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位于丝绸之路陇右段南线必经之地的炳灵寺石窟，是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窟年代可上溯至西晋初年，现存窟龛216个，有石雕造像近700尊，泥塑造像108尊，石胎泥塑27尊，浮雕佛塔56座，壁画约1000平方米，历经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代，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炳灵寺石窟虽然没有像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那样庞大的规模，但它却是我国石雕艺术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之一，保存有中国石窟最早期、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画和石雕，其内容非常丰富，题材十分广泛，被誉为“石窟的百科全书”，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并称为中国六大石窟，也是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挖掘、考证、研究和推介炳灵寺石窟，应首推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他是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冯国瑞（1901—1963年），字仲翔，甘肃天水市人，青年时酷爱文史，勤读苦研，1926年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得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国学大师的教导，备受诸大师嘉许。解放前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陕西省政府顾问、国文西北师范学校中文系教授等职，解放后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兰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主任等职。

冯国瑞先生博学多才，著述甚丰，在文学、历史、训诂、考古、书法、诗词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研究成果，是享誉陇上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尤其是从20世纪40年代始，他对甘肃石窟艺术的研究、整理和发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甘肃的文明和文化史做出了贡献。

作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国瑞的目光当然不会仅限于天水。早在1941年7月，博学多才的冯国瑞在石印《麦积山石窟志》中就写道：“河州之唐述、时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表达了他探寻炳灵寺石窟的愿望。此后，冯国瑞因工作需要多次到临夏地区考察，每次准备去探访炳灵寺石窟，但因当时“地方不靖”、“住持是藏僧”、“积石黄河皮筏过渡不易”之故，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51年秋天，他在省政府主席邓宝珊、省委副书记孙作宾的大力支持下，参加临夏土改时才抽空对炳灵寺石窟作了首次短暂初步考察。

1951年10月3日早晨，年已半百的冯国瑞与孙作宾副书记一行，从临夏乘车，经北塬到莲花堡（原永靖县城）。到县城后，在永靖中学稍作短暂访问，简单用过午饭后，又马不停蹄地骑马沿黄河南岸的崖谷西行，经唵哥集，过银川河，至炳灵寺的对面——黄河南岸果园魏庄（今积石山县安集乡鲁坪村），乘羊皮筏子过黄河，达黄河北岸，入寺沟峡，仅用半天时间对炳灵寺石窟作了初步考察。

由于石窟雕像和壁画全部位于大寺沟西崖的悬崖绝壁之上，没有栈道可攀，许多高的洞窟他就只好站在沟底通过望远镜瞭望，边看边记录。因时间短促，许多洞窟也没能详细了解、记录，但他却凭着渊博的学识，敏锐地发现这是一处非常有价值而且历史悠久的石窟寺，是先辈们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根据当时所见的石窟现实材料与传闻及炳灵寺近代高僧丹巴赞措的介绍，他以丹巴赞措珍藏的《弥勒炳灵寺圣地图志》为线索，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有关炳灵寺的文献资料，写出了约3万字的著名勘察报告——《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对炳灵寺石窟的营建历史、部分造像题刻和内容作了论述，并对有关炳灵寺与临夏地区的史地关系、文献记载进行了考证，使勘察报告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炳灵寺石窟艺术的专著，奠定了炳灵寺石窟研究的范围。

冯国瑞在《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根据历史文献《法苑珠林》所记，认定炳灵寺石窟创建于西晋泰始初年（武帝司马炎，公元265年左右），这在国内诸石窟中为最早者；根据西秦高僧史迹，提出了麦积山石窟与炳灵寺石窟的关系问题，认为二者之间在“营建上完全相似”；根据崖壁石质和石刻造像，认为炳灵寺石窟的“崖壁石质不亚于龙门伊阙，比敦煌麦积强的多”，“石雕要比洛阳伊阙等都要早些”。根据考证，确定炳灵寺的名称“最早晋初，羌语曰唐述谷，或写作堂术，译义是鬼谷”；“唐时有龙兴寺，宋时灵岩、有炳灵寺，或写丙灵。至元明人，或写冰灵”；“藏语‘十万’曰‘炳’，佛在地区曰‘灵’，炳灵即为十万佛峡之义。”同时，他还提出了测绘平面图，石窟编号，设计搭架，探勘石窟，整理永靖县境的洞窟佛刹等整理炳灵寺石窟的初步意见。尤为可贵的是，他将历史文献中有关炳灵寺的记载全部搜寻于《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随后，资料丰富，论证详尽，学术价值极高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相继在《光明日报》、《甘肃日报》上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之后，冯国瑞又撰写了《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的相关文章，发表在1952年初的《甘肃日报》上。新华社也以《甘肃永靖黄河北岸的山峡中发现古代建筑石窟》为题作了报道，对冯国瑞的初步勘察给予了高度评价，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高度重视，也开了炳灵寺学术研究的先河。从此，炳灵寺石窟也向世人揭起了神秘的面纱。

