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蒋廷黻在作演讲

蒋廷黻（黻音伏），1895年诞生于邵阳县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之家。1906年，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只身留美，先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历史，师从当时著名的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毕业后回国，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学者生涯。“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品评时政，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蒋廷黻弃学从政，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他算是唯一“有始有终”的一位。1965年10月9日，蒋廷黻病逝于纽约。

　　长期以来，蒋廷黻一直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当胡适的传记已有十数本之多时，迄今大陆也没有出过一本蒋廷黻的传记。但蒋廷黻实在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人。

在蒋廷黻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清华时的同事、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济，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到蒋的寓所叙旧。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回答，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不管怎么说，这个哑谜倒确实是蒋廷黻一生事功与心态的绝佳写照。他大半生从政，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张骞般能传诸后世的政治功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但从心底说，他所景羡的还是学者的生涯以及作为学者的创造，在他的心目中，“立德”、“立言”永远要高过“立功”。据清华时的同事、且为《独立评论》同仁的陈之迈所撰《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一文记载，蒋廷黻在晚年曾对陈之迈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改造清华历史系

1928年8月，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大学，曾为五四运动健将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罗家伦到清华后就着手对清华的校务进行整顿改革，他悬的甚高，将自己曾经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清华努力的目标。

　　其时的清华尽管在1925年成立了国学院，并延聘四大导师，名扬学界，但无论是课程、师资，还是科研方向，清华的历史系都尚处于草创时期，力量并不雄厚。在国外曾将历史作为主攻方向达10年之久的罗家伦对此自是心有不甘，他要将清华打造成一个既有自身特色，又能与北大、燕京、辅仁一较高下的史学重镇。但谁能挑此大梁呢？罗家伦正在踌躇之际，与他在清华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南开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罗家伦在美国留学时即已与蒋相识，他和郭廷以在课堂上使用的参考书中就有蒋廷黻编的《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蒋的学识和才干，他是了解的，当下一拍即合，立即写信邀请蒋廷黻到清华任教。但蒋廷黻并不愿离开南开，情急之下，罗家伦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时的老师朱希祖，亲赴南开，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蒋廷黻。1929年8月，蒋廷黻就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之职。

　　蒋廷黻到清华后很快就发现，清华历史系的教授或者说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的治学方法存在着问题。在他看来，史学研究重在考察一个时代与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相关的诸多方面——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心理，考察一个时代与相接的另一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变异性，以及若干时代的整体发展趋势。史家的最后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但我们已往的史家“以治某书开始，也以治某书为终”，为疏证而疏证，全然忘却了“求了解文化演变”这一根本的目标。

　　因此，蒋廷黻认为首先要对清华历史系的师资做一次大的调整，他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并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

　　在师资的培养问题上，除了引进一些新教授，蒋廷黻还从清华的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进研究院，如果成绩好，就设法送他到国外去深造。按照蒋的设想，一名优秀的教员，必须具备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视野，因为“中国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去”。特别是在国难日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尤应加强。不仅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而且要了解环伺的强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一遇到合适的学生，他就鼓励他们做相关的研究，为他们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从发生于1933年的“朱延丰出国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蒋廷黻的良苦用心。

　　这年的11月，清华历史系在讨论该年资送优秀毕业研究生出国时，朱延丰和邵循正两位毕业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和论文均为优秀，皆符合资送出国的条件，但是历史系最终只推荐邵循正一人出国留洋。这个决定让朱延丰非常不满，随即他先后向蒋廷黻、清华评议会及校长梅贻琦申诉，最后甚至上书教育部　　乃至求助律师，准备诉诸公堂，从而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朱延丰出国案。

　　尽管此案最后由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出面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原委，而终告平息。但此案所反映出来的资送研究生出国深造的标准却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蒋廷黻改造清华历史系的基本思路。

　　朱延丰是清华升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级毕业生，曾担任历史系助教一年，后经过陈寅恪的严格考查而被录取为研究生。1933年3月，朱延丰的毕业初试时，其学术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一致认可。作为清华历史系最重量级的教授，又是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是有一定发言权的，甚至有相当的决定权。但是，据陈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透露：当日教授会议在研究该派谁出国时，恰恰是陈寅恪首先表态，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而且，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各位教授的全体赞同，无一异议。

蒋廷黻与杜勒斯在休息时交谈

　　到底邵循正比朱延丰强在哪里？原来朱延丰一直在历史系读书、工作，并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背景。邵循正则不同，他本科是清华政治系，主攻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转入历史系研究部后，成绩又非常突出。朱延丰跟随陈寅恪先生，主攻突厥研究，而邵循正的硕士论文则是做中法越南问题研究，完全是中外关系领域，更符合蒋廷黻对历史系的总体设计思路。同时，资送法国留学，邵比朱更具备语言优势。明乎此，选择邵循正而不是朱延丰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过蒋廷黻的努力，清华历史系不仅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而且结合中国时代的特色，为清华历史系确定了新的教研方向，使得这个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相比，既独树一帜又实力超群。

当陈之迈1934年从美国返回清华时，他看到这个新的历史系也不由得感叹道：“气派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计划是使中国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而外国史方面则特别注重中国两个邻邦———俄国与日本。这是他远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几年中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当时海内第一，我想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一本厚重的小书

一般人知道蒋廷黻，大多是从他写的那本《中国近代史大纲》的小册子。说它“小”是因为这本薄薄的书只有5万多字，和现在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学术专著”相比，它的确是太“小”了一点。但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却奠定了蒋廷黻在史学界的地位，至今治中国近代史的，仍然绕不过这本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篇幅很短的小书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誉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5月至 6月间，尽管写作时间很短，却是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而形成的对于中国近代史总体思考的结果。

