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铁崖（一九三三）

陈岱孙先生，自从我认识他以后，一直称他为陈先生，他是我最长久的老师。

解放以后，我很幸运有几位健在的老师：张奚若、周鲠生、钱端升和陈岱孙，他们都是我钦佩的老师，对我的成长很有影响。他们都先后逝世，陈先生是最后的一位。

我和陈先生有多层关系。一是同乡。我们都是福州人，他家在螺州，是大家族，我的父亲王寿昌曾经拜他的叔祖父陈宝琛为师，他的堂弟陈秋是我的清华同学，两家来往很多。二是先后同学，陈先生是福州英华鹤龄中学和北平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也曾在英华鹤龄中学上过学，现在还是英华中学同学会的会员，陈先生也是。后来我在清华大学求学并毕业。他和我都是清华同学会的会员。三是同事。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已经54年。陈先生长期在清华大学教书，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后来由该校转来北大，在北大也已很多年了。他属于经济系，我属于法律系，但经常来往。

但是，我和陈先生的关系始终是师生关系。1931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当时陈先生是法学院院长。我考进政治系三年级，由于吴之椿先生已辞去系主任之职，而新主任浦薛凤尚未就职，政治系主任职务由院长代理。按照清华的办法，学生选课必须填好表格，请系主任亲自审查批准。因此1931年8月的某一天，我拿着自己填好的选课表走进陈先生的办公室，向他递交，他看完以后，笑一笑，只说了一句话：“可以啦。”他当然知道我，但就是不多说话。这是70年前的事了，也是陈先生与我建立师生关系的开始。

在我的选课表里，我选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一课，因为我听说这是陈先生讲授得相当出色的一门课程。事实果然如此。他每次总是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手拿着一厚本装订好的讲稿，上课后滔滔不绝地从古代讲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派，他不像有的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脱离讲稿来讲。但是他讲得非常清楚，有条理，简直是出口成章，毫无虚字。把他的讲授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本书。同学们无不称赞他是一位好讲师，对他十分敬佩。可惜的是我的笔记本，事隔多年在变乱中丢失了，但陈先生的讲学内容、讲学作风、讲学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陈先生对学生平易近人，但不苟言笑。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主要是尊敬他。我们一群学生称他为“陈博”，因为他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回国任教，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此外，也因为上他的课或与他接触的学生，感觉到他博学多识。学生们所不能理解的是，像他这样优秀的年轻教授（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尚未结婚。清华当时有“三孙”——叶企孙、陈岱孙、金龙荪（岳霖）都未结婚，人们都为之惋惜。大家特别是希望陈先生能早结良缘，见见陈师母是什么样子。但是此愿终未得偿。

陈先生在讲课之外，很少做公开演讲。1933年，他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回清华后，在清华大礼堂作了一个大报告。他精辟地说明、分析会议的各种情况，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结论部分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会议实际上只是纠缠于次要问题，好像乡村妇人进城，听说大龙虾好吃，进了大饭店点了一盘，出门后朋友问她吃得如何？她说她喜欢吃那旁边的配菜，中间那个大虫我不敢动。听众听了哄堂大笑，然而陈先生只是微笑而已。这种演讲引人入胜，几十年后我还记忆犹新。陈先生生活朴素，下午课余我经常看到他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阅读新来的期刊。我听说他喜欢玩桥牌。在运动场上可以看到他打网球。他个高手长，击球有力，好像是教授们中的一把好手。我离开清华后，很少机会与陈先生接触，直到抗战结束后，由于当时陈体强尚未回校，我在北大任教而在清华兼任一课，但是与陈先生也只是偶然见面。与我接触较多并安排教学的是曾炳钧，他是当时的政治系主任。

直到解放后，陈先生由财经学院转到北大任教时，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他曾经担任经济系主任。我前后任教历史系、法律系，但我常到朗润园和燕东园陈先生住宅拜访他。他总是微笑迎接我，谈论非常愉快。在学校里，他和我常有机会参加同一会议。他有很好的作风，从不迟到早退，在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发言。如遇到冷场，他更打开局面首先发言。他的发言简短而中肯，很多意见为会议参加者所赞同，在这方面陈先生是很有贡献的。

他对于同事关怀备至。我看到他的文集中，有好几篇简短的文章，是为青年教授出版著书写的序，他总是给予很多的鼓励。我记得他对于年轻教授徐毓楠过早逝世深感悲痛，对现在经济学界颇有成就的厉以宁教授赞扬有加，这些都表明他对年轻教授的关怀和鼓励。我和他的家常有来往。他的堂妹陈荷照顾他的生活，而她与我妻子王彩都是北大图书馆的职员，彼此很熟悉。可惜后来陈荷长期得病并早于陈先生逝世，使陈先生最后几年生活孤单，我和我的妻子为之凄然。

陈先生在解放之后几十年里不离国门。他在美国的学生曾几次请他到美国游览，他都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他被政府邀请参加代表团到香港，回来后他对我不提此事，更不描述香港繁荣情况，他只说在香港见到他叔伯弟陈??，颇为难得。

我在1997年离开北京前几个月曾经见到陈先生，看到他身体健康，不像97岁高龄，我想他一定能度过百年，届时我准备回国参加他的庆祝大典，没想到不久他竟病重逝世，我感到无限悲哀。

陈先生逝世三年有余了，我时时想念他，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永远是我敬爱的老师。

王铁崖口述，妻王彩笔录于医院病房

200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