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三个单位抽调13名专家、学者、技工，组成以赵望云为团长，吴作人、常书鸿为副团长，冯国瑞、段文杰等为团员的“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对炳灵寺石窟作了为期一周的细致全面的勘察和了解：摄影、临摹、测绘、洞窟内容调查等，并首次对石窟下寺区洞窟初步编号，共编124个窟龛。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登上最高的天桥南北洞（即现在的169窟和172窟）。此次调查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曹子元造窟题记（即第126窟上方），初步证实了造窟的确实年代。同时，在第124窟内发现了明代藏文写经29种，内有《造像度经》一种，尤为珍贵。

由冯国瑞等人撰写的《炳灵寺石窟第一次勘察报告》认为，从艺术风格来说，炳灵寺石窟在全国佛教艺术遗迹中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一个，它的价值在于早期魏代造像的纯民族的形式与唐代造像那种刻划入微的高度的写实作风；炳灵寺石窟不但在造像方面保留着优越的特点，就是在壁画方面也可以补充敦煌的不足，丰富了元以后的中国壁画艺术的历史证据。《勘察报告》针对石窟存在的自然风化、人为破坏严重等实际问题，首次提出了保管意见及计划，制定了初步保管措施、保管计划以及交通改善等问题，对此后炳灵寺石窟的研究和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时隔一年之后的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甘肃省炳灵寺石窟图片展览”，展出了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在考察中临摹的绘画和拍摄的照片共173件，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亲自为展览撰写了《炳灵寺石窟概述》，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还将这次勘察成果编印出版了《炳灵寺石窟》一书。同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一期刊登了这次勘察报告、石窟编号及内容、勘察团工作日记和冯国瑞先生撰写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等文章，还刊登了炳灵寺石窟的全景照片和测绘图，揭开了共和国对炳灵寺考察调研的序幕。

1955年5月，永靖县炳灵寺文物保管所成立，对有价值的洞窟一一进行编号，结束了炳灵寺石窟长期无人管理的年代。至此，使这千年石窟和胜境，重照寰宇。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炳灵寺石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4月至5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对炳灵寺石窟进行第二次勘察，第一次登上了最高的169窟，发现了窟内保存众多的西秦时期的造像和壁画，并在第6龛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墨书造像题记，这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的有明确纪年最早的题记，对甘肃甚至内地石窟的排年断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方纪年题记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创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为研究西秦及十六国的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形象的资料，也为全国其它早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尺。同时，在现编第92、93等窟内清理出了400余篇藏文印经、明代木雕和铜铸佛像及西夏文写经残卷等遗物。

西秦建弘元年造像题记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63年8月，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等又调查炳灵寺，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研究，尤其是对洞窟分期断代、造像和壁画内容的考证、炳灵寺历史地理、石刻文字考释等做了很多独到的研究，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炳灵寺石窟的重要性，之后很多学者都对炳灵寺石窟西秦造像和壁画、西秦佛教等做了深入的研究，进展很大，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至今仍未超过冯国瑞先生1951年的初步勘察范围，也未达到《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的整体水平。已故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王亨通先生在《炳灵寺石窟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一文中指出：“这50多年来的研究历程盖未超出冯先生初步勘察时的研究范围，都是循着冯先生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进行的，只不过在他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化、细致化、科学化而已。炳灵寺石窟能有诸多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有目前这样良好的研究现状，冯先生功不可没。”（《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颜廷亮、王亨通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如今的炳灵寺石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河之滨，不仅是人们参观游览的旅游胜地，也是中外从事考古、美术、宗教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罗玉珍）

转自 新华网 2009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