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88年5月10日下午，“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在北京病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先生墓碑的碑文。从“桃红色作家”到“文学大师”，理解一位在20世纪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何其艰难。我们不妨聆听沈从文先生长子沈龙朱的私人记忆，从中了解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感受沈从文先生由文学家到文物专家转变的心路历程。

　　父亲“从文”，我和弟弟学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1934年，长子龙朱出生，1937年次子虎雏出生。

　　先有《龙朱》《虎雏》小说，后有我和弟弟。父亲以自己的两篇小说名字为我和弟弟命名，可能希望我们能够从事文史和写作。但我和弟弟都没有“从文”，都学理工科。我1953年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选择医学和美术，后响应组织号召，为了参加国家建设，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弟弟喜欢机械，不听父亲的劝说考高中上清华，而是初中毕业就选择了机械中专，1956年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始工作。

　　《沈从文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沈虎雏报考重工业学校时，沈从文先生有些失落，尽管他已经预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绿魇》中有一段文字描述龙朱、虎雏两兄弟：……今夜里却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同作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传奇故事在年轻生命中已行将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完全实际的事业，这种实际不仅能缚住他们的幻想，还可能引起他们分外的神往倾心！

　　我虽然没有学文，但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父亲教会我们乐观，让我们学会了忘我。父亲为人谦逊，一生随和。虽然见过极其悲惨的景象，但生活态度永远乐观。且对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不受外界影响。可以说是一个随和又“顽固”的人。

　　在昆明，跟着父亲跑警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从文扮成商人，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先生结伴，挤上沦陷后第一列开离北平的火车，几经辗转，到达昆明。1938年11月，沈从文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带着沈龙朱、沈虎雏和沈岳萌、杨蔚（杨振声的女儿）一起，从北平到昆明团聚。1939年4月，由于昆明频频遭到日军空袭，沈家疏散到呈贡。

　　父亲从青岛大学教书时开始，一直在杨振声先生跟前工作。1933年离开青岛大学后，杨振声在北平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父亲也参加教材编写的事。抗战爆发，父亲南下武汉、后又到昆明之初，都是在做教材的事。

　　初到云南时，我们住在昆明北门街一个院子里，集体开伙，同院好像还有邓颖孙先生和张充和等，后来到呈贡也住得不远，杨振声先生的大女儿就是1938年和妈妈、姑姑、我和弟弟一起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海防去昆明的。

　　沈虎雏在《团聚》有这段岁月的描述：全家在昆明团聚时，我俩的变化叫爸爸吃惊：小龙精神特别好，已不必人照料，唯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我俩不顾国难当头，不考虑家中有无稳定收入，身子照样拼命长，胃口特别好。（爸爸写道）：尤以小虎，一天走动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爸爸说：“天上有轰炸机、驱逐机，你是家里的消化机。”

　　在昆明，父亲常带我上街，爱逛古董铺、古董摊，买瓷器、漆盒之类的东西。

　　因为昆明常有日军飞机轰炸，我和弟弟便随母亲住在呈贡龙街乡下。父亲每周都回来住几天，带着我们到乡野里去，捡块小石头，他告诉我们说是块玛瑙；采一个野果，他会说那是酸莓……我偶尔也有机会去昆明看望父亲，也跟着父亲“跑警报”。

　　一次巴金伯伯去昆明看望萧珊，父亲邀他到乡下我家（呈贡龙街子），我们曾同往一个叫乌龙浦的滇池边码头山上看风景，结果日机从头顶飞过去炸昆明，回来时，在我们附近还扔了一个在城里没有脱钩的炸弹，一位农妇被害。

　　父亲自杀,我当时不理解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出现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文章《斥反动文艺》，这使沈从文先生感到极大的震恐，精神陷入极度紊乱中。沈从文于1949年3月6日之后，第一次试图自杀，被家人发现、制止。3月28日，沈从文在极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1948年，解放战争在东北华北取得胜利，傅作义的军队受困于北京，北京成了个孤城。当时在北大教授宿舍的中老胡同的院子里，包括父亲和朱光潜先生，好几家都收到了国民党教育部陈雪屏派人送来的飞机票。但是父亲决定留下来迎接北京的解放。

　　北平面临解放时，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其中有骂父亲的。我想看个究竟，就专门去看了。回来后，我告诉家人：“挺长的，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什么粉红还是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当时我实在不懂原作者郭沫若的权威性，又忽略了那个权威论断：“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他。对于我们家其他成员来说，迎接解放是自然的、兴高采烈的事，是崭新生活的开始。他却陷入诚惶诚恐，老觉得有人在窃听、偷窥、监视他。第一次他打算触电，我把插销拔了，后来一直盯着。第二次他在巨大的恐惧中自戕，幸好在清华读土木系的张中和舅舅来到我家，及时发现，送医院急救。这一次我没有参与急救，因为我在上学。父亲脱险后转到一家精神病院疗养。

