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刘绪贻教授讲述他在武汉解放前的“思想转变”及亲身经历

刘绪贻，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并与人合著多种美国史研究专著，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著作。

96岁的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刘绪贻教授，近日在武汉大学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到逐渐倾向共产党、靠拢共产党的思想转变过程。虽年近期颐，但老人笔耕不辍，每天上网，厚厚一大本口述自传(上卷)也已交出版社。

美国同学讲述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刘绪贻是湖北黄陂人，194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他说，在校时的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从未参加任何组织，“我只想一心一意搞学问，将来当教授。”毕业后，刘绪贻曾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等部门任职，这段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他更加无意仕途，下决心只好好地做学问。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要想好好做学问，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一定要现代化、工业化，要强大起来，要有健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但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来领导中国，中国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大学教师也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做学问的。”刘绪贻说。

　　1943年末，刘绪贻通过国民党教育部自费留学考试。1944年，他以湖北省政府资助的公费生身份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

　　在美期间，有一个美国人让刘绪贻印象特别深刻。他叫马尔科姆·伯森，在芝加哥大学本科学习俄语。他曾以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身份，到中国解放区工作过一段时间，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很多进步的中国朋友。“他告诉我，他在山西认识一位小学校长，是个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人不像我以为的是个争权夺利的人，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与国民党人不一样。”刘绪贻说，“马尔科姆还给我一些中国共产党人的书(如陈伯达的《四大家族》)和中共在香港出版的杂志(如《群众》)看。我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曾追问过他，但他不肯明说。”

　　刘绪贻坦言，这时的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对共产党并不了解，认为“不过也是个争权夺利的组织罢了”，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它是好的”，强烈地期待着它以一种新的健全的政治力量不断壮大，来代替国民党。

过海关时遭国民党工作人员“抢劫”

1946年，是刘绪贻内心斗争非常激烈的一年。这一年，他考虑最多的就是，回国之后究竟走一条什么道路？“我心里想，我从高中起就梦想将来能在一个好大学当教授，现在凭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成绩，这个梦想完全可以成真。”刘绪贻说，“但在腐朽无能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当个大学教授，不过是个花瓶，也不会真有作为。如果共产党真如马尔科姆所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以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那岂非大好事！于是，我开始慢慢地倾向于共产党了。”

　　1947年6月，刘绪贻登上了回国的轮船，“船上我经常在想，要不要跟共产党接触？应该怎么接触？”

　　轮船抵达上海海关时的一桩遭遇，进一步激怒了刘绪贻。当时国民党海关工作人员，对每一位留学回国学生的箱子进行检查时，“说是检查，其实是像土匪一样，把每个人箱子里的东西搜走一些。”刘绪贻特地从美国带给妻子的衣料和尼龙丝袜，也被这些人掠走了不少。

　　“我本来对国民党的印象就不好，这下更坚定了对它的厌恶。”刘绪贻说，回国之后，他不仅从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也想主动去找共产党了。

　　这种思想转变，开始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来到武大后，在经济系担任副教授的刘绪贻，没有采用当时中国的现行社会学教材，而是选择了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导师威廉·奥格本写的教材，因为这本教科书的内容，较易用来阐明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影射并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同时，他还把共产主义学者李达编撰的《社会学大纲》列为必读参考书，因为它的实际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

　　刘绪贻还在当时极受知识分子欢迎的报刊，如上海的《观察》与《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与《大学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论证当时的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彻底的变革”。

　　陌生同事突然上门邀打桥牌

　　由于刘绪贻的教学工作和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对他的关注。

　　1948年暑假，武汉大学工学院讲师蔡心耜，突然陪另两位武大老师到刘绪贻居住的单身宿舍，说要找他打桥牌。“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虽是中学同学，但彼此并不相识，亦素无来往。怎么突然来找我打桥牌呢？”但是，刘绪贻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

　　这次桥牌游戏一直是刘绪贻的不解之谜，直到解放以后才解开。原来，蔡心耜是当时武大教师中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受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之命来做刘绪贻工作的。

　　在解放军即将过江之际，蔡心耜再次找到刘绪贻，亮明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并表示希望刘绪贻参加“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武大分会”，它其实是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在教育战线的外围组织。刘绪贻很高兴地同意了，并立即被任命为新教协武大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刘绪贻加入新教协后，发展了不少新会员，包括唐长孺、吴廷璆、张培刚、韩德培、刘涤源、谭崇台等很多武大著名教授。

　　新教协武大分会教授支部一成立，立即受到中共地下市委重视。一天，蔡心耜将一位西装革履的“张先生”带到刘绪贻家里——这位“张先生”，其实是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组织部部长江浩然。他负责领导教授支部，每周来刘家一次，布置和检查工作。

　　4个多月来，在中共地下武汉市委的领导下，教授支部和其他各种外围组织一样，做了不少工作。

　　害怕被抢，将15块银元埋在丝瓜地里

　　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3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5月15日夜里，也就是武汉解放的前一晚，刘绪贻来到住宅后面的丝瓜园里，将15块银元悄悄挖了个洞藏起来。

　　刘绪贻在武大的月薪为480元，开始时手头较宽裕，生活也过得不错。但后来在国民党统治下，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钱越来越不值钱，刘绪贻只好和大家一样，一发工资就兑换成银元——这15块银元，就是当时家里仅剩的全部积蓄。

　　刘绪贻坦言，这一举动，反映了在武汉“真空”时期，他害怕白崇禧部队撤走后造成武汉社会秩序混乱，担心坏人上门来抢劫的强烈的不安全感。

　　16日，解放军终于进城，当天中午，刘绪贻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当时军队队列严整，穿戴也十分整齐。”刘绪贻说，当时他在珞珈山附近，和闻讯赶来的人们一起，高兴地大声喊着：“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转自 长江商报 20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