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物介绍

林洙192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工作。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十年动乱中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度过了苦难的岁月，给梁思成以极大的精神安慰。梁思成先生去世后，她整理梁思成的遗作，编写了《梁思成文集》、《大匠的困惑》、《叩开鲁班的大门》、《建筑师梁思成》、《梁思成建筑画集》，以及大量的回忆纪念文章。

这个女人，她对快乐的要求是卑微、诚实和隐忍的。无论是梁思成生前的才学成就，还是林徽因身后的名声显赫，注定了这个既无学历也无地位的女人的后半生，只能存在于光华背后的暗影中，默然无语……她的快乐在于传播她丈夫的思想与精神。

黄昏，清华大学西南小区。一位华发满头的老太太，穿着天蓝色的衣裙，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默默收起晾干的衣服，夕阳斜斜打在周遭的篱笆和爬藤植物上。沉默寡言的儿子，刚刚把上小学的孙女儿接回家。过了一会儿，女儿也从学校的图书馆下班回来了。厨房里飘出了晚饭的香味。

这位普通的老人，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遗孀林洙。

那是初夏的6月，暮色四合，清华园里刮起了阵阵凉风，似乎要下雨了。

相濡以沫的爱

1928年林洙出生于福州。一岁之后，开始随着父母迁徙。先在南京，抗日战争后，宣城、湘潭、柳州、贵阳，昆明、上海，并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林洙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但是公职人员的家庭，经济上难以负担。

林洙的父亲是铁道部的工程师，想让她北上去考清华的先修班。他给林徽因写了一封信，信里是恳请他们的同乡帮助她进入先修班。

初到清华，她20岁，扎着头巾，穿着裙子，露出细长的小腿。年轻时一样的美，活泼、谦卑、好脾气。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决定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的英语。而林徽因当时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英语课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直至完全停止。

林洙在建筑系的楼道里，第一次遇到了梁公——梁思成。这位长者扬了扬眉毛，说：“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林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而多年以后，林洙回想起来，她当时，绝对想不到，命运给她与梁思成安排了那么多的纠葛和磨难。以至于她的后半生，只得以他为中心。

1959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闲暇时间，也时常聊天、谈心，或者做些小菜送给梁思成的岳母吃。

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口若悬河，她自是插不上嘴。而与梁思成谈天，虽然是晚辈，就连林洙这等本来不善言辞的人，也在这个“大人物”面前发挥其有限的口才，发表着幼稚而热忱的意见，从沈从文、曹禺、巴金，到欧洲、苏俄的小说，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滔滔不绝。而梁思成则在一旁静静倾听。他是她的师长，但现在却渐渐成了她倾诉的朋友。她甚至对他讲了她的婚姻、她恋爱的烦恼，而梁思成也是推心置腹。

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万籁无声，孤灯独照”，林洙给他带来了温暖和慰藉，这是他极大的幸福，也是诸多的烦恼。他于是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她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他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

林洙当面看完了这封信，梁思成却害怕唐突了她，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林洙一听到这样的话，陡地觉得伤心。她扑到她敬爱的师长和朋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他们只是决定，从此以后生活在一起。

1962年梁思成与林洙结婚。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1962年，林洙与比她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因为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距，引起众多非议。资料员的身份，她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她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有人理所当然地传说她的野心：“林洙想做建筑界第一夫人。”

亲情的压力不低于陌生人的议论。长女梁再冰尤其反对这桩婚事，她游说她的叔伯和姑母们，让他们联合写信，来反对梁思成的再婚。林洙当时总是觉得，走在路上，似乎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梁思成和子女的疏远，与兄弟姐妹的不往来，她认为是自己造成，一直负疚在心，尴尬难当。而梁思成却坦然处之，他宽慰她，鼓励她，承担了所有人的责难和诟病。林洙因此觉得那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他了解我的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她很安慰地回忆说，“往往是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

他叫她作“眉”，因为福州地区的所有人家的大女儿的小名都叫“眉”。

在婚后仅有的一张合影中，林洙穿着黑色布鞋和小花棉袄，梁穿着深色中山装，因为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显得比林洙高出一头来。林洙身体略微右倾，似乎要靠在梁思成身上。两个人面对着镜头，微笑。这是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合影。她是一位凡俗的妻子，他是一名平凡的丈夫。她仰视着他，他与她平等相处。

