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兆武，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就业：各司其职+各取所需

何先生最为难忘的大学岁月正好“撞上”八年抗日战争，在那个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和生活的七年仍被何先生看作是一段惬意的好时光——可以随着兴趣选择适合自己去念的专业，因此也有了何先生从土木工程、中文系到外文、历史系的摸索过程；可以自由地听喜欢的学科，逃掉乏味的课程；每天和同学天南海北地聊天、辩论，恰似一场精神盛宴，弥补了物质的严重匮乏。
当谈到那个年代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时，何先生指出，根据学校类型的不同，就业的情况也有所区别，“专业性的学校就是定点培养，比如税务学校出来的学生肯定都会被分配到税务局去工作。而综合大学、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则跟现在一样，也要自己出去找适合的工作。当然，这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有很大的可以选择的自由。”
何先生非常看重自由的氛围，“其实人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确自己适合什么、需要什么的，都是经过发现和挖掘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潜力所在。一定要尊重人的这种潜力和兴趣。现在的教育，缺的也就是发掘孩子们不同的兴趣和潜力。”
对于如何解决如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就业难题，何先生提出的两点建议清晰而简洁——
“第一是要对大学生的供给和需求做一个提前规划。例如，我们国家每年医生队伍需要增加一万名新人，那么每一年医学专业的招生也应该参考这个数字，不应该无限制地扩大规模，但也不能少于需要的人数。”何先生说，“我们自己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有个提前的计划和想法，何况是就业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了。”
第二个建议则是做好一道简单的加法题：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完整的高中体系，而且职业学校的比例要更大，国家对其重视程度也要大大加强。“走职业学校这条道路就是学一门技术，像厨师、技工、护士，等等；而念普通学校就是为了参加高考上大学，为以后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等作全面准备。这样一来，学生从学校踏上社会，才会各司其职、各取所需。”
将两者相加，并使两者和谐相处，并不是何先生的独创。近几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仍没有显著的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虽然社会对专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却寥寥无几。能否做好这个加法，关系着就业问题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

授课：统一教材+特色教法

身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何先生这一代人最大的幸运，是遇见了许多我们眼中的“大师”。在这个时代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像张奚若、沈从文、闻一多等人，当时都是他们的老师。何先生与这一批优秀的教师、学者朝夕相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教师最大的价值在于启发。”何先生始终坚信这一点。去听一门课，是因为对课堂上所教授的知识有兴趣，有好奇心去钻研；欣赏一位老师，也并不是完全信服他所讲的观点，而是能从他教授的知识中得到启发，为自己开启看问题的新角度。
每一位老师的性格不同，知识水平各异，讲课风格也不一样，这些差异实际上是学生拥有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老师对知识的不同见解，对人生的不同领悟，能让学生拥有多元化的视角。当学生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事物做出决定时，就能用上一些已经为自己所吸收的经验和知识。
“我觉得学校应该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教材，来作为教学的参考。”何先生笑着说，“但是老师怎么讲，不需要给出一个标准的套路。就像讲历史的老师如果有喜欢古代经济制度发展这一块的，就可以深入介绍这一专题；有钻研世界战争史的也完全可以跟学生们讲战争中的谋略和利益冲突。这并不能算偏离主线，而是围绕一个中心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谈话的过程中，何先生一再强调，跟着老师学习知识，并不意味着每一名学生的观点都和老师达成一致，相反，学生的意见越是多样化，越代表着老师讲课水平高，启发学生的思维工作做得好。

