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著名作家冰心说过：“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也是潘光旦的挚友，但在社会学界的知名度比潘光旦大多了。潘光旦是一个被遮蔽的先知，是一名真正的“瘸腿的雅各”，即使找不到最后一匹马，他还是拄着自己的双拐，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自己的调查行脚。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父亲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不仅担任过江苏省资政院议员，还亲自创办过一家洋学堂。他后来外语成绩优秀，在美国受到摩尔根等社会学大师的赏识，有赖于他幼年受洋学堂教育的影响所致。上帝对他的锤炼，不仅仅是让他很早就丧失父亲，变成了一个家境贫寒的穷学生，还让他在16岁时就截肢成为一名真正的残疾人。但这些磨难不仅没有摧垮他，还使他具有超过常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无论遇到任何嘲讽，他都可以坦然含笑面对。在他1922年出国之前，已经达到不用查字典随意阅览英文书的程度，很早就通读过英文原版的霭理士六大册《性心理研究录》。

　　1922～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残疾而自卑或气馁，坚持不懈练习架拐走路，不肯落后，到后来不仅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还经常和朋友一起爬山野游与搞田野调查，连他的女儿都承认他们在活动中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残疾人。

　　回国后他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图书馆的馆长，培养了一系列的社会学优秀人才；翻译和出版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一系列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十四卷的包罗万象的《潘光旦全集》证明了他的执着和价值，无论是《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还是《优生与抗战》、《优生原理》、《湘西北的“士家”与古代的巴人》，无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尤其是《自由之路》和《人文史观》两部小品集，堪称中国启蒙的经典之作。即使是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仍然没有停止写作和思想。正如他在《自由之路》一文中所言：“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作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冰心说过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据朋友和家人回忆，潘光旦一生只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按照父亲的遗愿，克服重重困难，供潘光旦继续学习。母亲的死使潘光旦悲痛不已，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还有一次是1958年他的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嚎啕大哭。他表达感情与别人不同，哭过后可以马上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他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之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点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的一间小披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入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之后，由于腿疾，虽然没有让他和费孝通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的小板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身体渐渐出现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督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要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他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她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医生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嚷大叫，使劲摇动病床。

　　潘光旦让叶笃义告诉费孝通，让她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任的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允许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贺雄飞）

转自 温州晚报 2009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