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瑞蕻（1915～1999），男，文学翻译家。浙江温州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央大学教师。1953年至1957年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访问教授。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1941年春，赵瑞蕻、杨苡（1938年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夫妇和大女儿赵苡在昆明

赵瑞蕻先生是1999年2月15日除夕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不幸去世的，那年寒假过后，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了一个追思会，我因为有课没参加，因而错失了一个领略赵先生多彩人生的机会。我一直想写篇怀念赵先生的文章，然而时间匆匆过去了将近十年，我竟没有动笔。

　　我觉得在中文系课程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那就是由某些有创作经验而又热心的教授来指导学生们的课外文学创作活动。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上，最辉煌的例子要算吴梅先生所指导的学生词曲创作团体潜社。其活动形式大概是每月一集，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师生一同游览南京名胜，如扫叶楼、灵谷寺、玄武湖等处，并作词或曲。题由先生出，作好也由先生改，直到傍晚，才一同归来，在夫子庙东头的“万全酒家”聚餐，有时也将聚餐的地点选在秦淮河的画舫中。如果作的是曲，吴梅先生会即席订谱，吹笛歌唱，极一时之乐。后来这些作品还被辑印成《潜社词曲汇刊》。这些课余创作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学习词曲的兴趣，也造就了王季思、唐圭璋、卢前、任二北、常任侠、赵万里、吴白匋、钱南扬、沈祖棻、陆维钊等一大批学者名流。

　　说到后来对学生们新诗创作的指导，则当推赵瑞蕻先生。他于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38年5月，在云南蒙自，曾和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的同学们组织过南湖诗社，后来学院搬到昆明，诗社改名为高原文学社，导师就是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还和学生们在一起开过座谈会与诗歌朗诵会。赵先生将这一传统带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记得我1962年入学不久，就知道有个南园诗社，导师就是赵先生。诗友杨春鼎特意将1963年南京大学中文系诗歌创作朗诵欣赏晚会的作品目录寄给了我，赵瑞蕻的名字在目录中出现过三次，《前记》是他写的，他自己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颂》，江苏戏曲学院的李海华朗诵了他发表于196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梅雨潭的新绿》。不难看出赵先生是南大新诗创作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头人。

　　我和赵先生的一点缘分也是因为诗。记得1963年3月28日，班上组织了一个以回忆对比为中心的主题班会，要我也发个言，当时此类任务是不便拒绝的，于是我便写了一首诗作为发言稿，题目是《我要怎样做人》。念完了，当时同学们居然觉得还不错，于是认为我比较喜欢诗。后来赵先生教我们班外国文学史，班长特地让我担任课代表，大概是为我向赵先生求教创造条件吧。但是我性格木讷，课外与赵先生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曾到总统府（当时为省政协礼堂）参加过由赵先生主持的文学活动，活动内容早忘记了。

　　我们大学时代的文娱活动比较单调，所以每年元旦前夕，各班都要开迎新晚会，也邀请任课教师参加，活动内容除班上预先准备的几个重点节目外，就是生着法子让同学们上台表演节目。大约就在1963年年底的晚会上，我也未能幸免，于是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题为《时光老人的礼物》的诗，还记得开头四句是：“我是时光老人，经过无数历程，虽然已白发三千丈，但就是热爱年轻人。”由于紧张，立足未稳就朗诵起来，朗诵得结结巴巴的，后来赵先生发言时，还特意模仿我局促不安的样子，朗诵了这几句，惹得哄堂大笑。

　　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先是到海安去搞四清运动，接着又到溧阳果园搞劳动建校，后来就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赵先生在“文革”中当然也受到了冲击，大约在1967年年底，当时中文系三年级的“革命小将”出了一份试卷考了一下中文系的教授。题目大概是默写《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写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篇名；默写八个样板戏的名称；默写《毛主席诗词》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等。赵先生回忆过当时参加考试的情况：他胆战心惊地，总怕出错，当写到《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时，红卫兵走了过来，斜眼看纸冷笑说：“教授真是无用！连这样的句子也背错”，弄得他一时惶惑，连忙改成“君失骄杨我失柳”，果然成了笑话。赵先生后来说起此事语调轻松，其实当时还是承担了巨大压力的。他女儿赵蘅曾谈到他当时害怕被抄家和批斗，竟将播音员朗诵他的诗作的录音带剪成一段一段的扔进冲水马桶里冲走，还将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马克纪念币都扔到了玄武湖里。

　　我1979年回到系里读研究生，虽然在系里或路上常遇到赵先生，但我那不善与人交往的缺点没有丝毫改变，所以也仅鞠躬致意而已，从未驻足向他请教过什么问题，不过我感到他仍然在指导着南园诗社，还在忙着做关于中外诗歌的报告，参加诗歌朗诵会。譬如1979年9月26日下午，我就听他做过题为《西方诗歌的翻译和欣赏》的报告，接着他又于9月27日下午在大礼堂朗诵了自己的诗歌，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一首小诗谈了自己的感受：“赫然见诗台，豪情去复来。繁花碾作尘，今朝又怒开。”大约是在1986年的端午节，南大中文系还举行过一次赛诗会，参加的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朗诵一首自己的诗歌新作，经过评比，结果赵先生的诗作《我的头发》荣登榜首。现录之如下：

　　我珍惜我的头发篷蓬，

　　那是我长年滋养的树丛；

　　我已到了生命的冬季，

　　我的头发却顶得住寒风。

　　但全给吹白了，哦，可爱的叶子！

　　亡逝的流光仍在闪动；

　　我沉思，喜欢用手抚摩柔发，

　　它们跟自然万物息息相通。

　　后来这首诗还配了一张他那鹤发童颜的彩色照片，嵌在南园的画廊里，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赵先生年过八旬，还在关心着学生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如1998年曾应邀为我系作家班做过一次讲座。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1999年的大年三十，赵先生还特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关心湖北考生青年作家张盛科的录取情况。我当时担任副系主任，参与了作家班的录取工作，便告诉他未能录取，并解释了原因。赵先生还一再嘱咐我到学校再去争取争取，并且要我转告学校说这是他的意见。我私下里想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赵先生热情、真诚、纯朴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

　　赵先生在《我的遗嘱》一诗的最后写道：“但愿在我的诗和散文里，萌动着一颗淳朴的心！窗前的石榴树又快开花了，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可见写诗为赵先生的终生爱好，而这一爱好的养成，显然得益于闻一多、朱自清所指导的南湖诗社。而他为指导南园诗社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据我所知，我们那几届学生中从南园诗社走出来的诗人、专家、教授就有毛水清、陆苇、蒋士枚、石湾、薛正兴、杨春鼎、王许林等等。赵瑞蕻先生之后还有谁既有能力又有热情来关心南园诗社的创作活动呢？（徐有富）

转自 东方早报 200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