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文人外交家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叶公超桃李满天下，如吴晗、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季羡林、穆旦、王辛笛、杨绛、杨振宁等都是他的学生。

叶公超本可以在文学上获得长足发展，却阴错阳差进了政治领域。叶公超晚年的时候说：“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倒有些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他的朋友“九叶”诗人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13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叶公超那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靠得比较近，向来有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文人从政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比如当时的罗隆基、胡适、张申府等人都从政了。

文人入仕

20世纪40年代，是叶公超人生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在西南联大教授“英美文学”。他的上课是欣赏性的，平常从不涉及时政。但有一次例外，在谈到日本侵华与国家存亡时，他便说：“日本蠢动一开始，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订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1940年秋天，叶公超为保护国宝“毛公鼎”赶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39天，这一经历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

1941年，叶公超被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选派到马来亚任外交专员，1942年2月，叶公超又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7年3月，叶公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同年7月升任为外交部常务次长。1949年5月，叶公超正式担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出任外交职务后，并没有淡忘文学，一直热心关注文坛的发展。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叶公超被列为《观察》的“特约撰稿人”，1949年，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他虽没有直接写文章，但却以他的名声影响着文坛，这个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1949年，叶公超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到台湾之后，叶公超于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和“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作为外交家的叶公超很有气派，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他的朋友陶希圣也说他是“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这个外交家到底是文人外交家，依然有文人的血气。朱自清曾说“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画家陈子和说：“他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叶公超常常目中无人，连蒋介石等都敢得罪。1950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开始反思在大陆失守的原因，在台湾搞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要员陈诚亲自担任主任。但叶公超对于这个研究院并不看好。有一次吃饭时，他当面对陈诚说：“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这一说把陈诚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还有一次，叶公超被邀请去听蒋介石的报告，他觉得无聊，就无所顾忌在下面跟同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

1955年，记者乐恕人曾与叶公超在日本有过一席长谈。叶公超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这个“某某”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也是叶公超一贯的风格。当记者乐恕人问可否引用这句话时，叶公超无所谓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叶公超的“外交”生涯并不长。1961年，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问题，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投票。这之后，叶公超奉命回台述职。这一回成了他与“外交”生涯的永别。据说，叶公超回台见蒋介石，又一次顶撞了蒋介石。他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当记者问他感想时，他愤然说：“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叶公超被免职，终日呆在家中，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

归隐江湖

1962年春天，叶公超的朋友英千里、梁实秋等人邀请叶公超到台大、师大兼任教授，开现代英美诗选等课。台大学生听说叶公超要来开课，教室内外常常都挤满了人，场面之热烈在台大可以说前所未有。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当局一直监视叶公超的上课。结果，叶公超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迫永远离开了讲台。

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大都选择了归隐。宋代苏轼在遭贬之后，靠游山玩水、作画赋诗以治疗心灵上的创伤。叶公超离开台大之后，便在家中作画赋以消遣，大有古代文人风度。他曾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叶公超自小有学画兰和竹的经历，对文人画竹历史颇有研究，他认为竹子象征着反抗压迫，宋元以来文人画竹实为抒发胸中灵气和不满。1962年，叶公超和高逸鸿、黄君璧、陈子和、姚梦谷等画家组织“壬寅画会”，共同切磋画艺。经过几年的努力，叶公超的绘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1966年和1977年，叶公超的书画作品先后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获得很多画界人士的赞誉。黎晋伟言：“公超之书画，有才人之笔，书卷之气跃然纸上，其所写书画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态，所谓‘胸中有丘壑，纸上无俗尘’者是也。”但在这两次画展中，叶公超均未亲到现场，而是在寂寞中排遣忧愁。

叶公超画竹的时候比绘兰的时候多

叶公超的书法作品

晚年时的叶公超被困孤岛，晚景凄凉。他曾承认自己“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1977年12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两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晚年的叶公超与夫人

1981年11月18日晚上，叶公超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文中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叶公超逝世后，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程沧波曾这样挽叶公超：“学术擅中西，零落山丘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这个学贯中西的文人本该在文化事业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却误入了官场，拖累了自己的后半生，这又是怎样的悲剧呢？台湾报人陆铿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何贤桂）

转自 《中国青年》 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