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大学6年，一汽4年，二汽28年，康明斯（中国）12年，闵佟为《汽车商业评论》讲述的经历就是中国汽车发动机历史的重要注脚

编者按：你正在读的这部分文字是我第二次执笔写成的。事情的起因在于被采访者闵佟写给我的一封邮件：“葛帮宁同志，‘编者按’中把我与 林慰梓 博士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他比之于我，乃天上地下，最好全部删除。”闵老在信中写道：“此段文字不属于我口述范围，不便删改，但我强烈要求您做修改。望能理解并予采纳。”

   事实上，早在2008年年底，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寻找一位汽车零部件领域的老人家讲述历史。这种想法与关注该领域的同事刘杨不谋而合。多次商议之下，我们把目光瞄准本土化做得最好的跨国零部件企业之一康明斯(中国)。

   在网上海量浏览康明斯的相关资料后，我们最初选择的对象是林慰梓博士。在世界内燃机权威领域，林博士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留校任教3年后，到英国CAV公司主持内燃机燃烧研究组，为King’sCollege开设内燃机硕士研究班。51岁时他正式加盟康明斯集团，担任研发工程高级技术指导，5年后升任康明斯副总裁。又9年后，他第一次从康明斯退休，但继续做顾问，1990年，73岁的他第二次从顾问职位上退休。

   但在联系采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林博士在美国，一是采访不方便，二是他已经90多岁，身体状况不太理想，无法长时间交流。如果说问题一可以通过现今发达的通讯设备和视频设施来解决的话，那问题二就成为采访中的最大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明斯(中国)推荐我们采访其顾问闵佟博士。闵1940年生于成都，在天津上高中时就立下志向：将来上大学一定要学汽车，学发动机。1957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并如愿以偿进入汽车专业。

  1995年，55岁的闵佟为提拔年轻人，以提前退休的名义自愿辞去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一职。他之前的履历是一汽4年，二汽28年。正准备在东亚大发展的康明斯听到他退休的消息后，邀请他出任康明斯东亚区工程技术总监。2008年5月，闵佟的新身份变为康明斯新兴市场部技术总顾问。

   2009年年初，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28层的康明斯(中国)办公室里，闵佟为《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了他的发动机历史。

   1940年1月，我出生在成都郊区，七八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在重庆待了两年，后又回到成都。1952年到天津上学，2年后考入天津一中。我对汽车和发动机的热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高二时，我们有门课外课，叫热机课，我特别感兴趣。不久，又有机会接触学校惟一一辆教学用的破旧小轿车，好像是英国奥斯汀，把它拆开看。那时我就有一个志向，将来上大学一定要学汽车，学发动机。

   高考填志愿，我选的学校全都跟汽车和发动机沾边：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还有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等(吉林工业大学的前身)。1957年我考上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那时还不是按专业报，而是按系报。

   动力机械系分三个专业：热力发电、汽车拖拉机及其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前者招3个班，后两者各招1个班。进校后，学校给大家分配专业，先让我们填第一志愿，然后写上“服从分配”，我首选汽车专业。

   刚去时，清华大学实行五年制，读了一年后，学校改为六年制。我本来是1962年7月毕业，这样就推迟了半年。前三年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年级才接触到专业课，如汽车理论、汽车设计、发动机原理、发动机设计等。

 尽管汽车拖拉机都学了，但我心里在意的还是发动机。有意思的是，老师似乎一直知道我的兴趣所在。1962年下半年做毕业设计，发动机教研室主任程宏教授指导我们去解决天津动力机厂的问题——这个厂从苏联引进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曲轴轴颈偏磨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发动机的具体问题。同班同学李德宽(后为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所长)、罗述健(后为上海柴油机厂高工)和我到天津了解生产过程、装机和使用情况，然后做分析。设计花了3个多月。

