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　彦（1945）

戏剧大师、清华老校友曹禺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今年是他的90诞辰，为了怀念这位中国戏剧界泰斗式人物，人们纷纷议论应该如何继承曹禺精神遗产的问题。一时间，似乎又出现了一股小小的“曹禺热”，将他的经典作品又重新搬上了舞台。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与文艺界并不沾边，顶多也不过是个曹禺戏剧的热心观众。今天，在怀念这位大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他的戏，而是他的人。因为，我们之间，曾经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不是一个戏剧大师，而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是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丰富感情的人。

20年前的1980年3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邀请，曹禺在英若诚（著名表演艺术家、也是清华校友）的陪同下访问美国。自从1946年在美讲学以来，这是曹禺在解放以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同时，这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戏剧界的头面人物与美国戏剧界的初次接触，备受关注。当时，敌对了整整30年的中美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我那时正在华盛顿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被派负责对曹禺的访美进行全过程报道。说实在的，我很庆幸得此任务。

对于曹禺访美，美方接待单位十分重视。当时，曹禺已年高70，身体又欠佳。为了保证他在访问期间的健康，美方决定每天的活动“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还有意识地不通知社会名流到机场迎接，事后对他的行踪实行保密，只允许报纸发表消息说：“曹禺住进中城某大酒店，暂不作公开活动。”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证明无效。旧雨新知，都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报纸、杂志、电视记者，更是接踵而至。于是，活动日程不得不一日数改，层层加码，从来也就未能坚持过“六小时制”。早在曹禺来美之前几个月，纽约的戏剧家们就已经筹备演出他的《北京人》和《日出》了。“‘中国热’中又出现了‘曹禺热’”，这是当时美国媒体经常使用的词儿，可见盛况一斑。

在这些访问的日子里，曹禺的足迹出入于百老汇的大剧院和社区里的小剧场，出席大会发表演说，接受著名记者独家采访，和美国同行们展开热烈座谈，到穷演员家亲切访问，我都跟随在侧。我既是随行记者，逐渐又成为曹禺离不开的一个助手，不时受到他的咨询，因而使我有机会对他的为人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出乎我的意外，有如此辉煌成就的戏剧大师，竟如此地平易近人，对谁都是那么虚怀若谷。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纽约百

老汇上演的音乐喜剧《众舞竞技》

(Chorus Line)，是美国当时颇负盛名的一个保留剧目，有歌，有舞，没有对话，但感染力极强。这是个娱乐性节目，但却赋予丰富的社会内容。故事讲的是一个严厉的导演为剧团选雇一批舞蹈演员，他不仅要了解他们的外表和技巧，还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应征的24个演员以各自独特的表演，把自己的家庭、历史 、个性、幻想以及欢乐和苦恼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反映出今天美国青年中存在的各种状况和问题。导演的一句话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被淘汰的当然垂头丧气，剩下的依然战战兢兢。每个人的表演都是依据着严格的台词，但却让观众感到是出自他内心的自白。这固然是由于演技的精湛，但也不能不说这正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据说，这个剧目自1975年首演以来，一直保持长盛不衰，每演必满座。我注意到，曹禺边看，边赞叹，似乎有点着迷，看得出来颇有感触，在思考什么。剧终后，剧院经理悄悄走来传话，说演员们都希望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戏剧大师，不知可否。曹禺听了，毫不犹豫地立即站了起来，主动走向后台，与尚未卸装的演员们热情会见，谁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头面人物。他除了代表中国戏剧界向他们表示热情的祝贺，还对于他们成功的演出作了一个简短而很有分量的评价：“这个戏深刻，它使我思考。”

在访问期间，纽约公演了《北京人》和《日出》，并特别请曹禺去欣赏了他们的演出。这件事，对曹禺触动特别深，引起了他对前后两次访美的强烈对比。1946年他来美国时，他的剧作虽早已出名，但因为他是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天，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深刻地认识到，首先因为他是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以，每当美国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剧本时，他都理直气壮而又深怀激情地对他们说：“《北京人》告诉你，封建主义在中国非崩溃不可；《日出》告诉你，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此路不通’。看了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民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铿锵有力的几句话，一针见血，在美国人面前深刻而又生动地展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也私下多次对我表示，这是他这次美国之行最深的体会。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美国人对中国的事还疑虑重重。曹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究竟有没有创作自由？每遇到这种情况，曹禺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朋友们介绍“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如何黑暗，最近几年来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多么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他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他用事实说明，近三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一百个剧上演或出版，受欢迎的剧本不少出自敢于思考的青年作家。在今天的中国，对作品常有争论，面且争得很厉害。人们之间，经常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他这些话是这样的真诚、坦率，实事求是，没有一句空话、套话。美国人听了，无不心服口服。一个作家甚至对他说：“从你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的变化。”