她曾经在信中对自己的丈夫恳切地倾诉：“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那是一位妻子对丈夫，一个女人对男人，全心全意的依赖和爱。

动乱中的不离不弃

然而她并没有旁人所想象的那样获得显赫的名声和地位。灾难突如其来地降临，她的生命从此再次陷入动荡。

“文革”期间，红卫兵、工宣队，曾经训话林洙，要她和“反革命学术权威”划清界限——离婚。梁思成也迫于压力，对她说：“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他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林洙的两个孩子：林哲和林彤。但是她并没有离开。相反，她尽力保护着他。

彼时，梁思成停发工资，身无存款，患心力衰竭，病入膏肓却无法住院，林洙与北医三院几位大夫暗中保持着联系，从此担任着妻子、保姆、理发师和护士的角色。当时，梁思成无法完成“自我批判”，处境凄凉，精神上也十分孤独，唯一的陪伴，就是忠心耿耿的“愚妻”林洙。

他们居住的清华北院的屋子十分潮湿，到了冬天，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冬天刚搬进去，即便是生着炉火，室温还是在零度左右。忽然窗上玻璃被人砸碎，林洙与孩子们在大风中，手忙脚乱地糊报纸，但怎么也贴不住，因为糨糊一抹上就冻成了冰。

那时，清华已经被几万名“工宣队”成员包围。据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回忆，当时清华处在一种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不少教授因为不堪凌辱而自杀，而红卫兵、工宣队的人可以随意打人，抢劫不时发生，人人自危，性命堪忧。

某天晚上，梁思成病卧在床，忽然有不明的大汉戴着红袖箍闯将进来，拿着手枪和刀，勒索财物。林洙挺身与之周旋，于是皮鞭朝她劈头打了过来，梁思成猛然扑过来：“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只见他脸色发青，呼吸困难，来人害怕出了人命，就先撤走。次日梁思成要求林洙离开家里，由他一人对付不明来者。林洙后来说，我明白他的考虑，但我一步也不肯离开他。那是1968年7月27日，天上下着瓢泼大雨。

“也许我和他会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所求甚微的快乐

“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梁思成对妻子说。这位老人到了生命的困境，仍然不忘记幽默一下。

那时，整理梁思成大量图书和资料，林洙翻出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些精美的雕塑品的图片。把玩着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梁思成情不自禁地说：“眉，你看看多……”“美”字刚要说出口，忽然想起是当前最犯忌的词，于是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两个人忍不住相视大笑。那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欢笑。

这些图片，就是后来梁思成的著作《中国雕塑史》里的珍贵的资料。1987年，林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亲眼看到了这一对汉代铜虎，她耳边又想起了梁思成殷切的赞叹：“你看看，眉，你看看多……多么‘有毒’啊！”林洙忍不住笑了。

时过境迁，斯人不在，我问她这么多年来她得到了什么。林洙的回答自是坦然：“他给了我快乐。”

这个女人，她对快乐的要求是卑微、诚实和隐忍的。无论是梁思成生前的才学成就，还是林徽因身后的名声显赫，注定了这个既无学历也无地位的女人的后半生，只能存在于光华背后的暗影中，默然无语，她只觉得这是应当。那是别人的光，照不到她的身上，即使是患难与共的丈夫，也无法眷顾到这个弱流女子。

梁思成何尝不是敏感之人？引王军的《城记》里所记，梁临死之前，召来了他的好友、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后者与梁思成在解放初期，一起为保护北京固有风貌奔走不止。梁思成拉着陈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他先她而去，不能眷顾她的后半生了。

最美丽的陪衬

2004年6月，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是《建筑师梁思成》的一次修订再版。她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将一些部分整合一起，又添了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她更多的，还是追述梁思成的学术生涯，这些与林徽因有着关联。就好像那本新书的封面，是一张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而林洙是看不到的。

林洙写自己写得少。她甘于当一个陪衬，或者，连影子都不是。她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去评述他所崇敬的人的人生和学术历程。

或许因为爱他，林洙也全无芥蒂赞美着林徽因：“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风华绝代，才华过人。”

林徽因一直是上世纪30年代的沙龙女主人，她的健谈和交游广泛，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到1948年，林洙被邀参加梁家每天下午4点的茶会。茶会的常客有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多为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年轻老师。“林先生讲话多，梁先生话少。”林洙回忆说。

