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涂治(1901.7.1-1976.1.1)，湖北黄陂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八一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第一副院长，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对新疆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及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积极推广草田轮作制，单倍体育种及喷灌、水稻塑料薄膜育秧等先进农业技术。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１９５２年，党中央、毛主席根据王震同志报告，批准新疆军区成立八一农学院，并任命涂治同志为院长。涂治同志在接到任命后，与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杨捷同志（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以及孟梅生同志，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于这年建军节，宣告八一农学院成立。

在建校的头一两年里，我们多次听到王震同志的讲话。他以“抗大”精神教育和激励全校师生，并且赞扬涂治同志的品德与才能，鼓励大家向涂治同志学习。全校师生都以有涂治这样的一位院长而感到荣幸。

一

涂治同志是湖北黄陂人，１９１５年１４岁时远离家乡，到北平清华学校学习。１９２４年毕业，与同班同学周培源等赴美留学。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生院学习５年，攻读作物育种和植物病理学，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２９年涂治同志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农学院等高等院校任教授、实验主任、教务长和院长，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我国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王鸣歧、赵洪璋等都是他的学生。

然而，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哪里有安定的教学环境，哪里有必需的科研条件呢！随着日寇的入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大地，涂治科学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向往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的苏联。１９３２年他在河南大学任教时，与中共地下党员乐天宇交往甚密，以后他到西北农学院任教，继续与乐保持联系，乐把他在延安的见闻和党的方针政策告诉涂治，使涂治深受鼓舞。涂治在学校积极支持中共党员发动的反对国民党，支援八路军的斗争，并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接待和支援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

１９３８年秋天，涂治接到当时新疆学院院长、卓越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杜重远的聘书，说新疆学院要扩建为新疆大学，请他去筹建新大农学院。由于那时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在新疆工作，涂治便毅然决定到新疆开展科研和教学，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他离开西北农学院那天，许多师生到武功车站送行，对他不避艰辛，追求进步的高尚行动，表示敬意。

涂治路过兰州时，约了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畜牧专家周云苕一同来新。同行的有周云苕的老母和外孙女。涂治的行李颇多，但衣物很少，七个大木箱装的都是书籍。他们搭乘了苏联车队的一辆卡车，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到达迪化(现乌鲁木齐)。这时涂治３８岁，体格健壮，风华茂。

二

涂治进疆后，担任过新疆高级农业学校教务长、新疆学院农科主任，并继中共党员林基路、郭慎先（郭春则）之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涂治曾多次到教室听郭慎先同志讲课，郭慎先同志还送他《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等书籍。迪化国际书店开业后，涂治购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和苏联农业科技图书，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科学知识更为丰富。

涂治为人忠厚，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平时很少说话，工作埋头苦干，经常深夜学习。他博学多才，外语很好，懂英、俄、德、法四国语言。苏联教师讲课，他亲自担任翻译。涂治在各族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在市民中也传颂着“涂博士”的动人故事。

１９４２年，苏德战争吃紧。当德国法西斯军队进逼莫斯科，反动军阀盛世才抛弃了马列主义外衣，投降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的时候，涂治在新疆学院红楼小礼堂做时事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指出德国法西斯必败，反法西斯力量必胜。对此，盛匪大为恼怒，诬蔑涂治是什么天山共和国宣传部长，在共产党策动下阴谋暴动，把他逮捕入狱。涂治在狱中受尽酷刑，手指被夹坏，肋骨被打断，敌人还用橡皮棒敲击他的头部，强迫他赤足站在煤渣上，鲜血染红地面。涂治同志始终坚贞不屈，狱中的进步师生赞扬他是铁铮铮的硬汉子。

涂治在狱中近一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不少优秀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和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等在狱中牺牲，使涂治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１９４５年３月涂治出狱后任建设厅农业顾问，１９４６年５月任新疆学院副院长。他与胡则寅同志密切合作，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耘庄兼任新疆学院文史系主任，图谋篡夺学院领导权。涂治与胡则寅同志发动进步师生揭露王耘庄的种种罪行，把这个文化特务头子驱逐出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涂治还领导了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与他的学生战斗社负责人禹占林等，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９月近四年的时间，涂治几乎每天夜间收录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精心细致，一丝不苟。次日清晨他就把收录稿交给战斗社，在《战斗》周刊上登载，或印成传单散发到全疆各地，对当时新疆各族人民了解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学习我党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扰乱新疆国民党阵营，瓦解敌军士气，敦促敌军起义，和平解放新疆，起了良好的作用。

涂治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沉着、机智地监视着英、美领事的间谍活动，揭露他们和一小撮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很大努力。

涂治的革命活动，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党的协助下，他秘密飞往伊宁，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向他介绍了迪化的情况，商讨了和平解放新疆的若干重大问题，然后与另两位兄弟民族代表一起，经西伯利亚上空飞抵北平。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涂治，向他询问新疆情况，表扬他与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得很好，鼓励他更好地与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新疆作出贡献。

政协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为新疆代表团送行，并在候机室前与涂治亲切交谈。涂治在返新途经酒泉时，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鼓励他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新疆国民党军政首脑宣布起义，新疆解放了。涂治满怀革命豪情回到迪化，王震司令员会见了他，与他热烈握手。不久，他荣获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人民功臣章”。１９５０年１月，涂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涂治同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洪流。

