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翁文波院士二三事

虞　昊(1952)

1998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建人叶企孙老师诞辰100周年，笔者应邀参加撰写《叶企孙传》，以纪念这位一代师表。在写“叶企孙与中国的地震事业和地球物理探矿”这一节时，查阅到他的早期弟子、中科院已故院士翁文波的一些情况，很值得作为今天进行改革的借鉴。

清华物理系1934级老学长翁文波，1912年出生于宁波一个革命的家庭，父亲翁厚甫是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曾一度任宁波炮台司令。

翁文波1934年作毕业论文时，叶企孙是他的论文导师，建议他到鹫峰地震台去作有关地震学的论文。鹫峰地震台是中国人创建的第一个研究地震的现代科学基地，建于1929年，台长是叶企孙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弟子李善邦，深得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赞赏，被誉为“中国地震事业之父”。当翁文波赶着背书和行李的小毛驴攀登上山峰，迫不及待地遇见李善邦时，李问他：“你是学物理的，为啥想搞地震研究？”翁认真地说：“地震危及民众，搞地震预测研究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和人民。”他的这一思想正是叶企孙以身作则教育清华物理系学生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清华物理系自1925年创立起形成的一种好传统，就是与旧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彻底决裂，要以科学来振兴中华，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因此叶企孙老师要求学生运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到祖国急需的各个部门去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从此翁文波的一生转到了旧中国尚待开拓的地球物理领域。

1936年翁文波考取了英庚款公费留学名额，去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学，他的目标很明确，探明矿藏是一个国家工业建设的基础和先头部队，落后的旧中国百废待举，这是第一步。三年时间他不仅学习了地质学和物理勘探学，还自己动手研制了一台新型的重力探矿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台仪器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一些石油公司争相高薪聘用这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一概谢绝，而于１９３９年历尽艰辛奔返抗日战火中的祖国。已内迁重庆的当时大后方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物理系聘他为教授，首开地球勘探课程。他一边讲课，一边又到四川巴县石油沟气矿作电测井试验，不仅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科研并举，而且是为祖国的石油探矿多作实际贡献。1940年他又带着自己研制的两种现代化探测仪，同该校老师赵仁寿一起去玉门油矿进行重磁力测量。在那里，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孙建初发现了石油露头，然而探测手段十分原始、落后，这几乎是旧中国探矿的普遍现象。他看到这一现象，更激发了爱国奉献的热情，于1941年毅然决定辞去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职位，告别了心爱的夫婚妻（这时他已经30岁），千里迢迢跑到嘉峪关外荒凉的老君庙，担任既小且落后的玉门油矿的一名普通工程师。在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生活条件可说是大后方最优越的地方，而“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那个沙漠地区，风沙满天，寸草难生，环境之恶劣艰苦，与重庆真有天壤之别。这件事放到今天的社会上来看，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个事实，一个工程师要升高级工程师就够难的了，再升一级到教授级高工，就更难。哪有辞去教授到边远地区当工程师的人呢！可是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确确实实出现在重庆中央大学的一件事实。许多人不理解，探听这个奇闻的原因，翁文波说：“我是学地球物理的，搞的是石油，怎么可以设想永远是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中国当前最缺乏的不是教授，而是石油！”

还有另一件令后人钦佩的事，为了支持丈夫的爱国壮志，翁文波的未婚妻冯平也毅然舍弃重庆的优越生活，乘着牛车，经酒泉“西出阳关无故人”，和翁文波在孙建初的主持下举行简朴的婚礼，安家在戈壁滩上整整六个寒暑。

翁文波正是利用这六年艰辛的实际勘探资料和感性认识，再加上世界各油田的资料，经过理性的探索，写出了《中国石油资源》和《从定碳比看中国石油远景》等引起国际强烈反响的论文，推论东北、华北平原具有含油远景，为发现大庆油田起了很大作用。

叶企孙的弟子群体，已有60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早期弟子如王淦昌、彭桓武、傅承义、王竹溪、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葛庭燧、陈芳允……等等都与翁文波一样，有不少类似的被今人看作“傻事”的言行。为了追求科学事业，为了给祖国作出大贡献，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甚至牺牲了生命，可是他们言行如一，顽强奋斗，不屈不挠，最终都创造出科教兴国的奇迹，后人是决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