   李和罗负责动力计算，结果是油磨厚度不够，强度不够；我负责了解使用情况，发现滤清器不能很好地把机油里的脏东西过滤出来，两者加到一起，造成了磨损。

   毕业设计后在工厂做答辩，工厂设计科技术人员都在。我讲了发现的问题，并建议他们从两方面进行改进：一是更换滤清器，二是改变曲轴上面的钻孔位置及角度。

   后来我才知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答辩完后，就有技术人员对我说：“我们也提过这些问题，但领导听不进去，说了也没用。”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长春一汽，学校教研组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天津动力机厂准备采纳我们的设计，问我是否同意提供，但他们具体改进了没有，改了多少，改进得是否成功，我就不太清楚了。

之所以提这一段，因为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发动机不管设计得多好，如果在使用中不注意，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再加上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就可能造成产品损害。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喜欢通过试验和调查来分析原因，这就属于试验研究范畴。

设计和试验，谁指导谁

   在一汽，我被分到产品设计处的发动机科。这个科分为设计组和试验室，我要求去试验室——我在一汽、二汽以及退休后在康明斯的工作内容，大都跟试验开发有关。

   我在一汽工作了4年多，这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先说第一件。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非常不利。一汽技术员要想改进产品非常困难：不是不知道怎么改，也不是改不了，从技术上都能找到方法，关键就是受体制所限。

   最初一汽生产从苏联引进的老解放牌卡车，我们从1956年开始生产，此后30年产品变化不大。产品拿到中国后，我们都知道它的三大问题：驾驶室闷热，转向沉重，水箱容易开锅。

   前两个问题属于车身和底盘的范围，我们对水箱开锅问题很重视。做过很多试验，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也知道怎么改，但生产上就是无法实现。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曾看过陈祖涛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总工程师，他的权力是什么？连建个厕所都无权批准，还得由计委批准。

   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它不听市场的，也不听用户的，它关心的是国家计划。当时一汽有个负责整车成品车发送的发送场，被称为“国库”——车子从装配线出来，开到国库就算交给国家了，后边就是国家的事了，由物资局统一分配。

   这让我们这些搞产品开发的人感觉很窝囊。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去了解情况，去改进问题，去做试验，但都没用！国家不批准你改，一改就要换设备，换设备就可能重新建设厂房或者更改工装，这就需要投资，投资企业又没钱，要申请国家批准，而国家那么多新项目，哪顾得这么多，你这个老企业就这么干着吧。

 所以后来我选择去二汽，我觉得老是这样，没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二汽是个新厂，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第二件事，跟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也有关系，我感到我们的试验手段很落后，发动机的试验、测试和开发能力很差。我们的发动机试验室就3个试验台，后来又增加了1个，但总共也才4个，只能用于配合现生产，没有能力搞开发。

   当时设计处一直有个争论：到底是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搞设计的人说，试验要为设计服务，我设计出来后，你给我验证。而试验的人说，你凭什么设计，应该是根据我试验的结果，我发现哪里不好，改进后，你再去设计，再去改。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很多事情都谈不拢。我那时年轻，23岁，容易激动。我说，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都没有实践，怎么检验？所以我也主张试验指导设计。

   但实际上我们指导不了。为什么？比如我们分析试验结果，却发现数据并不准：你要是做点误差分析，一算，数据误差还很大。

   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到了二汽后，曾公开讲过我的观点。我说，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这个争论本身没有意义，原因是我们的设计缺乏试验数据作基础，我们的试验数据本身就不精确，试验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所以谁也指导不了谁。

   试验数据不准，原因有多方面。比如试验室振动，测量仪表都在试验台架上，做试验时都在晃，读数读不准。同时，用来测扭距的测功机都是水力测功机，本身稳定性就差，指针摆在当中你可以说是3，也可以说是2.5或者3.5，这完全取决于测试人员。

   还有如测油耗，拿个秒表，天平一边装柴油油杯，一边是砝码，天平一过去，啪！技术人员开始计时，然后拿掉砝码，等到这部分油烧完，天平回过来时，再按一下秒表。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但精确度很差，除去秒表自身精度外，还有人的因素，反应快的可能按得快，反之就慢，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这次快下次慢，所以得出来的数据没法说有多准确。

   但我想明白了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测试技术，建造好的试验室。

  到二汽去

   在一汽还有个小插曲。1965年的一天，时任一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孟少农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那时是个小兵，不知道他怎么想到我的。他问我：“你觉得我们的试验室怎样？”

