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序经是梁漱溟之后，中国第一个可以将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对其他立场的批评，建立在自己的相当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上的人。 ——德国汉学家柏克

陈序经（1903～1967），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

1938年10月杨石先、李卓敏、陈序经、方显庭在西南联大

陈序经远离政坛，却在南粤历史上的著名高校岭南大学展示杰出领导管理才能；他谦谦君子，却坚守独立精神，以“好辩”闻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掀起四次思想大论战，成为中西兼通的文化学大师……

临解放，陈序经不愿将岭大迁到香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岭大被错划为“美国支持的教会学校”，他本人成了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后来陆续当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1950年后，陈序经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历史领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110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系列，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陈序经曾有许多出国避难的机会，都被他的拳拳爱国心婉拒，他终生服务于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岗位上。

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阳光灿烂。记者由深赴穗探访教育家陈序经的人生轨迹。

探访的最后一站是中山大学东北区319号小洋楼，红墙、黑瓦，大门紧锁，屋檐生草，破旧而落寞。岭南大学旧址就在今天的中大（注：岭大1952年解散，院系调整到现在广州的华工、华农、中山医、中大等）。

一块石碑说明这栋小楼是“陈序经教授故居”。它静静地、微笑着等候我们。时光倒流在此定格：身着长袍的陈序经步出小楼，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不时与教授、职工颔首致意。

岭大，是陈序经得意和失意之地。

回到岭南：动荡中办一流高校

194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答应把自己的教务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陈序经“出借两年”给岭南大学当校长。可能陈序经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帮助家乡建设一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情结，让他命中注定要在广东停留16个春秋。

1948至1952年，时局由动荡而渐平稳。这也成就了陈序经和他领导下的岭大。仅仅三年，岭大就从广东最好的学校（注：当时广东只有岭大和中山大学）一跃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流学者云集，一些院系如医学院达致国内一流水准。

和平年代办一流高校尚谈艰难，奇迹从何而来？

陈序经说：“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与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样，他的上任训词即强调，学术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

思想自由、学术风正，只是其一，校长本身的人格魅力，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陈序经学贯中西，此前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论战中已经充分表现出独立思考、自由讨论、尊重不同声音的品质，加之他不经商、不做官、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自然而然形成了吸引学者的“磁场”。

但一流学者们不尽然主动投奔岭大，坚持“教授治校”的陈序经凭借此前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的人脉关系，多方“挖角”。比如“国宝”陈寅恪，就是陈亲自赴港邀请的。著名数字家姜立夫，已经去了台湾，陈序经得知其不安心，去信请了回来。仅视读当年岭大学者名录，犹能感受其傲人实力：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陈国祯、陈辉真、毛文书，教育学家汪得亮，经济学家王正宪，法学博士端木正，生物学家廖翔华，外国文学专家杨秀珍……其中，不乏陈序经的旧友、学生、老同事。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广东省一把手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1950年陈序经（左1）与陈寅恪（左2）、姜立夫合影

大学要注重学术研究的原则，让陈序经在考虑行政管理人员时，也选择“教授治校”，比如电子学专家冯秉铨是教务长，社会学硕士和神学博士伍锐麟是总务长。各院系一把手也都是学术带头人，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核心地位。

最让记者感兴趣的，还是“教授治校”的高效管理模式。当时的岭大不设副校长，尽管作为私立大学校长，陈序经权力很大，但他并不搞一言堂，一个五名教授组成的决策小组保证了科学、高效决策。今天在深圳大学，亦有类似做法。

教育大家：“校长要为教授做好服务”

