写东西，我怕打扰他，等他放下钢笔抬起头来时，才嚅嚅地解释迟来的原因，听候“发落”。可他摆了摆手，嘴角上掠过一丝笑意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要回北平了，学校提前开学了。”表示不怪我，但又严肃地说：“要复员，好多事要办。下学期明年5月初就结束，上课时间很短，你要赶上去。去注册吧。”同时把签好的选课单推给我。守候在办公室门外为我壮胆的同学们正在担心，看见我兴冲冲地走了出来，大家一齐欢呼起来。

1948年，我们经济系全系在同方部举办了“庆祝陈岱孙先生执教廿周年大会”，派许仲钧学长和我专门负责接待先生。早上当我们去新南院3号他家迎接他时，一向守时的先生已站在门前花圃边等候了。那时，清华园里百花盛开，紫薇紫荆，丁香海棠玉兰，还有从昆明新引种回来的康乃馨等，争奇斗艳，芬芳四溢。周培源先生的三位小千金，踏着三辆单车，叽叽喳喳像欢乐的小鸟一样飞驰而过，高声向先生问好：“MorningDouglas uncle!”先生含笑回应，频频点头招手。开会时间还早，我们陪同先生在花海林荫道上漫步，向同方部会场方向走去，一路随意摆谈。他兴致很高，从身边的花木说起，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从白居易的名诗句“紫薇花对紫薇郎”，《红楼梦》的白海棠，到哈佛校园的紫白丁香，谈到清华的校花、校色、校旗和清华的传统，俨然一位文学素养极高的植物分类学家，也充分表露出对母校一草一木的情深意挚。庆祝会上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多年后他在和我通信中，还谈到这次大会，他深情地写道：“我非常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厚爱。”

先生对同学们更是无比的关怀和爱护?50年代，陈为汉学长与先生同住沙滩中老胡同北大宿舍。宿舍的教职工每几个月要轮值管理宿舍杂务。主管人专门把陈为汉和先生编为一组，说是为了让他很好地照顾老师。陈为汉当时在马恩列斯编译局主译《列宁文选》，相当忙，常早出晚归。结果反而是先生体谅他、“照顾”他，把一切杂务承担了。周末，先生他们常常打桥牌。有时缺一角，他就叫陈为汉顶缺参加。初时同桌的教授们对年轻人的技术颇表怀疑。他风趣地说：“清华毕业的，没有不会打桥牌的。”先生牌艺精湛，技巧娴熟，师生结为Partner,果然胜多败少。

先生执教几十年，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他记忆力特强，相当熟悉他的学生们。1991年，母校80周年大庆时，我陪同从国外回来的1945级毕业的姨姐，专程驱车去北大看他，他已经去校庆会场了。我们来到会场，他正在台上讲话。会完了，同学们簇拥着他走出大礼堂。我们挤进人丛，迎上去向他致意。他微笑说：“你们也来了。”我们忙报上姓名、年级。他点头说：“知道，知道。”同学们陪他坐车回北大去了，姨姐疑惑地问我：“他真的还记得我们”1995年，姨姐又回国参加1945级毕业50周年庆祝活动，几个同学又到北大看他，刚刚自报姓名，他就又说：“知道，知道。”姨姐十分高兴地说：“他真的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学生。”

同学们也永远记得先生，一直把他当成信得过的长辈。在那指向哪里奔向哪里的年代，我被调离经济研究工作岗位。我写信向他倾诉我的苦恼，他立即回信，要我安心工作，并列举联大同学××调到剧团，××调任翻译，都搞得不错。又说院系调整后他到了北大，戴世光先生在人大，朱声绂先生留在清华，他们都可以帮助我。这给予我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1984年夏天，我到北大去看他。那是离校36年后第一次见到先生，他虽已84岁高龄，却精神矍铄，神采依旧，头脑清晰。他很关心我的工作，说搞写作是很好的，他的外甥女唐斯复，人大毕业后在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也搞写作（非常感谢唐斯复女士整理出版先生的著述，让他的道德文章、真知灼见永远流传于世）。西南联大就有好多东西好写。那时候条件差，经费十分拮据，他第一次到重庆，就是代表学校去向教育部要钱。慕名已久的四川名胜古迹峨眉山、杜甫草堂等都没有时间去，就匆忙赶回昆明了。还问我记得不，学校穷得把新校舍许多房屋屋顶的洋铁皮都卖给商人了。但是，联大出了不少人材。临别前，他指着屋角小桌上一本厚厚的八开本大型纪念册，说：“你也写几句话吧。”我翻开一看，琳琅满目，全是各路造访者的题辞，内中不乏外国专家学者留下的各种文字的手迹。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天，先生的影响更加宽广深远了。我只有祝他安康长寿。他还坚持送我到院子门外，他穿着蓝布中山装挥手作别的身影，至今还不时在我脑际重现。

许仲钧学长早年也被调到化工研究部门，用非所学。1983年，许仲钧去看望先生，他刚从香港讲学回来，鼓励许仲钧说：现在要和外国人做生意了，我们也不能再固步自封了。如今许学长已从英、法、俄等文字翻译引进了若干专业资料，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专业论著，还和国外有关权威机构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陈为汉学长在打倒“四人帮”后，到了四川社科院。他遵从先生的建议，仍然主研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了好几本专著。那年陈学长兼任四川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许仲钧学长和我为特约研究员。我们也真想“过一把瘾”，运用岱孙师等先生当年给打的基础，以及这些年自身的体验和学习心得，三人合搞个课题，出点成果，也向多年寄望我们的先生汇报。不幸不久便传来先生去世的噩耗。

老子说：“死而不忘者寿。”

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先生的。先生将永远活在他的学生们的心中，活在千百万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