   “很不好，有很多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那好，你去建个试验室，建个你认为好的试验室。”

   他手里大概有两万块钱还是四万块，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就去策划这个事。

   因为不懂试验室怎么盖，我先去基建处，向他们请教如何设计，要多宽多高，再按照这两年来我对发动机试验室的一些体会，花了两三个月业余时间，做出了设计图。

   拿到孟总那里一看，他说：“你这个预算超过了我的权力范围，不行，你再想想办法，再节约一点。”

 我回去改了一通，这样来回了好几次，最后也没搞成，主要是钱不够。孟总两手一摊：“哎呀，不行了，钱也不够了，你就算是锻炼锻炼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我调到二汽，第一个任务就是搞个像样的发动机试验室。

   1967年国家决定由中国人自己建设二汽，从一汽设计处和长春汽车研究所各抽调70人，从南京汽车厂抽调10人，由这150人组成二汽产品设计处。我自愿申请去二汽。

   起初我们都集中在一汽设计处借给我们的一些办公室里上班。1968年年底我们到十堰，开始很苦，我记得有句话：“十堰这个地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说得有点夸张。十堰在山区，没有铁，汽车制造需要的钢铁全都要运进来；没有木头没有树，我们刚去时整个山都是秃的，连像样的草都没有，老百姓没有柴烧，就砍柴拔草，都烧光了。你现在去十堰，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是我们去了后植树造林一年年种起来的。

   十堰缺水，因为是山区，一下大雨就发大水，雨一过什么水都没有，连沟都干了。当地老百姓不会种菜，就在山坡上种点苞米凑和着吃，最初的一两年，连咸菜都是开车从武汉、襄樊等地运过来。蔬菜就不用想了，偶尔拉点回来吃不了两天就没了。住也没地方住，刚开始很多人就住在老乡的猪圈旁，住芦蓆棚，住“干打垒”，现在想起来还很有意思。

   我在二汽干了28年，可以说，我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去二汽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从长春去十堰就是搞斗批改，然后去襄樊农场接受改造，所以我在二汽的经历还包括2年放羊经历。

   去农场报到时，刚过完春节，地上长出了些新草，被关了一冬的羊放出来后撒丫子乱跑，放羊的是二汽劳资处处长，50多岁，我看他追着费劲，就摞下东西帮他追。追回来后，他就向连部要求，把我要过去了。

   说实话，我有些担心。因为我有关节炎，严重时疼得下不了床。要是放羊时病犯了咋办？没想到，2年放羊还真把这个病给治好了。我还发现了一个放羊的好处，就是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一大早，我得把羊赶出去，中午赶回来，吃饭后睡一觉，下午三四点再把羊赶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外面时，就带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开始学英语。

这样也有风险。当时还有位放牛的同志，他也拿一本英文版《毛泽东语录》看，结果被发现了，抓起来开批判会，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我很小心，把羊赶到很远的地方去，我的英语就是这样捡起来的。

感谢陈祖涛

   1972年我们被召回二汽，我回到试验室。由于有在一汽搞试验室的经历，我成了二汽发动机试验室筹建组组长。为做这个事，从1973年开始，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对全国十来个发动机试验室进行调查。

   这里我得重点提重庆汽车发动机厂，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康明斯，这个厂于1965年引进法国贝蒂埃发动机技术，参照贝蒂埃标准建了发动机试验室，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试验室。这个厂在重庆歌乐山下，所以我是“三上歌乐山”取经。重庆发动机厂负责筹建这个实验室的罗新民工程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把建试验室的所有资料，以及他的所感所想都无私提供给我。

   回到十堰后，由武汉中南设计院做建筑设计，我作为甲方负责提供工艺资料。这时我遇到了问题：原先的项目建议是我之前的人提的，由于历史原因所提面积小，投资也少。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去找时任二汽产品设计处处长王汝湜和副处长张曰骞，想请他们想办法再增加一些面积和投资。