她的客厅的沙发上摆着一本作家出版社的《徐志摩婚恋传奇》。因为据说又要写林徽因的连续剧了，有不少人来找她回忆林徽因和徐诗人的不可回避的“友谊”，想知道到底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交往有多深。然而她知道的也不比别人多，“我只是想，假如有人来问我这件事情，我从保护林徽因的角度，怎么跟他们来说这个事。”

为什么爱上梁思成？她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他非常爱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他更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了。”

在老人心目中，梁思成是一个诙谐、风趣、乐观的人，有着一颗孩子一样的心。“他不说假话。”

“思成是一个慢性子，脾气很好。他生活很有规律，只是抽烟抽得厉害。他很爱吃素，很注重衣着，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他那时，会议总是排得满满的。

“也许是留学美国，平等的思想影响了他。他对他父亲梁启超的填房，也是很好。他非常尊重我，对我的事情非常放在心中，哪怕是生活中极其微小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矛盾，都能够很心平气和地和我谈。如果是他的错误，他一定会很明确地赔礼道歉。

“1963年‘双反’运动，我被扣上‘贪污’的罪名，所有人耻笑、不屑于我的时候，他完全体恤我，给我以力量。”

她只是感激，曾经那么高的人，给她爱。“从那时候起，我只明白一点，为了他，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她只觉得做什么都是应当。

从1966年到1969年，她一个月工资才62元，却同时照料着一家5口人：梁思成，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媛。她知道自己必须善待老太太，因为这是梁思成去世前委托给她的。“她爱吃红烧肉，每顿饭都有。她的脑子好像有些糊涂，因为她记得的事情，全部都是民国时期的事了。”最后，是林洙照料着老太太，还为此请了两个保姆，直到她90多岁时去世。

自1973年起，她全力整理梁思成遗稿，先后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等书。

梁思成死后，给她留下一个4000元的存折。因为后来要把下放的儿子林哲调回北京，她动用了其中的2000元。其余的，到现在还在存折里，和其他的稿费放在一起。梁思成后来的稿费并不高，约3万左右，分了几次给她。还有一次是一个“自然科学技术奖”，发给她一万多块。

梁思成也没有留下房子给她们，“文革”后她和子女们被轰出了新林院，一直到后来，作为清华老教工，她分到了一室一厅。当时单位也分给她的女儿一间房子，于是他们把两个住处合起来，换来了西南小区的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她和儿子、儿媳还有小孙女，住在一起，有些仄逼。为着摄影记者拍照，穿她好几年前做的一件蓝裙子，廉价的布料，蓝得艳而俗气。脚上的鞋大概是橡胶的，有老化痕迹。她不怎么拍照，有些不自然。她有心脏病，最近，每天早上到校医院打点滴。我看见她为了怕不好看，偷偷地把手上的针头胶条撕下，团在了手心里。

她在资料室工作，月薪七八百。退休之后，她被返聘回去，负责收购大量的建筑资料。加上退休时的工资补差，每个月2000多元。没有职称，不能够享受新的工资待遇，也没有岗位津贴。

她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11点。建筑系的学生经常能看到这位穿着蓝色裙子的老人在清华园里缓步而行。由于长期做资料整理工作，她虽已经76高龄，头脑却仍然十分清晰，处理事情有条不紊，包括家里的琐碎家务。

她的快乐在于传播她丈夫的思想与精神，她热心地给国外的研究者邮寄材料。有学生从新加坡回来，奉导师之命特地和她道谢。一个在北医三院的工作人员对她说，要看病，她可以帮些忙，安排专家给她看。一个学建筑的女学生，特地跑过来，恭敬地叫她林老师，因为她写的那本《建筑师梁思成》，跟随了她许多年，她读它不下10遍，每次都特别激动。

梁思成1972年去世，林洙才44岁。30多年过去了，她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和孩子一起，也是很好。”

她只是遵从着父亲的教导，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一生卑微、厚道。对于磨难，和诟病过她的人们，她没有过怨言。“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只是很能忍。”她评价自己说。只是有时候，看到别家老两口在一起散步，林洙有些黯然：“要是思成还在，那该多好啊！”

摘自 吴虹飞著《名流——吴虹飞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