初到岭大，时局动荡，通货膨胀惊人，学校经济拮据，十分艰难。学费收入和美国人的资助远远不够，筹款成了校长的主要工作。陈序经一方面在维持私立（旨在保证思想和研究的独立）的前提下争取国民政府资助，一方面向社会募捐。1948年8月2日，是陈序经到岭大的第二天，学校要发薪水却不够钱，陈序经到银行去借20万元，银行行长告诉他，有个关心岭大的先生可以无息贷款20万元。陈序经找这位先生一谈，果然借到。后来岭大医学院想买一台X光机，想延迟还款，不料这位先生慷慨地说，钱不用还了，条件是不能说出他的名字！类似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原岭南大学校舍，估计三分之二为华侨所捐。陈序经的品德与人气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这位文化学术大师虽不愿经商，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他又刻意求财，展示了理财天赋。一个经典的细节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陈序经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放卖出去保值、增值。他一直认为校长应该干筹钱的事，让教师安心教学与学术研究。这一理念，正是陈序经坚持“校长要为教授做好服务”的一部分。

陈序经作为杰出的大学管理者，的确有许多值得令人称道之处。据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端木正回忆，陈序经当教务长、校长时，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陈序经说，每位教授在下聘书的时候，校方已经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陈能说这些话，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活档案库，他所请的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都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对教授的考核，也是优容雅量。比如，经常听陈寅恪上课的学生只有三两个，他多年才出一本著作，拿今天的考核制度来说，他是很不合格的了。陈序经还允许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今天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最后20年的学术创造。

时代成全了岭大，也终结了岭大。临解放，陈序经不愿将岭大迁到香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岭大被错划为“美国支持的教会学校”，终于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成为历史名词，陈序经本人成了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尽管后来他还当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然而因为靠边站或时间短，这位大学管理者已经难见当日的风光。

1964年在中山大学东北区17号家中书房

学术轨迹：独立思想成就文化学术大师

失意岭大，得意学术。陈序经正好有了时间做学术研究。

此前，谦谦君子陈序经，一直以“好辩”蜚声学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思想文化界发生的中西文化争论、乡村建设问题和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三次大争论中，陈序经不仅投身其中，且成为要角。

1933年末，陈序经在中山大学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刊于报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因为陈序经说，“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虽然“五四运动”前，已经有不少人提及“西化”，但是这样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并坚持到底的，陈序经为第一人。“全盘西化”论经过历史检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十分有害。然而讨论对启迪国人思维、探索救国道路不无裨益，也让年轻的陈序经声名鹊起。

这一主张的理论支柱是“文化不可分论”。陈序经毕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重视文化研究。他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和很多先贤一样，他也想从东西文化之比较中寻求救国道路。

因为钟情教育，陈序经还曾经卷入两次教育论战。

上世纪30年代初，有人提出教育要中国化还是现代化的问题。陈序经坚决要走现代化之路，认为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

1932年，还有人提到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广州一次教育会议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议案，也获得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支持。但陈序经不敢苟同。他在报章发文，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求应用”，“求知固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废除文法学科，实是国人“只务目前的苟安与生活，而不愿做彻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体现。随后，论争扩展到《独立评论》等全国性报刊

另一次是跟胡适论战。1947年北京大学胡适校长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五所大学作为一等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担心会演变成“（国民党）党化教育”。他还指出，在学术研究方面，私立大学未必不如国立大学。

紧随“全盘西化”论战之后，是1936年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梁派主张中国乡村建设要以农为本，从发展农业中求出路。陈序经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一定要“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陈序经还到京津一带农村调查，以实证其主张。经过历史检验，陈序经的主张已经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200万字的文化学著作《文化学系统》是陈序经的最大成就。德国汉学家柏克说，“陈序经是梁漱溟之后，中国第一个可以将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对其他立场的批评，建立在自己的相当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上的人”。

此外，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陈序经涉猎甚广、建树颇丰，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无法定义陈序经是哪个“家”。

他的多数著作，都历时近十年或更长时间方完成。为求实证，他曾多次深入中国农村调查，对闽、粤、桂的船家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进行过较多的调查研究。其中1949年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和社会，主要有《文化学概观》、《社会学的起源》、《南洋与中国》、《暹罗与中国》、《乡村建设评议》等。

1950年后，陈序经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历史领域，陆续写了《东南亚古史》、《匈奴史》、《中西交通史》和《西南民族史》。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110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系列，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1964年带到南开大学继续写作的《匈奴史稿》，亦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

而早期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则是政治学，主要作品是《现代主权论》，其后又因献身教育，发表有相当数量的教育论文。

