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常宇:清华精神带我走上人生大舞台

2009-05-22 |

常宇,精仪系1993级本科生、法学院1997级研究生。现任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党委书记。

本次访谈的地点平谷县夏各庄镇党委办公室离清华园可算得上路途遥远,天还朦朦亮,本次校友访谈支队的队员们就已经整装待发了。长途汽车上,手中拿着我们事先搜集的资料,不禁对我们即将采访的校友常宇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我们时不时地翻翻那些纸页,一个人物悄然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

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常宇的夏各庄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简易的排房似乎言说着这里的条件并不优越。走进常宇的办公室,繁多的文件整齐地摆放在书桌上,一面党旗在窗外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鲜艳。常宇看到我们走进来,一下子站起来,热情地和我们握着手,当我们落座的时候才发现,桌上早放好了热腾腾的茶水。

于是,我们的访谈就在这种温馨的气氛里开始了。

梦的开始——从理到文的转折

常宇是清华大学1993级的本科生,起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精密仪器与机械系,当时清华还是偏理工科的学校,人文的气息并不是像如今这么浓厚,而清华对于学位的管理也比现在严格很多,很少有转系的机会。因而经管、人文这样人文气息浓烈的学院成为清华人文气息的一道风景线。随着清华大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步伐,1995年,清华大学法律系复建。法律系的复建在当时的本科生看来是一种机遇,一种挑战,更是对于未来的一次探索,因此法律系在全校的招生一开始就吸引了在校优秀本科生的全面关注,这在后来的班级构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个法律系的班级36名同学,竟然集中了4名成绩优异的学生,还有4位当时院系学生会主席,而其他同学也都是原来院系学生的佼佼者。怪不得常宇在访谈中总是说,他的同学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他的学问、学生工作还有生活都像在汲取着营养,因为身边的人太优秀,彼此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成长。而从小就对社会科学情有独钟的常宇在那一年也申请了转系,“记得当时报名之后,很久没有结果,我心里还真有点没谱儿,就去主楼,对,当时法学院还没有自己的教学楼,记得当时就是在主楼开了一间办公室。”常宇给我们讲起他当年的故事,“当时是李树勤老师出来接待的我,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常宇!’老师说:‘哦,回去吧,(录取的人里面)有你!放心吧!’我这心才一下子踏实了!”就这样常宇如愿地成为法学院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在我们问到法学院对他一生的影响的时候,常宇有些感慨,他说:“来到法学院让我感觉我的梦开始了!”“来到法学院,我突然发现,学文科的人和学理和学工科的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一样,我感觉我追求的东西一下子变得丰富了起来,这种人文学科的熏陶,让我学会全面的看待问题,更学会一种胸襟!”常宇指着墙上“坦荡胸襟”的那几个大字说着。

正是进入法学院,将常宇的视野进一步打开,在他面前的不再是数字和仪器,而是公平与正义,不再是计算和实验,而是价值的衡量和思维的碰撞,他开始思考未来的路该怎样走,怎样过自己的无悔人生。常宇已经悄然间完成了角色转换。

清华9年:母校让我全面的成长

常宇在清华可以算是名人了,在校期间,他是学校的主持人,是《紫荆花开》这部备受瞩目的舞台剧的编剧和男主演,是学校评选出的清华十杰,曾经获得过朗诵比赛的一等奖,在各类期刊上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他撰写的《论重复抵押》还被王利明教授撰写的论文《关于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所引用,在同学中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当我们好奇地问他是如何在这么多事情上面合理分配时间的时候,谦虚的他连连摆手,说这并没有什么,“其实,我只是做一件事都很专注,比如看书,我会从书的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不错过任何一个点,这对于咱们现在的学生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难了,静下心来读书,全神贯注就能有收获。至于那些发表的论文,就是讨论的结果,当时我们的学术氛围很浓,大家总爱谈论一些问题,正是在讨论中形成的思路,帮助我在学术上不断进步。不过当老师们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记得我当时写刑法论文的时候,张明楷老师叫我发表出来,我投了一下结果没有成功,老师说你给我,结果文章面世了。”说到这,常宇的眼里充满了感激,也许他已沉浸在回首岁月的感慨中。