   当时管发动机的产品处副处长张曰骞，他是我清华的学长。在一汽时，他曾担任过发动机科长，是我的老领导。他觉得我讲得有道理，但也没办法，他也没权。最后他帮我出主意，他说：“我带你去找一个人，看他能不能帮你。”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祖涛。他当时是二汽总工程师，刚“解放”回来。说实话，我非常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可能也做不成这个事。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客套话也没说，他就直奔主题：“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看了原来的预算，觉得面积和投资都不够。”

   “不够，你要多少？”

   他猛地这么一问，倒在我意料之外。我也不敢多要，一鼓劲，就把面积和投资都增加一倍，准备让他往下砍，没想到他说：“你先回去，先不管原来的预算，你就按照你认为要把发动机试验室搞成什么样，重新做个项目方案，一个礼拜后，我到发动机厂来听你汇报。”

   就像见到了救星似的，回去后我重新做设计，超出了原来的三倍面积。他来发动机厂看后就问：“你觉得你思想解放了吗？”

   “还没有完全解放。”我说，实在解放不了了——那么多年被禁锢在一个地方。

   “太多了我也拿不出来，就按你这个方案办吧。”陈祖涛当即拍板。原来陈总早有建一个好的发动机试验室的想法，正愁没人干，我的要求正与他的思路合拍。

   建好的试验室可以说是那时全国最好的试验室，在相当长时间里，它是二汽的一个“景点”：中央领导或者其他单位领导人到二汽参观，每次必看试验室，我也为此当过好多次“导游”。

   试验室创造了国内几个第一：如模拟高原条件试验和整车冷启动试验。二汽搞军车，很重要的一点：发动机能在低温下启动。以前这个工作要在每年三九四九时把车开到黑河那些最冷的地方，需等车子冻透，在凌晨三四点起来发动，如果今年没达到要求，那就得等第二年再来，到时还能不能冷到这个温度谁也不知道，而发动机有没有改进也试不出来。

   我记得当时写过报告，做这个试验，一次花费约30万元，那时的30万元可是个大数字。而建试验室土建需30万元，购买设备需30万元，做两次试验就能把投资全部收回来。这是中国汽车行业里可以做整车试验的第一个低温试验室。

   我们还搞了同位素试验室，在机油里加同位素，当发动机运转时随时检测机油放射量，从而测试活塞环、缸筒的内部磨损情况。可惜，试验室虽建起来了，但由于同位素来源有些问题，这个试验室并没有完全用上。

我们还建了个噪声试验室，也叫消声室。这个房子用几十个弹簧与地面隔离，室内五面墙上都是 一米 多长的尖劈，发动机和测量的麦克风在中间，测功机在另一个房间。发动机运转时，到达墙面的声音被尖劈吸收，几乎没有反射。这样测出来的噪声很真实，这也是当时其他汽车企业没有的。

1979年，在这些试验室基础上，我们又与武汉自动化研究所合作搞了个发动机自动化试验系统，由计算机控制，这在当时行业内也是首家。虽然由于当时计算机和其他外设可靠性不高，这个系统有不少问题，但它却是我国发动机试验技术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再后来，二汽又建了两个试验室，都建得比这个更好，但都不是我具体负责，我变成了指导。

   东风在发动机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其先进的测试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结缘康明斯

   1984年我考上国家教委派到美国的访问学者，实际是1982年考的，考上后本可以立即去，但我不想去学校，而想去个企业，尤其是发动机公司。但在那时，访问学者到学校容易，要到企业就很难，因为门路少，一般公司也不接收。我本来是要去通用，这中间有个牵线人，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秘书长吴正若，1983年他通过美国汽车工程学会帮我联系了通用汽车公司，通用发来邀请函，眼看就要办签证。恰在这时，中国重汽跟奥地利斯太尔签约，要引进斯太尔系列车型，通用一看很生气：既然找斯太尔，那你们就去斯太尔好了，就把我的事情抹掉了。

   怎么去了康明斯？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这就要谈到二汽和康明斯的故事。

   二汽想引进计算机管理技术，找到了IBM。IBM到二汽做讲座时，邀请二汽派高级代表团去访问他们的客户,看他们是怎么用的，效果如何。据说，这次考察包括黄正夏、李惠民、李荫寰等总厂领导。