三

解放初期，涂治同志作为农林厅厅长，经常随王震同志到南北疆各地考察，生产兵团的不少垦区就是他们那时共同确定的。

部队屯垦需要农业科学技术，涂治同志把农林厅的技术干部组成随军工作队协助部队生产，并为新疆军区农业生产训练班配备教师，亲自指导教学工作。他还翻译了国外有关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送部队参考。为了建立新疆八一农学院，涂治同志不辞辛苦，四处奔走。他随王震同志到北京等地有关部门请来了王桂五、张景华、张学祖、黄大文、郝履端、张翰文、朱懋顺、黄翼、严赓雪、崔文采、王志培等专家、教授。有的老专家为涂治同志的一片赤诚所感动，头天谈好，第二天就同他一起飞赴新疆了。

八一农学院成立后，涂治同志与院党委同志们一起，团结全校师生，遵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办学方针，以“抗大”精神办学，发扬我军光荣革命传统，做出了显著成绩。全院师生除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还经常深入部队，与广大指战员一起，推行先进的耕作技术，在玛纳斯河流域创造了闻名全国的大面积棉花丰产。同时，还帮助部队规划农田，设计营造护田林。通过这些教学活动，一方面推动了部队生产，为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骨干，也丰富了教学内容。

涂治同志经常与教师一起深入部队指导生产，检查教学实习，了解科研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不顾因遭盛匪迫害而造成的腿脚不便的困难，与张学祖等教师骑马深入博斯腾湖蝗区调查研究，为新疆第一次大面积飞机治蝗提供科学依据。他亲自到奎屯垦区检查八一农学院等单位协作进行的农业机械化系列化试验和棉田化学综合作业试验，及时予以鼓励和指导。他在阿拉尔垦区看到黄大文教授研究利用赤眼卵蜂防治棉铃虫，田间防治效果达８０％以上，十分兴奋，称赞“生物防治大有可为”。涂治同志支持黄大文这一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涂治同志对于校内试验工作也很重视，有空就到试验地去看看。他在牧场试验地仔细地观察了朱懋顺教授从华东引种的８１种牧草的生长情况，语重心长地对朱懋顺说：“希望你和你带来的牧草一样，扎根新疆。”又说：“种植牧草，特别是豆科牧草，不仅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也是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手段，是草田轮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以后，他陆续把写的有关的文章和译作送给朱懋顺，使朱懋顺深为感动，增强了他在边疆从事牧草工作的信心。

涂治同志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在学术问题上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１９５７年，国内有些人只准讲米丘林学说，任意批判摩尔根学说，对有些学者扣上反动的、唯心的帽子。涂治同志在院里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严肃地批评了这种作风，并且邀请浙农大沈学年教授讲摩尔根遗传学，受到教师们的欢迎。

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盛行，到处都在种“卫星田”，涂治同志顶住这个浪头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这是“瞎胡闹”。并与农学系教师一起，用正常措施种了８亩丰产田，与卫星田对照。结果丰产田亩产小麦３００公斤，而有些人扬言要产１万斤的“卫星田”只收了１５０公斤，仅为播种量的一半，至于投人的人工、肥料等就没法比了。涂治同志抵制“卫星田”，使许多领导干部、科研人员受到教育，至今传为佳话。

涂治同志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他的建议和筹建下，１９５５年自治区成立了农林牧科研所，他兼任所长，派农学院教师兼任科研所各研究室主任，并选送优秀毕业生充实各级农业科研机构。科研所在农学院的大力支援下，逐年发展，１９６４年扩建为新疆农科院，涂治同志兼任院长。两院保持了良好的合作，教学研究相互促进。

由于工作需要，涂治同志身兼二十多个职务。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休息时间很少。一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忙于开会。但每次会议他总是按时出席。剩下的时间处理日常事务，所有文件、报告，甚至《新疆农业科学》杂志（他兼编委会主任）的稿件，他都迅速地一一认真审批处理，给同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经常钻研学术，翻译出版了《植物阶段发育》、《牧草田轮作制》等著作，把国外的技术成果，介绍给我国科技界。

我国著名学者、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１９８１年到新疆时说过：“涂治同志是个搞科研的人才，他如果做科研工作，会有很高的成就。”１９７６年３月３０日，涂治同志病逝，他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学术著作，这是大家都很惋惜的。他毕生积累的大量图书、资料、文稿在十年浩劫中也丧失殆尽，他留给我们的一篇最为宝贵的论文，就是他逝世前一年亲笔写给自治区党委的那篇《关于迅速发展新疆农林牧生产的意见》。涂治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新疆的自然条件和各族人民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结合当时情况，提出了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若干战略措施。这是涂治同志研究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一个科学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遗嘱。

涂治同志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直到１９７３年，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才恢复了自由。这时，他已是７２岁的老人了。涂治同志不顾年老体弱，重病缠身，与科研人员一起，到南北疆一些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参加科技会议，组织协作攻关，探望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职工，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自治区党委反映，提出各种建议，直到病倒住院，医生强迫他停止工作。在他停止呼吸以前，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

转自 新疆农业大学校友网 2008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