谈到社会工作的意义,常宇感慨颇深,“记得当时很多人质疑,说学生做那么多社会工作有什么用呢?我想说,学校每年投入那么多经费让学生去折腾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在学校给他们搭建起一个锻炼的平台,在大学知识是一方面,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作的能力,在我现在的年纪看来,那个时候的社会工作对我今天的影响很大。”

常宇就是这样专注于他爱的每一件事情,认真而有见地,如今已经成为校友的常宇,在90周年校庆的时候,酝酿了一台大戏——《紫荆花开》。正是这部戏,让常宇踏上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常宇搭建的,为了理想,为了明天。

“我是第二批参加到《紫荆花开》话剧创作及排演活动中来的,忙了一年多吧。在那一年多时间中我们一直在做着一件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群非戏剧专业的大学生,为自己的学校写一部两个多小时的话剧,自己创作、自己排练、自己演出。为了弥补我们在戏剧专业能力上的缺憾,我们在历时十个月的剧本创作中,共查阅了1500万字的文献资料,分析研究了10多部话剧作品,从它们的人物构成、戏剧冲突、矛盾设置各个方面归纳抽取优秀作品的精华,把这些经验与技巧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

清华人的务实精神,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为了写作,他们翻看了一千多万字的书籍,查阅了大量关于原子弹和核试验的资料,采访了三十多位校友。正是这种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这些非专业的创作人员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创作方法,写出了这么一部成功的剧本。演出结束后,这些同学不禁泪流满面,那种感情,没有参与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常宇演说着他在学校的经历的同时,也用一个个故事告诉我们他的成长与他在清华参与的每一项活动,与教导他的每一位老师,与和他讨论的每一位同窗,与这里结下深深情意的一起奋斗过的兄弟姐妹们密不可分。今天的常宇之所以能够在更宽更广的舞台上展现自我,是与清华这个舞台给他的锻炼密不可分的,从小舞台向大舞台的一次次跨越,成就了常宇和无数清华人的人生。

9载光阴:数不清的变化,道不尽的年华

9年的光阴,让常宇见证了清华9载的变迁,也见证了清华法学院的成长。

如今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宽敞的教室,雄厚的师资队伍,资料齐全的法律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为在校学习的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而紫荆公寓的落成也让本科生的住宿条件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而谈到过往的清华时光,常宇不禁感慨万千,“记得我们一开始在法律系上课的时候,还没有明理楼,我们就在三教的一个段里面有几间教室,那时候人也少,所以不觉得条件是差的。”常宇说着,用手摸着脑门,开始回忆,“一开始法学院就是王振民老师(现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于安老师、黄新华老师那么一小批老师,后来陆续又来了崔建远老师、王保树老师、马骏驹老师、高其才老师、高鸿钧老师,学术氛围也一下子浓厚了起来。”

的确,法学院在这复建10几年中,发展迅猛。在香港特区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等的支持下,1999年清华法学院在中国法学院中第一个建设了独立的大楼,并率先为每一位教师配备了独立的办公室。学院有国内最好的法律图书馆、多媒体教室、模拟法庭等教学设施。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目前正在筹划建设法学院的第二栋大楼。

在复建后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法学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是全中国最好的法学教师团体之一。截止2008年,在全体52名全职教师中,教授和副教授达到82%,具有博士学位的占74%,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达80%

2007年开始,清华法学院在本科生中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对于每一位学生,学院规定有一位教师负责进行学习、生活、人生辅导。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学习培养计划。

常宇见证了清华硬件条件一步步地向现代化发展,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时刻明白,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这些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口。“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硬件条件的升级并不是学校改变的主要方面,真正意义重大的是清华开始从一个偏向于理工科性质的学校逐渐地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这样的变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同学们的治学态度、学校的管理方式和机制、学校的氛围都和以前大有不同。当然,这很有可能也是学校的综合性发展带来的成果,毕竟,文理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不同的。法学院的发展是清华建设世界一流综合大学的一次大刀阔斧的尝试吧。”