　　作为家人的我来说，对父亲也有一个逐渐理解的艰难过程。这里，我想引用母亲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我母亲和父亲从认识到成立家庭，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相处和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尚且存在理解的问题，对我们这下一代人，理解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出版他全集的机会，我们也就不太可能认真去整理他的全部作品和遗留下来的大量书信，就不可能有现在对他的认识和理解。

　　转行成为文物专家

　　1949年8月，沈从文先生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9月8日，沈从文先生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我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惋惜”。

　　全家人都针对他的问题发愁，劝说、辩论实际上使他感觉在家里也是孤独的。

　　幸好在他病后有不少老朋友关心，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已经无法再在北大教书，父亲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

　　我在1949年暑假参加了为青年学生举办的暑期学习团，天天带着小马扎，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去当时北大的民主广场听报告……在开国大典前夕的9月，我被批准入了青年团。凭着最初步的信仰，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除了积极在学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自以为是地在家里要积极支持妈妈帮助爸爸进行思想改造。

　　1949年12月，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有这样几句话写到我：“……一天总有事忙着。提起工作干部，照例充满着尊敬和崇拜，只想学干部忠诚刻苦为人民服务。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

　　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弟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累极了，但很兴奋。上床后，和坐在旁边的父亲讨论问题。父亲在《政治无所不在》中写到这次谈话：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多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这里反映了我们对他的好几种不理解：一是对他的改行去搞文物认为是一种逃避政治的消极表现；二是对他深层次的思索学习不理解，总觉得他太慢。

　　后来，令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他有机会去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了，1950年6月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现在来看父亲的转行：一，他本来就喜欢文物；二，在写作上又有自己的看法，从“思”出发，如果不允许独立思考，他只好不写；三，《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解放前夕给不少作家划线，已把他推到反动之列。

　　许多人都希望他能重新写文学作品（包括毛主席也曾亲口说），他也搜集过大量关于张璋的素材准备下一步创作，但是终于还是没有拿出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来。一是无法用独立思考的方法办事；二是丢不开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而自己又是真正爱好的文物研究。

　　遭遇“思”与“信”的矛盾

　　1956年，沈龙朱上大学三年级时，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1957年的暑假，沈龙朱成了被批判的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沈家被抄家。沈从文先生在单位挨过斗，接受劳动惩罚去打扫厕所。继张兆和下放咸宁之后，1969年11月30日，沈从文也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

　　我被定为“右派分子”，人们总会问是不是与家庭、父亲有关。其实毫无关系。

　　成为右派，原因恐怕还是在我自己。我当时正在做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一切从“信”字出发，党一号召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我当然要带头响应。1958年春天正式带上“右派”那顶帽子，被开除党籍、团籍和校籍，被提前分配到学校的机械厂劳动改造，当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一名学徒工。

　　这事肯定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长时间呆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写信把自己的事逐渐地告诉了父母。我仍然从“信”字出发，相信是我自己有错误，相信劳动可以改造自己，相信自己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还会为革命干一辈子。父亲在这件事上也仍然是从“思”字出发，默默承受着一切，也许他早就估计到我的人生里需要这种重大的挫折。

　　1966年，那场“文革”浩劫对许多家庭都是一场生死的冲击。“反右”中我一点也没有受父亲的牵连，“文革”中，我家却首先受到了我的牵连。我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押解着我，让我带路，到我家抄家，这是第一次。随后，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又陆续清查了七八次。父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留在单位“隔离审查”。家里的三间平房宿舍，被要求让出两间给造反派。放不下的家具只好送人，大量的书籍被查封搬走后，突然又被发还。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堆在院子里。最后，表嫂张梅溪（黄永玉夫人）借来平板三轮，母亲和她一起推出去当废纸卖了。

　　父亲在单位挨过斗，是不是也在脖子上挂过大牌子，是当作“走资派”的陪衬，还是以他为主，他从来都没有说起过。只是很轻松地说，派他打扫女厕所，他是作为被造反派所信任的笑话来谈的。他高血压，常常达到180、200甚至220，带着没有书、没有工作可做的痛苦，熬过了“文革”中的多次冲击。

　　父亲老惦记着中国服饰研究尚未最终完成的任务。他从咸宁写信给当时博物馆的革委会，竟然要求调回来继续工作，在当时，这显得迂腐而可笑，根本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让留在北京的我转信给已进领导层的老同事，要求发还原稿，他好继续做下去，人家回答是：那份原稿还有待批判呢！别人看来，这种回答会是多么沉重的一种打击呀。他经受住了，自己凭记忆在恶劣的条件下动手整理相关的资料卡片。

　　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恐怕都经历过这“思”与“信”的矛盾斗争。巴金先生在晚年写的许多文字，实际也是在反思这些问题。我想说，父亲的 “思”与我的“信”，真实反映在我们家的整个经历里，反映在我们对父亲理解的整个过程中。（沈龙朱 口述 刘宜庆 撰写）

　　摘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