   李荫寰是二汽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我跟他很熟，他也是我的老学长。筹建试验室时，二汽组织结构中曾有个试验大组，他是大组长，我是大组中发动机试验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有段时间他靠边站，我代理大组组长，但很多事情我都去找他。

   李告诉我，他们要去IBM的客户康明斯考察，他让我把个人资料给他，他带到美国去看有无机会。到康明斯后，康明斯给二汽代表团介绍了正在开发的B、C系列发动机。巧合的是，二汽当时正在寻找好发动机，看了B、C系列后，非常感兴趣。回来一研究，决定再派个小组去实地考察。这就是二汽和康明斯合作的开始。

   另外一个人就是林慰梓博士。访问期间，李荫寰见到曾任康明斯副总裁的林慰梓，林是孟少农的同学，李荫寰把我的资料递给他，问：“我们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国家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做访问学者，你们康明斯能不能接收？”

   在这之前，康明斯只接收过一个访问学者。林慰梓就向总部提出要求，接收访问学者还要到美国政府去申请IAP66表，凭表才能办签证。IAP66表申请下来后，1984年我正要动身去美国，二汽的3人考察小组(徐永亮、陈万兴、张效工)也要去康明斯。李荫寰就把我们4人找来，让我先参加小组工作，去康明斯考察两款发动机。

   我跟考察小组分头行动。他们先走，我通过教委系统，先到纽约领事馆教育处报到，然后去康明斯。我到时，他们3人已经等了我两天。

我们是二汽的第一个考察组。康明斯先做介绍，让我们看发动机，他们对我们很开放，连图纸和标准都拿给我们看。我们在那里工作了3个星期，结束时我们4人一致认为这正是二汽需要的发动机。

二汽和康明斯最初是想搞合资，同时引进B、C系列发动机，但到后来改变了。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们一无合资经验，二因国家投资有问题，最后就从合资变成了技术引进，从B、C两系列同时引进变成了先引进B系列。

   我是在双方讨论合资引进B、C系列的背景下去的康明斯，在C系列性能开发组干了一年半。这段时间，一方面，我对康明斯产品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产品信心很足。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点时间要学到的具体技术很有限，即使是学了点技术，回来后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个人干。所以我更多的是学习康明斯怎么工作，流程如何，其各部门之间、各人员之间如何配合，其开发方式和开发思路如何等。回国后有10年时间我负责二汽产品开发，其中很多思路就是这时学到的，或者受启发于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

康明斯C系列性能开发组共有6人，中国人就我一个。组长是英国人，叫NigelF.Gale，现任美国西南研究院副总裁。我去时，林慰梓已经退休，由于他掌握了康明斯的大量开发机密，康明斯不希望他再去其他任何公司工作，就请他做顾问。所以他1979年退休后，又做了8年还是10年的顾问，才再次退休。

B系列发动机，行还是不行

   我本来要到1986年3月底才回国，但刚去一年，也就是1985年年初他们就写信问我，能不能提前回国。我当然不愿意，因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话说回来，我还真差点去不了美国。考访问学者时，一机部开设出国预备班进修英语，我也想去，但二汽说，你不用去进修，到时候去考试，考上了就去。

   这倒可以理解，因为二汽的确需要人干活。我考上访问学者后，还有领导曾动员我不要去，但我没答应。这次他们又让我提前回国，我就跟他们协商，最终争取到在康明斯待一年半，1985年11月回国。

   这期间，二汽正跟康明斯谈B系列合作。临回国时，二汽一个代表团来康明斯，团长是二汽副总工程师徐政润，他是二汽在双方合作中的主谈判人，现已去世。他就再三叮嘱我，回到北京后，马上给陈清泰(时任二汽厂长)打电话，一定要一到北京就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想回北京后，先去天津看母亲，再去成都看父亲，结果哪都没去成。陈清泰跟我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接到电话后就说：“你先在北京等我，我马上就到北京，我们俩见个面你再走。”

   其实见面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康明斯B系列发动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我就把在康明斯了解到的情况对他作了汇报。“我跟你拍胸脯，这个发动机绝对没问题，是个非常好的发动机。”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说。