当谈到清华为什么能够在从理工类大学转向综合性大学的道路上走的如此游刃有余时,常宇的一番话独到而真情流露:“当时清华的几任校长不停地买地,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用,一个大学要那么多地干什么啊,清华的地早够了!可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清华的地为清华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现在明理楼的地是后来并进来的,现在的教室公寓是后来买来的,清华之所以能够想建设文科院系就能够建设得起来,跟地有很大的关系,教学楼需要地,老师的住房需要解决,新的设施需要地。记得当时李树勤老师去各地法学院游说老师加盟咱们清华法学院的时候,提出的待遇就是能解决住房,户口,这在和其他学校竞争师资队伍的时候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常宇看来,正是前辈们呕心沥血的辛苦经营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让清华在今天掌握着别人无法企及的资源。

英伦彼岸的深造——开阔视野的征程

对于清华学子而言,出国留学是给自己“充电”的一次好机会,当时的清华和现在有些不同,现在正在建设综合性的大学,当时更偏向于理工科一些,出国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年轻而有闯劲儿的常宇在结束了清华9年的学业之后,便有幸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了国际经济法的硕士学位。

在那个时候文科生出国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申请全奖出国深造就更加困难了。“当时投了利物浦大学,很快得到了回复,他们说录取我了,可是奖学金没戏。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没钱,没有奖学金我去不了!”常宇耸耸肩风趣地说,“后来这事情就放下了,大概在(02年)6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是香港一个利物浦大学奖学金基金会的,说今年大陆唯一资助的学生就是我,我当时有点惊讶,都有点记不清录取通知书放到哪了,万幸,最后我还是在一堆旧书里找到它了。”常宇的经历似乎有那么点传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的是“机遇来敲门”。利物浦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大学,英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便出自这里,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长官董建华的母校也正是这里。他来到西方社会,用另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发现了很多和国内不一样的东西。

到达英国以后,常宇便一直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他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英国人。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欧洲社会的多元让常宇印象十分深刻。而在欧洲,不同的价值观在一起能够稳定地和谐共处更让常宇觉得这是独特而需要深刻研究的。比如辩论这样一件中国人看来要争出个“对错”的事情,往往在西方却仅仅是各抒己见的方式——辩论的需要产生于价值观的不同,它是一种思想表达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输赢。

常宇说,在国外做研究,会感叹他们的资料齐全和信息化,在我们小小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室里,有着全欧洲每一个月的最新判例和资料,而每一位导师对你的学习都是绝对的负责,“我记得我曾经给我的导师写了很多论文,后来我拿回来的时候,总会发现,通篇都被批改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语法错误,这证明他们从头到尾地认真读过,这让我很是敬佩。”

“英国社会也是这样,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记得我去了不久,就发生他们的司法大臣‘下课’的事件,其实就是司法大臣在酒馆里喝了点酒,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但是他觉得有损政府的形象,就自己辞职了。”

“我想在我的清华精神里突然增添了更多的认真和责任感,可能和在英国的那些经历密不可分。可能这就是一次让清华的精神在我的潜意识里内化的一次过程,也更加深化。”常宇谈到留学经历的同时,总是不忘这对于他自身树立全面的清华精神的重要意义。

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常宇选择了回来,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回到这片生根发芽也将叶落于此的土地。常宇坦言,对于中国之外的土地,只能作一个短暂的停留,永远不会成为归宿,因为根不在那儿,思念不在那儿,灵魂更不在那儿。如果有机会,出国去看看还是很重要的,但于他,仅仅是看看、想想,开开眼界,中国的这片土地,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仍是最舒服的、最能给人归属感、也最能施展拳脚的地方。

社会选择了我们——清华学生的大舞台

用常宇的话说,走出清华的他是告别了《紫荆花开》所代表的学生艺术舞台,转而走上社会这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舞台”,一年的利物浦留学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但在决定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他却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决定。

“记得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过的还不错,当时快毕业的时候也在想,毕了业干点什么呢?正这么想着,一家英国的律所找到我说想让我过去工作,因为他们的很多业务都在中国,我当时很犹豫,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常宇耸了耸肩膀说道,“后来很多人说我傻,‘出国不就是为了在那扎根么?’很多人都这么问,可是我知道,我的人生不在那儿,一个庸庸碌碌的律师也不是我所想要的人生。”

