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殷海光（1919—1969），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金岳霖先生。1947年任《中央日报》编辑、主笔，同时任金陵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1949－1969年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现在不知道李敖的人可能不多，但知道李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其实，这也不奇怪，殷海光未及50年的生命旅程，前30年在大陆度过，后20年则栖身于海峡对岸。当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无甚建树；殷海光成为风云人物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而此时，大陆与台湾已然隔绝，自然没有机会了解当时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了。直到8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才通过他的学生（不是李敖，而是林毓生、张灏等人）了解到这位老师。这时距殷海光辞世已经差不多20年了。

殷海光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海光是笔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在这年的12月5日，他降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回龙山镇殷家楼村。后来，殷海光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 )，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作为“五四后期的人物”，他夹在五四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思想的光芒被遮蔽在五四一代的阴影之中，与下一代在心灵上的沟通又因代际的关系而遭阻隔。“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但殷海光并未被时代的浪潮所打倒，尽管他也失望、彷徨，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希望，他挣扎着摸索自己前行的路，并希望自己的摸索能成为下一代前行的资粮。他的挣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永远的见证，其道德英雄的形象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翻译大学教材的中学生

现在我们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义。确实，殷海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当然没错，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殷海光转向自由主义是很晚的事情。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完全在逻辑学上，尽管他在逻辑学研究上并没有做出像他的老师金岳霖那样的惊人的成绩。

　　殷海光对逻辑学的兴趣源于中学时代。由于受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的影响，殷海光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爱屋及乌地惊羡于逻辑的力量。当时，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乡从北平带给他一本厚厚的逻辑书。书中弯弯曲曲的符号让这位少年着了迷。这就是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殷海光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收获。结果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仅回信答复了他的问题，还表示欣赏其见解，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这段学术史上的佳话开启了金、殷二人以后长期的师生关系。

　　金的长者风范极大地鼓励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他更加着迷于介绍逻辑和哲学的书籍。1935年，16岁的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获至宝，仔细读完这本书后，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个中学生，在几门功课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译一本与高中功课毫无关系的大学用书，这种举动自是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还好，他中学的老师很支持他。于是，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学术上的尝试。经过历时半年的努力，他将这本厚达417页的书译成中文，并写出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于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在此之前，他还将“译者引语”的主要内容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位前辈，17岁的殷海光毫无惧色，对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人的著述逐一进行了点评。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北上求学。由于没能赶上当年的入学考试，他只能住下来待来年再考。他所带旅资极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岳霖维持。但他在北平这一年的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他每周和金岳霖见面一次，一起吃饭，谈学问。不知不觉中，大师的风范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少年。与金岳霖相知甚深的冯友兰曾这样评价金岳霖：“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

　　殷海光一生都记得他第一次和金岳霖见面时的情景。但是，他以年少者的轻狂，谈起话来满口都是“我认为一定怎样……”“我敢说如何……”，但金岳霖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说：“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大学者的谦逊令年少的殷海光大为感动。

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尔，“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 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听到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师生之间竟可以这样相处！今天，当我们展读殷海光和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集时，我们常常会感叹他们师生之间率真的情感流露和亦师亦友的平等关系。殊不知，这种子早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即已种下。

主笔《中央日报》

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的大学梦化为了泡影。金岳霖给了他50元钱，作为返乡的路费。就这样，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殷海光回到了故乡。次年春天，当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时，殷海光又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度过了7年漫长的岁月。这期间，他接触最多的人当然还是金岳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岁月，殷海光提及金岳霖时更多的是老师对自己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学业上的帮助。其实，这其中包含着他说不出的无奈。殷海光终生引以为憾的便是，在这段宝贵的青年时代，他没有能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入校园内种种政治活动。他曾经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

　　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时，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为什么会毅然投笔从戎。不过，殷海光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

　　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反共色彩有关。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对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转换为诤友的角色。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曾与他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做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在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到台湾后，殷海光开始还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陈腔烂调、遇事敷衍。他自觉不能扭转风气，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谓“流俗”，就是通过溜须拍马，混个一官半职，然后出国一走了之。良知和个性让殷海光做不来这种下三烂的举动。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

　　他看中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据时代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台大气象一新。这年8月，殷海光只身来到台湾大学，径直到校长室找到傅斯年，欲谋求一份教职。正好学校需要一个教逻辑的教师，当下一拍即合。

　　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傅斯年也给惊动了，当傅校长问他为什么打分这么严苛时，殷海光振振有词：“我不过分，这是照卷子给的分数”，而且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

　　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表示：“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张灏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

据刘福增回忆，有一次，台大的大学论坛社请他讲“恋爱的分析”。一时间，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主讲人都无法走进去。后来，同学只好把殷海光高抬“pass”到讲台，玻璃都挤破了几块。演讲一开始，殷海光指着“恋爱”两字说：“这是吃荤的。”又指着“分析”两字说：“这是吃素的。”接着说：“‘恋爱’是各位所喜欢的，‘分析’是我所感兴趣的。”在这个演讲最后，他引了杜秋娘的诗句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演讲前后，学生们像迎神一样在教室外大放鞭炮，欢笑不已。