   什么原因呢？二汽跟康明斯签订合作协议是1986年底，从1985年起做引进前的评价。为了客观公正，二汽从康明斯购买了30多台发动机做试验，本来康明斯要免费送，但二汽没要。我回来前，有两台装在二汽五吨车140上，请运输公司在襄樊和昆明做试验。结果跑了两万多公里，发动机就冒黑烟，没劲，上坡上不去，早上启动不了。

跑试验的师傅是湖北省劳模，也是二汽的忠实支持者，他就说，“引进康明斯发动机之日，就是二汽倒霉之时。”你想想，他这么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发动机做了这样的评价，这发动机还能用吗？

厂里反响也强烈，大家又提心又害怕。因为军车就怕可靠性和耐久性有问题，当时国家明确二汽只能从B和C系列中引进一个产品，二汽选择了B系列，如果B系列出了问题，那跟谁都没法交代，所以二汽领导的压力非常大。

   那时中美间还不大了解，有不少猜忌，不敢直接打电话给我，怕访问学者的电话被监听，也不敢写信，怕被查封，于是就想让我回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但要解决二汽人的疑惑，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回到二汽时，我的职务是技术中心汽车设计试验室副主任，主管发动机，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对康明斯B系列发动机做引进前的技术评价。我记得当时很多人跑来跟我反映发现的问题。我说，我亲眼看到这个发动机在美国跑了50万英里(80万公里)后拆检的零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零件，就凭这一点，我信得过这个发动机。

   “那怎么解释试验中出现的问题？”他们问。

   我说：“别着急，我们来找原因吧。”

   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把发动机拿下来到试验台上测试，130马力的功率变成了90马力。一测缸压，气缸压力很低。一拆开发动机，简直不能看：缸筒磨出了台阶，凸轮桃尖磨掉了2毫米，挺杆磨成了凹面，活塞环断成了五节……

  最大的失误

   很多人都认为，康明斯发动机还不如二汽汽油机呢。我也很矛盾，因为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我们就请康明斯派人过来。康明斯派来了德国裔美国人黑格先生，他是B、C系列发动机设计阶段的设计科长和开发阶段的试验室主任，对发动机了如指掌。我在美国时跟他打过交道，相互很熟。

   他一到十堰，我就组织了发动机的设计人员和试验人员近20人开会。说实话，我们准备声讨他。我们先讲情况，讲了一大堆，有的人发言相当激烈，但他从不反驳，一直面带微笑听着，间或插一句，“Yes！Yes；Ok！Ok！”

   听完发言，他问：“我能不能看看发动机？”

   我们早有准备，带他到试验室，，指给他看拆开的发动机：“这就是你们的发动机！”还叫他摸摸缸筒，说都有台阶了。

   他对我们讲的都认可，他别的什么都不看，径直走到发动机进气管处(康明斯最早B系列发动机进气管上有个盖板)说：“请把盖板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灰和土。他用手一摸，摸出了一大层土。他说：“OK，明白了。”

   我顿时满脸通红，搞发动机这么多年，却没去看进气系统，这是我最大的失误。回到会议室，他跟我们讲：人需要好环境，空气不好，人就会生病，发动机也一样，也需要一个好环境。进气系统出了问题，这些灰尘进到发动机里，不磨损那才奇怪呢。

   他讲的道理，当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因为二汽汽油机也进土进灰尘，但没磨得这么厉害。他又做了些解释，发动机强化后，受力件受力大，摩擦就大，有脏东西的话，磨损会更大。

之后，我组织技术部门开会。我说，咱们也别争论了，不管怎么说，黑格给我们指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至于为什么磨得这么严重，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我当时做了个决定：换台新发动机，先在试验室做磨合，把功率、扭矩和油耗测量好，还是装到这辆车上，还是用这个运输公司，还是由这个师傅开，但有几个条件：一是机油要按规定更换，他开了2万多公里都没换过机油；二是机油滤清器、燃油滤清器要按时更换；三是如果进气系统出现损害或者漏气，立刻停车通知我们，由我们处理。我们把这些都准备好，让师傅严格按照规定做。

