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沈有鼎（1908～1989），字公武,上海人,逻辑学家、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为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第一位毕业生。同年公费留学美国，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1948年返国后，仍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留在世人记忆中的沈有鼎，是一个“疯子”。

　　一篇发表于1948的《哲学家沈有鼎像赞》总结了他的几大“疯”状：他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一旦穿上了身，就好像长在身上，“中间连一水都不洗，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自然的，他老人家也不愿洗澡。

　　这个哲学家的眼睛总是很迷蒙，好像一直在发呆。和他迎头碰上，完全可以不打招呼，因为“打了也白打”。他急匆匆走他的路，想他的哲学问题，大部分时候“好像没看见你一样”。

　　这幅尊容，再配上不洗衣服不洗澡的邋遢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他甚至被警察捉去过，为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人说他逛商店时被当成小偷，有人说他想看表便爬上人家的墙头，还有人说他是因为看女人洗澡而被捉。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疯子”疯起来，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对象。

　　沈有鼎是金岳霖的大弟子，在一次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彼时有名的一本哥德尔著作，金岳霖说要买来看，沈有鼎马上站起来说：“老师，这本书你看不懂的。”金岳霖熟知他性情，哦哦了两声，说：“那就算了。”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夫人就不做饭。无法，沈只好找领导，气急败坏地说自己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说，“她不给我做饭”。

　　1969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项“最高指示”。人们敲锣打鼓游行归来之后，沈有鼎居然在学习会上说，这条“最高指示”有点错误，“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

　　当然，这个逗点马上被揪成一条罪状，开了一晚上“批判会”，会上高呼这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的红卫兵小将再也寻他不着，不久才发现，他若无其事地在胡同西口的牛奶站吃起了早点。

　　有人剖析这个“疯子”的内心，称他“一生沉醉于形而上的思考”，“大约和陈景润一样，是太单纯、太天真、太痴迷于学问之故……”

　　有很多事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疯子”的“神秘”人生。

　　他嗜书如命，据说有借书不还的“毛病”；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课，只要他感兴趣就去旁听、发问，还会插嘴说“你讲错了”，让人家下不来台。

　　他吃遍当地的风味食品，就连寺院的斋饭也不放过。据西南联大学生汪子嵩回忆，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经常可见沈有鼎出现在茶馆或小饭馆，提着他那小小的“百宝箱”，里面装着书和钱，口中念念有词。

　　据说，沈有鼎可以出钱请学生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要是旁边凑来一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他就会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里的瓜子，严肃地说：“不给你吃”。

　　沈有鼎早在中学时代就对逻辑学产生浓厚兴趣，进入清华后，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逻辑问题。一次高谈阔论之际，金岳霖路过窗外，为其天赋所吸引，站在外面听了很久。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逻辑学课，并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了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称为一系。

　　抗日战争中，沈有鼎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与金岳霖共同培养出王浩、殷海光等人。1972年中美建交后，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只是，数十年过去，当年这种“我自风流”的气魄，已经凝固在近代中国文化中，成为历史。1956年工资定级时，沈有鼎只到4级，比别人低，但这次，这个疯子忍住了，没再说话。

　　一位作家不由得慨叹道：在纯哲理层面，沈有鼎可以心无旁骛，凌空蹈虚。在现实生活中，这位逻辑天才却无法超脱生物逻辑的制约——肚腹皆被操控，又有谁能神游八荒呢？

转自 中国青年报 200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