陈序经的著作合计共15部，约530万字。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他的许多著作手稿仍存在南开大学，未能完全出版。比如目前关于匈奴研究水平最高的《匈奴史稿》，原作百万字，只出版了30多万字。

跌宕人生：钟情教育淡泊名利

陈序经求学、工作经历，从他的一子四女的姓名中就可以看出：子其津（生于天津），女曼仙（生于德国）、穗仙（生于广州）、云仙（生于云南）、渝仙（生于重庆）。

更奇妙的是，除云仙在天津工作外，其他四兄妹都在广州工作，两地影响之深、岭南大学情结之重，可为铁证。

而陈序经热爱教育，更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的一生。除长女曼仙在武汉结核病防治院，先生是建筑师之外（注：中山医科大学亦曾邀请曼仙任教），其他四兄妹和他们的爱人都在教育部门工作。

陈渝仙回忆说，父亲在指导我们选择职业时，总是先考虑教师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他和祖父一样，不愿我们去做官，做生意。他心里有一个教育情结。

陈序经的教育情结从何而来？还得从祖父说起。

在中国的生意人当中，敬惜字纸、崇尚文化的并不鲜见，陈序经的父亲即是这种商人。他告诫陈“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与其做校长院长，不如靠自己的学问做个教授更稳当。在儿子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后，他还卖掉椰子园的一半股份供他在法国留学。

就是这种情结一直熏陶着陈序经，使其毕生与教育、与学术结缘。

小序经爱逃学，读书差，私塾老师形容说“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算命先生也说，假如小序经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了。但陈序经不识字的三妈（三叔的遗孀）几经努力，竟让这个差生（还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

三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总结为：正面鼓励（不把陈当“笨孩子”“坏孩子”看），互相激励（将他与妹妹分在两个班，形成竞争），侧面督促（每晚亲自伴读），共同学习，她还力主让陈序经转入县城的学校，以免他自满。这些方法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很流行的理论。

陈序经的父亲嘱其切勿想做官，而陈序经也一生钟爱学术，不认同“学而优则仕”。他拒绝加入政党，拒绝做官。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广东省国民政府主席林云陔请其出任广州教育局长，陈婉谢。1945年，国民政府宋子文邀请其任驻暹罗（今泰国）大使，又坚辞。

可是陈序经大半辈子还是做了“官”，担任学校的行政职务，屡屡受邀任所长、院长、校长等职务，一生没离开大学。

含愤陨落：仁者必勇，知死不避

陈序经曾写下一段饱含人生哲理的话：荣生惟有死中得，至乐常从苦里来。这两句似是悲观，然而陈序经却专门写过《积极的死》来阐释自己视死如归的心声。这位乐观的大师，大概从没料到自己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还是和他的校长身份、尤其是岭南大学校长身份有关。解放前陈序经因为工作关系，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接触，和海外华侨接触，更重要的是，岭南大学这所私立大学在1950年前还一直接受美国基金会的资助。1950年，在全国反美帝浪潮下，岭大的美国教师面临去留问题，美国方面即派人与陈序经商谈此事，这位代表恰恰又被控为美帝特务！就这样，陈序经不仅在历次思想改造时检讨此事，在“文革”中他更被指控为美帝特务走狗！

1967年2月16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地下室的“家”中，经过一年致命的批判，陈序经被迫害致死。死后还有百余人受到牵连……

已经无须再作泣血的回忆。然而1979年6月陈序经的追悼会上，悼文“仁者必勇，知死不避”的表述，又让人们想起陈序经曾有许多出国避难的机会，都被他的拳拳爱国心婉拒。他终于死在他热爱的土地和岗位上，实现了“荣生惟有死中得”的意愿。(张晓斌)

陈序经大事年表

1903年：出生于广东海南岛文昌县（现海南省文昌市）。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

1925年：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

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

1928年：受聘到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34年：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

1936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论战。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

1947年：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在国内引发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大论战。

1948年：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岭南大学解散。

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

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

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里通外国”“特务间谍”等罪名饱受冲击，2月16日因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

转自 （深圳）晶报 2009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