在和美国戏剧界接触中，曹禺感情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被请去看了很多的美国话剧，惟对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的《劫后余生》(After The Fall)情有独钟。这是这个美国著名剧作家1964年的作品，被认为是他的自传剧，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全剧就是他内心创伤的解剖，令人沮丧、困惑和悲痛的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30年代经济危机中父母反目家庭崩溃；二次大战中德国集中营里的灾难；50年代麦卡锡白色恐怖的迫害；朋友中出现了叛徒；两次婚姻都是悲剧，爱妻甚至精神崩溃吸毒自杀……整个戏用倒插笔手法，时而回忆，时而梦幻，但都由真人体现，十分别致。剧场颇似古罗马的圆形剧场，舞台在中央，观众在四周。演员不仅在台上演，而且出现在观众席的过道台阶上，在观众身边演，由 灯光指挥剧情的发展。曹禺看了戏以后，不仅对戏的本身，而且对演出方式，都大加赞赏。事后，他由此又和阿瑟·密勒深谈过中国戏剧改革的问题，他处处不忘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但是，他的眼睛并不只盯着大作家、大剧院。在华盛顿，他特意访问了“新剧作家剧院”。这是一个靠募捐维持的、只有70个座位的小剧院，其目的是提供条件让新作家的剧本能够得到朗诵、排练以至于演出。在各个阶段都有导演、演员和观众来和作者一起提高和完善作品。就在这个剧院小小的舞台上，我看到，几个美国青年剧作家、导演同曹禺促膝交谈，长达两个小时之久，但彼此都感到犹未尽意。曹禺就是这样对年轻一代寄予深情、寄予希望，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最近，我读到曹禺的夫人李玉茹编辑的曹禺《没有说完的话》一书，我才知道，他还曾经就他1980年访美留下了“旅美日记”。我意外地从中发现，我的名字被多次提到，他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特别是我肯对他坦率地说真话，建议他如何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他在日记里还特别提到我对他的及时提醒：在美国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切不可过分谦虚，因为，一般地说，美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美德，有时很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他认为，这无异于给他雪中送炭，是最真诚的帮助，使他更加意识到在友好往来中如何做到不卑不亢。看来，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已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种子。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曹禺访美后不久，竟亲自提着一个大蛋糕专程去了他素昧平生的我家，看望我的老母、我的爱人和孩子们。他们当然大为惊喜，并且永志不忘。后来，我回国以后，特别是在他长期住在北京医院的时候，我和老伴裴毓荪（清华校友）常去看望他。每次，他总是对我们之间那段难忘的特殊经历，念念不忘，一往情深，使我们深受感动。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没有说完的话》，既不是曹禺的剧本，也不是他的论著，而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说完的话”。它好似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曹禺的内心世界。在他给妻子和女儿以及几位挚友的信件中，在他那些日记、诗歌、杂文和历史回顾里，读者看到的是他对妻女的真情流露，他对一 些社会现实的真实看法，他对自己的无情剖析。他不仅不回避他为人处世的弱点，而且还为之忏悔。

在对往事的回顾中，曹禺经常流露出一种自责和遗憾的情绪。他说：“实际上这一生，我也不过写了十个戏。到今天，我常常有种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少，太少，太少，太少了！对我来说，我应该向我的朋友忏悔，或者向我的读者、向我的演员、向我的观众忏悔。忏悔什么呢？忏悔写得少。这也就是说，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从四十岁以后，就没有怎么好好地利用时间……”

曹禺的第一部成名作《雷雨》是1933年写成的，那时他才23岁，还只是清华大学西 洋文学系的一个学生。据他的回忆，酝酿虽然很久，真正把它写出来，也不过半年。“就在那个旧图书馆一个专门搁许多外国杂志的书桌上，我占了一个位子，占了一把椅子。我在那里闷头日夜地写，我甚至于感觉到写得快得要命……为什么那个时候写戏并不感觉到这么困难，因为大约写戏确实必须有你真正从经历当中感觉出来的东西，没有亲身经历就不可能有这种欲望想写。”的确，他的另三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也都是在他40岁以前写的。因为，只有生活才能带来创作的强烈欲望。在这些剧本里，曹禺都是在描绘那些被扭曲、被压榨得透不过气的人们，让他们能够觉醒，起来反抗，至少决心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追求。他自己也承认：“我诅咒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希望人们得到解脱。我自己也正在苦苦求索，向往着光明的未来。”

但是，很可惜，这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安排，让他去当了“官”，做了大量他并不擅长、但又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把时间都给消耗掉了。尤其是，在战战兢兢经历了文艺界那么多复杂的斗争以后，他也和众多作家一样，有许多话都不能说、不敢说了，以至到头来自己也不想去说了，甚至麻木了。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很少再拿起笔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曾经告诉巴金，他特别欣赏他的《探索集》。他说：“我读到深夜，每篇都说到人的心坎上。他说真话，大家爱听。现在说真话的人较少，谎话连篇，一片胡言的东西较多。我们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不许讲几句良心语言？”在他的诗作中，他还写过这样几句：“如果大家戴盔甲说话，我怎能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火热的心怎敢与我接近。”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怎能期望曹禺继续写出什么传世之作呢？

晚年长期在病中的曹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而感到无比的沉痛。然而，他并没有将责任都推给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环境，而是对自己毫不留情进行了剖析，严厉地责备自己的“不勤奋”。这不能不给人以震撼，不能不让人噙着眼泪向他致敬。他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曹禺，但是，却是一个水晶般的真实的曹禺。

(2000年金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