的确,对于很多人而言,在国外扎根成为了梦寐以求的事情,那里有繁华的街市,有优越的条件,甚至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但对于常宇而言,他时刻没有忘记清华,忘记法学院教导他的一切,在面临选择的重要时刻,他做出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国工作,哪怕仅仅从一个小地方做起。

也许很多人此时想起了华罗庚,想起了钱学森,也许你觉得常宇和他们比起来太过平凡,但是正是无数清华人毅然决然选择为祖国贡献毕生的平凡之举,默默地支撑起新一代清华学子的信念。

归国后的常宇很快投入到了基层工作中,先是在山西省商务厅条约法律处工作,之后又出任了陕西省发改委政策与长远规划处处长的职务,后来常宇被调回北京,来到平谷县夏各庄镇出任党委副书记,开始了新的征程。

“一开始进入社会,跟我所想并不太一样,我在山西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给领导起草一些讲话,帮助看一些法律文件,施展抱负的空间很小,这让我一度怀疑我走的这条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常宇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言谈中的自信却告诉我们,那段经历在如今的他看来仅仅是一段磨砺,当我们问他当时的感受时,问他为什么选择走基层工作时,却听到了意外的答案,“随遇而安吧,我当时就这么想,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说我的想法,因为人的一生,我们总觉得是在自己选择什么,但实际上能够自己选择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是时势、社会、生活去选择你,所以我们能做的往往就是在为你提供的平台上做好自己,随遇而安。”

社会就像一个舞台,生活这个导演最初为常宇选择了一个尚没有方向的角色,但之后机遇这个编剧只轻轻一笔,便让常宇的人生轨迹再次改变了。

“后来,我就来到咱们这,夏各庄镇。呵呵,提起为什么来这还真有点故事”常宇拿起水杯,喝了口水,似乎故意保留一点悬念,“当时夏各庄这正在修高速公路,就是你们来的时候走的那条,结果在补偿费的问题上让群众很不满意,这的老百姓就来镇政府这示威,领导基本都被撤了,我们这批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这的。”

看到我们一行人听得起劲,常宇也来了兴致,跟我们聊起了他刚来时候的趣事,“我刚来那会儿,抗议的人还没散,大家都找领导们要个说法,可是不办公不行啊,结果后来证明清华这个词在社会上真管用。”常宇说到这里,脸上满是幸福和自豪,“我当时就说啊,我是清华学法律的,这些事我最明白,你们都听我的,老百姓一听说我是清华学法律的,都不闹了,都听我的。”

常宇与夏各庄人民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下进行的,可能常宇的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围绕着舞台发生的事情,真的像剧中一样跌宕起伏。常宇告诉我们“清华”对于很多社会人而言就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你能帮助他们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自那之后,镇里有人出了什么问题,还经常会说,“走,找那个清华学法律的评评理去。”这让常宇感到了作为一个清华人的责任感,也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清华的每一个学子都该珍视母校带给自己的荣誉和社会对于自己的期望,对于常宇,对于我们,这都是一种挑战,一种鞭策。

常宇说,如今的工作可能在大家看来很平淡,没有什么激情,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沉淀,一种积累,这时,常宇想起了目前炒得很热的大学生村官,他说,大学生毕业之后做村官很好,可以去社会上、去基层多听、多看、多体会,了解表面现象之后的深层含义,了解村官本身可能是不规范的,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可以和社会的前沿接触,为未来积淀,在这里,常宇给我们打了个比方,“社会就像个大舞台,最中走到核心去演戏的,必须要在台下下苦功,而基层工作就是台下的十年功,入主流,上大舞台,需要功底。”

在常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清华人入主社会大舞台的理想与抱负。

结语:社会是属于清华人的舞台

短暂的访谈很快结束了,临走之前,常宇一定要我们去看看他管辖内的一家牛仔裤厂,他说别小看这牛仔裤厂,每年创收的外汇能达到8亿美元,我们看着他孩子般的神色,突然觉得,他是爱这块土地的,亦如他爱他的母校,爱他的家庭,他投身的这份工作早已融入到他的生命,是清华的精神告诉他: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要时刻为祖国着想,为人民着想,在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处处都是人生的大舞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将指引清华人在祖国的大舞台上施展才华,闪耀光芒!

(法学系 61班 高健、王岩、邱灿峰;法62 周青阳、姚平、唐啸、于恬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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