　　就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满足民众知识渴求，决定编辑一套“深入浅出、简赅而意切”的《艺文丛书》，每册3－6万字，丛书的目的是：一、为培养民族主义根基；二、为实行民主政治；三、为工业制度的急速确立；四、为提倡工业文明与现代科学。《中国近代史大纲》就是其中的一种，蒋廷黻在是书的“总论”中说：“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当时，蒋廷黻刚刚从莫斯科回国，在汉口等待新的任命，他就利用暂时赋闲的空隙写出这本严格说来不是专著的《中国近代史大纲》。1949年7月，该书在台湾再版时，蒋廷黻曾这样交代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10年工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乘机把我的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因此，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五六万字，却是蒋廷黻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积淀起来的心得，融合了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

　　蒋廷黻在分析和阐述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演进的起因和结果时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新奇的标准，简而言之，有四个方面：一、识世知彼；二、国际平等；三、开放通商；四、整体现代化。他就是用这四个标准来品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也因此得出了一些我们今天读来很可“怪异”的结论。这本小书还开创了近代史写作的基本范式，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李济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他称这本5万余字的著作为“初步报告”，表明他并未放弃初衷。事实上，写一本《中国近代史》一直让他魂牵梦绕。蒋廷黻曾多次对陈之迈表示，他“一生最大的志愿是撰著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他的传世之作”。他原想在从政之余挤出时间做学问，也曾希望退休后能“重新收拾起30年前放下的治史工作”，完成这一夙愿。但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退休仅5个月，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的志愿竟成泡影。

“出山还比在山清”

蒋廷黻是一个学者，但他是一个抱经世之志的学者，吴相湘曾用“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为题开始他对蒋廷黻的回忆：“蒋廷黻志业正是发挥他的乡贤，魏源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时，他原本想学政治学，以便将来在中国政坛驰骋一番，但后来又认为政治学所说的政治太过于理论化，而不切实际，“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他专攻历史学，主修政治史。但他又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致用而研究历史，蒋廷黻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

　　正是这种治史态度让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足于做一名躲在书斋里的纯学者。在他的多次倡议下，他和胡适、丁文江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用自己的理念、学识干预现实政治，以一种旁观的立场，实现书生论政的宏愿。这一时期，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就外交和内政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对时局进行分析，以期有裨于世事。

　　蒋廷黻的这些言论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 1933年夏、1934年初和1934年7月，蒋介石三次召见蒋廷黻，向他咨询关于时局的意见。在最后一次召见后，蒋廷黻于1934年8月动身，衔命访苏。

　　等他结束欧洲之行，回到清华园时已经是1935年9月了。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他要蒋廷黻入阁，担任他的行政院政务处长，协助他拟定政策并担任秘书工作。

　　据蒋廷黻回忆，当他去南京郊外的汤山官邸见蒋介石时，他仍未决定答应还是不答应。落座后，他还在向蒋介石推辞说：“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但蒋介石对他说：“你能，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一面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就这样，蒋廷黻弃学从政了。

　　据陈之迈说，消息传出以后，“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倒是胡适等《独立评论》的同仁很体谅他。在蒋廷黻赴南京就任前，胡适引用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胡适期望他能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做“教育领袖的事业”，以教育和改造政府。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做笔名。

　　其时，国难当头，不少知识分子应邀进入政府任职，引发一股学者从政的风潮。但正如蒋廷黻清华的同事、政治学系的浦薛凤所言：“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但从1935年11月一直到1965年退休，蒋廷黻却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蒋廷黻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一文中，蒋廷黻写道：“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无不感叹地说：‘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但他自己偏偏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一做就是30年，这一方面是缘于他的使命感，一方面则是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特理解。

　　《回忆录》中，蒋廷黻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晚年退休后，蒋廷黻在接受赵浩生采访时，还剖析了当年离开清华时的心境，他说：“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 陈之迈就此评论道：蒋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的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使是一样的，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蒋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进，当国家需要他时，他就应召而出，“丝毫不做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

　　但说句实在话，蒋廷黻在他从政30年的经历中，政绩实在很有限。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机构本身的特性使然。蒋廷黻毕竟是个书生，用陈之迈的话来说就是，蒋廷黻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这样的性格其实很不合乎中国官场的要求，官场的秘诀是圆滑，是内方外圆，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但为官30年的蒋廷黻偏偏没有学会这一套，“待人接物，往往未能达到内方外圆的境界，不喜恭迎，难免给人以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浦薛凤语）。而且，经常为了公务上的事情很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知道的，会说蒋廷黻一片公心，不与之计较；不知道的，自然会认为蒋廷黻骄傲自大，看不起人，他表面不说，背后保不准会使什么绊子。这就难怪蒋廷黻在行政院时难有作为了。

　　蒋廷黻刚入政府时，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很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于是，他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而且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

　　无奈之下，仅入阁三个月，蒋介石就把他外放到莫斯科去做大使。这一去就是两年，待到1938年他回到中枢，重新出掌政务处长，依然我行我素。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经常会遭到蒋廷黻的责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10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1946年10月，蒋廷黻被迫辞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职务的原因在此；1947年后，他一直以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的身份滞留美国，其原因也在此。

　　1947年7月，蒋廷黻接受了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他曾以为这是个临时性的任命，就像10年前外放苏联一样，过两年就可以回到中枢，但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他的那些政敌们让美国成了他的永久居留地。除了1950－1965年间偶尔造访过台湾外，他一直被“流放”在美国，直到他在不无遗憾中撒手西去。（朱衎 梦渊）

转自 《人物》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