   你猜怎么着？到我离开二汽时，这个车跑了28万公里还没动过扳手，惟一动扳手的就是我们要求每过3000公里，把油底壳上的放油螺塞拧开，放点机油出来做化验。试验证明，发动机和动力系统都非常好。我找那个劳模司机谈过一次话，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得很，这个发动机算是引进对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件事再次证明了应用工程的重要性。刚处理完襄樊这边，昆明那边又告急，说发动机不行了。这次我连看都没看，直接说，换，换掉就好了。

为尽快统一思想，我们决定装上空气滤清器，先做6BT增压发动机全速全负荷1000小时试验。这种试验以前我们也做过，但没有一个汽油机能顺顺当当地做完，全下来至少需要3个多月。做康明期发动机试验时，每天运转20小时，大概用了50多天，到1986年九十月份就顺利做完了。拆开发动机，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发动机就像新的一样，甚至缸筒上的珩磨纹都清晰可见，测量其尺寸都还在公差范围内。然后，我们开展览会，把做完试验的零件都摆出来，邀请二汽各个部门领导参观。

变通的货源鉴定

   1986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大概是三四月份，我带上车型室主任黄松(我离开二汽时，他接替我的工作)和搞发动机系统的汪衡量又去了美国。那时二汽已决定引进日产柴驾驶室、变速箱、前后桥，康明斯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在美国购买了这个型号的日产柴整车，换上康明斯6BT发动机做试验，从而解决了发动机和二汽将要引进的其他总成之间的动力性经济性匹配问题。

   在中国汽车的引进项目中，我认为B系列发动机是那个时期做得最好的一个。客观来讲，康明斯对二汽的帮助很大：比如在整车匹配和应用工程方面，二汽每开发一个车型，把发动机装上车后，康明斯都会派人过来，跟二汽一起做应用工程测试。

   另外，在发动机国产化过程中，康明斯也起了重要作用。康明斯对装发动机的零件有一整套标准，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货源鉴定：零件不管由谁做，包括康明斯自己做，都要经过货源鉴定。鉴定包括很多方面：如了解设计、生产情况、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样品检测，以及台架和热机试验等。

   康明斯会在批量样品中抽查零件，有的放在台架上做试验，有的在发动机上做热机试验。比如缸体，就要做2000小时热机试验，而且不是做一个，要做三个，通过试验的零件才能装到康明斯发动机上。开始还不能全装，只能装一部分，然后再用，在用的过程中再看有无其他问题，没问题就再增加，最后证明都没问题了，才可以全装。通过鉴定后若改换供应商或者供应商变更材料或生产工艺，还必须重新按照程序重做货源鉴定。

如果完全照此办理，B系列发动机投产后，其质量水平比国内其他发动机提高就不只是一个等级。但当时的中国跟美国相比，一个较大的差别是，美国是供应商求着你，而中国是我们求着供应商。我们要求供应商按标准做，试验不过关还要重做，这样矛盾就来了：人家干吗给你做？你的需求量不大，大的话供应商还可以申请投资，所以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是，没有产量，配套商没积极性，也没能力做。康明斯的货源鉴定要在中国执行就非常困难。于是我们提出了变通方法：按照康明斯的货源鉴定做，但又不是100%完全一样。变通的方法是，做到一定程度，就由专家组根据初步试验结果做技术上的判断，然后由总厂领导做决断，一边装车试用，一边继续做试验，这样既保证了国产化质量，又加快了国产化进度。

   但这种变通方式要得到康明斯的认可又非易事，因为美国人的思维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也不一定能体会中国国情，可以说我们当时是花了不少精力，费了不少口舌，跟康明斯国际工程负责人反复讨论，最后才达成共识。

   这其中，黑格先生起了很大作用。在国产化进程中，图纸上规定的都是美国材料标准，而中国跟美国的材料系列不同，如果全按他的图纸生产，要么你没材料，要么进口材料，要么更换材料，而更换材料出了问题咋办？为此，我们跟康明斯一起讨论。发动机的几百个零件，我们一个一个跟他谈，每谈一个，黑格凭借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都给出明确的回答：Yes/No，或者说可以用，但还需做某某试验，我们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