加盟《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春在上海筹办，是年11月在台北正式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自由中国》杂志虽标榜“自由”，但其“官方”色彩极为浓厚，有人甚至将它看做国民党在困境中试图以新形象来争取内外支持的宣传刊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中国》和徐复观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评论》共同构成了海外知识分子两个最主要的发言平台。

《自由中国》创刊号

　　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按照章清的看法，殷海光思想立场的真正转变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间，他通过标举西方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英雄来拷问自己，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媒就是他对哈耶克的“发现”。

　　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到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他读完该书后即萌发了重操旧业翻译该书的念头，希望这部著作也使台湾大众受到教益。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雷震的支持，于是，从该年9月起在《自由中国》上连载。但他的翻译“不能算是严格的翻译，只能算是意译；还有节译的情形，也有几章未译”。他还写下许多译注，其情形与当初严复翻译《天演论》颇为类似。尽管当时殷海光对哈耶克的理解相当有限，他通过评注的方式将哈耶克的思想“实证化”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哈耶克，但是，这一工作的意义是很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殷海光本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养成，而且有助于为一度处于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解蔽”，使他们能据此找到批判现实的立足点。当时胡适就看到了这一点：“这些议论都可以表示自由中国有一班政治的、经济的思想家们，大家都在那里从基本上，从理论上，从哲学上，对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作一个根本的批评，以便对症下药。”

《自由中国》同仁欢迎胡适自美国返回台湾，在雷震住宅前合影，前排左1为殷海光

　　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过度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

　　1954年底，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雷震的国民党党籍被注销。当殷海光听到这一消息后，曾以后学名义致信雷震：“欣闻老前辈断尾，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断尾”一词用得绝妙，它表明殷海光已经相当自觉地要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要从以前的克制忍让转向批判。

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批判色彩。而在此过程中担当大任的殷海光，也一改几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国》的最前台。《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殷海光为这组文字所写的“代绪论”。文章劈头就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偏偏不能说真话。国民党以官方为“真理的标准”，正是这一政策遮蔽了社会机体里业已潜埋的种种危机。在文章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真的勇士

从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殷海光执笔的文字除了“代绪论”之外还有多篇。《我们的教育》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导致台湾的教育“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

　　殷海光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尖锐，曾引起不小波澜。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则是所谓“反攻大陆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这在当时的台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嘴边。所谓“反攻”其实是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这个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但国民党不干了，官方给《自由中国》戴上提倡“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要对《自由中国》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抓人；进而说，这篇文章符合国际阴谋，“是朱毛共匪所热烈欢迎的”。其他报纸的反应也几乎是一边倒，《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报纸分别撰文围攻殷海光。针对国民党官方的诋毁，殷海光又另著一文，予以辩驳。

　　《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对殷海光个人而言他不仅丧失了一个公开评论时政、正面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困在一个个小小的孤岛，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聂华苓听说雷震被捕，第一反应就是问殷海光是否也给抓走，她在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事实上，据后来解密的“国防部”档案，当时“雨田专案小组”（即雷震专案小组，“雨田”即“雷”）曾设计了两种方案，在《雨田专案起诉书假作业构想之说明》（甲）中，即指明雷震与殷海光同为打击对象。聂华苓的担心并非多余。

　　“雷震案”后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还设计了一个阴毒的陷阱，预先编制了一个“除三害”（即蒋介石、陈诚、蒋经国）计划，买通一个人接近殷海光，利用他对当局的痛恨，引诱其下水，待取得证据后，再以“共同谋害国家元首罪”逮捕殷海光。幸亏胡学古识破其中的阴谋，殷海光才得以解脱。胡学古却成了“替罪羊”，被判监7年。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月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这样写道：“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屋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一群人处在同一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些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在整个雷震案前后，殷海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钦佩的，章清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动力始终显现。那么，是什么使殷海光具备了这种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学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的回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答：“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道出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林毓生认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这实是对殷海光人格和行为意义的最扼要公正的评价。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我们可以以一事为例。据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予以阻止”。

　　事实上，在雷震案之后，刚过四十的殷海光真的似乎是“不惑”了，历尽沧桑的他对于现实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术。在研究之余，他将希望寄之于青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做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其实是他60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殷海光努力精进的结果就是1966年1月《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出版。关于这部书的主题和内在基本结构原则，殷海光有清楚的表述：“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做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中国文化的展望》乃是他自己对他50年代就横亘于胸的、他认为有着根本重要性问题的回答。

　　但就是这样潜心著述、“形同隐居”的生活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作为《自由中国》“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常常有“尾巴”紧随。1966年7月，甫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也被列入禁书之列。这还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按韦政通的说法，殷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来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对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认。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斗志。在给徐传礼的信中，他就谈到：“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在万般无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国教书谋生。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年5月决定聘请殷海光到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国民党当局岂能让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在殷海光滞台期间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谈火生）

转自 《人物》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