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方仲（１９０８～１９７０）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创者。３月３日，在广州德政北路一栋旧式住宅里，记者专程采访了梁方仲先生之子梁承邺教授，听梁承邺谈其父的治学为人故事，颇受感动。梁承邺曾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植物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研发，他退休后致力于整理研究父亲的遗著。去年底，梁方仲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８卷本《梁方仲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梁承邺撰写的回忆父亲的专著也已经完成初稿，即将问世。

一代经纶独贯穿

梁方仲是广州十三行商后裔，其祖辈及父辈北上做官经商，梁方仲１９０８年出生在北京。他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先后入读农学系、西洋文学系、经济系，１９３３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那时开始，他便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１９３４年５月，他与汤象龙、吴晗、罗尔纲、夏鼐等组织“史学研究会”，在《中央日报》和《益世报》开辟《史学》专刊，倡导“新史学”，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1934年，梁方仲（左2）、谷霁光（左3）、罗尔纲（左四）、汤象龙（右1）、吴晗（右3）等

在北京成立史学会

梁方仲十分注重史料收集工作，他从近十万件故宫档案中梳扒整理出大量明代经济史资料。１９３６年，梁方仲发表长篇论文《一条鞭法》，开创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王朝制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新路径，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次年该文被翻译成日文，５０年代又被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印行，１９７０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刊，又将该文列为该丛刊第一号重印出版。费正清教授专门为该文英文本撰写《前言》，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的价值。梁方仲围绕明代一条鞭法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是学术界公认的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炳棣教授称其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被公认为当代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为明清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其中，《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１９８０年才正式出版，人们常常把这部著作当作工具书来使用，有人因为其主要收集古代官方文献中的数字而对其产生质疑。其实，梁方仲正是利用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等文献中的数字，将西汉以后约二千年间的户口、田地、田赋数字，编辑成二百多份表格，本意就是把文献原始记载的数字整理出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杨联升教授１９４６年曾赋《赠方仲》七律一首，上半阕云：“北国学者莫之先，一代经纶独贯穿。图写鱼鳞十段锦，徭均鼠尾一条鞭。”这首诗是对梁方仲学术成就最为精炼的概括与评价。“鱼鳞图册”、“十段锦法”、“均徭法”、“鼠尾册”、“一条鞭法”，都是明代户籍田地赋役制度的特定内容。

延安一月

１９３７年６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所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８月中旬回国，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研究院西撤，梁方仲随之迁往四川省宜宾市郊的李庄镇，在那里度过了数年清贫艰苦的研究生活。

梁方仲不是一位只会钻象牙之塔的书斋式学者，他在社会研究所期间，还做过大量的实际社会调查工作，特别对土地、赋税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领域，梁方仲特别重视。梁承邺告诉记者，梁方仲于抗战期间曾赴延安，并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多月时间。记者问，是不是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同行，梁承邺答：不是，他自己去了，他是去从事土地调查研究工作的。

１９３８年梁方仲赴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到研究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备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

吴半农是梁方仲清华大学的同学，他的思想激进，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与共产党交往也多，梁方仲受他的思想影响较大。梁方仲曾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他的译本后来因故没有出版，但斯诺笔下的延安却令梁方仲神往。１９３８年，陕西一地方专员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套土地改革方案，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希望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派员前往陕西等地区调查，梁方仲因有土地调查的经验，且跟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也有过交往，任务最后落在他的身上。临行前，董必武给梁方仲写了一份介绍信：

伯渠、（伍）云甫同志：兹介绍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方仲先生拟赴陕考察土地经济问题，我们已电告延安，兹将介绍前来接洽，以招待。

梁方仲此行对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为期９个多月的考察，第一站即从西安到达延安，当时陪同他去的是宋时轮将军。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告诉他，他们的土地政策已经有了很大调整，地主也可以分到一份土地，梁方仲对此很感兴趣。他除做了大量实际调查工作外，还参加了延安的一些文化活动，听过毛泽东两次讲话，还接触了王稼祥、周扬、丁玲、冼星海等人，与他们作了深入交谈，了解到延安不少社会情况。

回到岭南

１９４３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１０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１９４６年９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１９４７年４月梁方仲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１９４８年，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患病，梁方仲代理其主持所务。

１９４９年２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此时，北方炮声日隆，梁方仲归程受阻。３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梁方仲就此回到故乡广东，留在岭南。梁承邺告诉记者，这其中，陈序经等人的诚意作用巨大，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叶公超、朱家骅等极力劝说梁方仲前往台湾，叶公超与梁方仲是世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但梁不为所动。当时也有哈佛等国外大学欲聘其前往任教。新政权成立以后，陶孟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仍兼社会研究所所长，他多次给梁方仲写信，促其北返，言辞恳切，其意是想让梁方仲接任社会所的所长一职，梁方仲最终亦没有北上。

１９４９年与１９５０年，他在岭南大学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他在讲课和指导学生论文时，强调“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梁方仲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６０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研究生导师。

但此后他逐渐被边缘化，梁承邺告诉记者，因为他坚持以史料为基础，将理论与实际高度结合的研究方法，渐渐行不通了。１９５８年以后，梁方仲的学术思想受到批判。１９７０年，梁方仲因病在广州去世。

听陈寅恪讲课

梁方仲就读于清华大学时，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两人存有师生之谊。回到岭南后，梁与陈成为同事，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他们又共同执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解放初期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人才济济，教授中列名前四的为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但梁仍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对其敬重有加。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轮流开设两门选修课：《两晋南北朝史料》和《元白诗证史》。梁方仲以教授身份，与选修生并排而坐，沉浸于“金明馆”的教泽之中，静气聆听，细心笔录。梁方仲之子梁承邺保存有两册父亲听陈寅恪讲课的笔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方仲敬师之虔诚和治学之认真。（夏和顺）

转自 深圳商报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