教育：摒弃功利+美好希望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功利”这个词似乎已经不再含有贬义的色彩。当一个小孩子还不具备自我认知的能力时，他的家长、老师就开始一步步教给他功利的意义。
　 弹琴唱歌不是为了陶冶情操，而是为了练就一门艺术特长把别人比下去；读书考试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学到了哪个程度，而是为了用分数压倒他人，获得上名牌学校的资格。于是音乐、体育、基础文化课都不再只是单纯的课程设置，而成为孩子们战胜同龄人的砝码。这真的是学习的最佳状态吗？这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吗？
何先生在《上学记》中的一句话也许能够从另一个侧面敲击我们的心灵：“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而何先生所谓的“美好的教育体制”、“循循善诱”的方式都是指去除了功利色彩的教育。用浓厚的兴趣和纯净的心灵去做一件事情，收获的东西也许比带有功利心去争和抢要宝贵得多。
针对当前教育存在的一系列弊端，比如贫困地区的孩子占有的教育资源稀少，越来越多的学生因为不堪学习的重负而心理不健康，大学学术氛围不自由等，何先生用淡然的语气说：“社会的发展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教育也是一样。而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因此很多问题不是轻易就能得到解决，这中间也有太多的无奈。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受到了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天赋、环境和个人的努力。也许你所处的环境不够理想，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生活要始终充满希望。”
不过分强求自己的付出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也不埋怨生活的局限阻碍了自身的发展。用一颗淡泊的心，加一个美好的希望，就可以获得对美好生活的真实体验。而何兆武先生，也正是用他88年的人生风雨路，向我们诠释了生活的意义和幸福的真谛。

■　记者手记

4月12日，我去清华拜访何兆武先生。那天清晨，北京城被少见的大雾笼罩着，坐在公交车上甚至都看不清前方十米之外的景物。和这份模糊的视线同在的是我忐忑的心情，虽然早已知道何先生气质儒雅、待人温和，但是想到何先生是长期从事历史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又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免担心才疏学浅的自己难以顺利完成这次对话。直到戴着一顶锐步的帽子、笑容如孩子般灿烂的何先生打开家门迎接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80后”与“20后”的暖春闲谈

在一个暖暖的春天的上午，在何先生堆满各种书籍的书房里，身为“80后”的我与出生于1921年的何先生闲聊了起来。
向霜：您和孙女相处的时间挺长的，和她有什么共同话题吗？
何兆武：一点都没有，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代沟”吧。
向霜：看您这一整个书架上都是卡带，还是英文的，您现在还听吗？
何兆武：现在听得少了，以前经常听。这些都是古典音乐，肖邦的、贝多芬的，我也不懂音乐，不知道评判标准是什么，但就是觉得这些听起来很舒服。我好像只能接受19世纪之前的文化和艺术，19世纪之后的都理解不了了。我给你讲个故事，改革开放后，我和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去纽约参加学术会议，正好赶上百老汇有演出，我们就相约去看。看完了出来，我就一直摇头，“我到底年纪大了，根本不能理解这些所谓的现代音乐了。”随行的那位教授说话直接，“不是您无法理解，是现在的艺术简直就是‘堕落’了。”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一种堕落，但我确实是接受不了，无法去欣赏了。”
向霜：我们这一代是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而长大的，但我也更加钟情于古典音乐，现在还十分喜欢听肖邦、莫扎特的曲子。看来，我和您的年龄虽然差了大半个世纪，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何兆武：哈哈，那看来我们是有共同话题的。
向霜：我记得您在《上学记》里写道：“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
何兆武：是这样的，毕竟在我们成长中最关键的那段时间里，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所以现在都记得那些残忍的画面。这种情结并不是一种完全固执的否定，而是因为经历带来的印象深刻。
向霜：那样的环境下，您这一代人是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重要的。但去年发生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好像又是一种不理智的爱国方式。
何兆武：那种抵制是不对的，因为家乐福超市现在由中国人经营，卖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员工也都是中国人，这样的反对到最后岂不成了反对自己吗？如果当初觉得在中国开设家乐福是没有好处的，那完全可以不允许它进入中国，事实上这还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向霜：但现在的青年也特别需要一些渠道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
何兆武：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去年的奥运会，大部分的志愿者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在不计回报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为他人服务，这也是表现爱国情怀的方式，而且是更具有意义的方式。
向霜：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虽然“80后”、“90后”从小就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其实他们身上也有很多闪光的地方。
何兆武：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年轻的这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希望看到这一代人健康、快乐地成长。
向霜：假如给您一次机会，让您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那您理想中的成长模式会是怎样？
何兆武：前面说了，一个人的发展，总要受天赋、环境和主观努力三个方面的影响，我想，就算是外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对知识、对生活的态度也依然不会改变——努力做喜欢的事情，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希望。

（向霜）

转自 现代教育报 2009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