   跟康明斯的合作，让我们学到了如何控制质量，怎样保证货源，怎样进行匹配等一整套管理方法。此外，康明斯对售后服务的要求也引入二汽：投放产品前，先对全国服务站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将备件发到各服务站。这些因素使二汽在1990年代的中国载重车市场上独树一帜，走在全行业前面。

  寻找接班人

   当B系列发动机国产化做到一定程度时，我的职务发生了变化，成为技术中心副主任，主管发动机。后被提为技术中心主任——我是技术中心第三任主任，前两任是李荫寰和楼叙真。1991年国家批准成立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我是第一任院长。

   这期间还有个小故事，跟出口有关——产品我们做完了，但出口基本没实现。当时灰狗公司总裁对我们产品感兴趣，就想把产品引入美国。他派人过来谈，我们也很有兴趣，因为美国要求高，通过出口可以提升汽车技术。这件事由我牵头，项目负责人是黄松。

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二汽出口装上康明斯发动机的翻斗车和平板车。美国有很多建筑承包商，需要用翻斗车、挖掘机等设备运土，而平板车主要销给市政部门，用作割草等用途。

   美国运输部DOT有一套标准：包括安全性，制动性能，玻璃的，驾驶室的，也包括翻车后不能压到人等。为了出口，我们得遵照这些标准。因此，我们对东风车型和系统做了大量改动。做完后，我们各送一辆样车到美国，在德克萨斯州的布朗斯威尔，一个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城市做应用试验。

   效果还不错。美国人就想买，我们没有正式报价，只有估价，好像是1.2万至1.3万美元，同类车型在国内售价为七八万元人民币。

   但最后没敢卖，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召回制度，因为我们的零部件体系还不够好，怕将来赔不起。再加上灰狗公司又闹罢工，闹到最后申请破产保护，破产保护小组跟工人重新签劳动合约，总裁就必须下台。总裁一走，美方的积极性就没了，这个项目就此作罢。

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的开发过程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界变得更开阔。

1995年我离开二汽，可以说从1989年开始到我离开，我主持制订了中长期产品发展规划，参与了所有东风产品的开发，有时是以技术领导身份参加，有时是亲自主持，这6年我是真正干了些实事，我自己也很满意。

   我离开二汽还有个原因。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是局级单位，归机械工业部管。部里有个规定，过了50岁就不能再提拔当院长。实际上早在1995年我任技术中心主任时，就开始找接班人。我看黄松(黄正夏之子)的条件不错，他是老三届，因文化大革命没上成大学，下乡去内蒙古，后来参军当汽车兵，回到二汽后，在道路试验室当司机。

   二汽办学校时，他又去上学，毕业后到了技术中心，在车型设计室搞设计。我抓发动机验证时，他负责整车总布置。因工作关系，我跟他有些接触，我发现他很踏实，也很努力。1986年我到康明斯做匹配实验就带上他一起去，发现他对试验很熟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培养他。

   可以说，我回国在二汽技术中心工作了十年，差不多培养了他十年：给他创造条件，把重要的事交给他做。因出口一事，我派他去美国半年，为的是锻炼他的英语能力。1995年时，我55岁(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他49岁，我也可以不退休，但只要我再干几年，就把他耽误了。

   当时正好有个机会，二汽为精简队伍，鼓励大家提前退休，我想我带个头吧。因此，我向时任二汽总经理的马跃申请提前退休，同时要求提拔黄松。马跃开始不太情愿，因为我干得好好的，换另一个人，厂里觉得不太好。再说了，这个事二汽同意了还不算，还得机械工业部同意。

   二汽领导也曾考虑安排我做其他事情。比如管管集团事务，再比如说管规划，跑项目，但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所以最终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几个月后，厂领导总算同意了我的申请。那时我母亲年纪大了，我一直没机会陪她，本想回天津陪她住一段时间。可能我退休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正准备在东亚发展的康明斯(中国)听到消息后，找到我，让我负责应用工程。所以，我退下来两个月后，就到了康明斯(中国)，从1996年开始上班，直到现在。

（记者葛帮宁 整理）

转自 汽车商业评论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