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他叫潘光旦。13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清华当时注重体育锻炼，潘光旦在跳高时，右腿伤残，没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成了“独腿客”，在家休学两年。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鸿鹄之志。他做诗述怀：

　　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因他成绩优异，仅用四年时间便获硕士学位。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为强种兴国，他重新认识遗传学，倡导优生学。他爱国不落人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清华学生运动”，“曾担任学生代表团的中文书记，负责各种文件与宣传品的起草”。突出的是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学校当局给予“留级一年”（一说不考者视自动退学论处）的处罚，经过斗争，原决定撤销了，但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次年，潘光旦发表《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说明东三省本是中国的土地外，还证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滋生地，呼吁“决不可沦入日人之手”。

　　1941年，潘光旦加入民盟，在昆明参加筹建第一个省支部，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第一、二届中委等职。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本质。6月，代表云南民盟支部，三次召开座谈会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坚定立场。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后来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学校将潘光旦由教务长改任图书馆长。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游行，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参加土改，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他从不甘人后。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梅贻琦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就是潘光旦起草的。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无独有偶，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一项同类托请。“与沈衡（沈钧儒）老谈起文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在清华图书馆长位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

　　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对家长负有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抓捕学生名单，以致激怒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老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这是潘先生的情况。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做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他入了民盟，两家又长期毗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闻还为潘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闻被害后，潘光旦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1916年闻一多对潘光旦的腿动手术他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早予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

潘光旦与罗隆基1930年在光华大学是同事。校方认为罗在校外发表言论太多，要撤罗之职。潘光旦为抗议校长擅权恣肆，愤然辞去文学院长之职，拂袖而去。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从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云南王”龙云，当年曾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1962年去世时，潘光旦不避嫌，不忘旧谊，与罗隆基一道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讲孝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潘光旦事母至孝。他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她对子女管教严，她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对母亲的爱与教诲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三天，不下楼吃饭。

薪火相传。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以防夜风，挑灯夜战。在那个艰苦岁月，他还要求孩子们每日耐着性子练大楷小楷各一篇。纠正孩子们写字姿势，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阿爹。”还规定孩子们要背《论语》，读中外名著，纠正英语发音。给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注重德育教育，吃东西时不准挑食，不许讲话；对人要有礼貌；在昆明收割时节，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偶在田野里拾点遗下的稻穗，潘光旦立即制止。他说那是社会留给孤寡老人的唯一东西，别人不可去拿。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一副严父慈母的胸怀。抗美援朝，乃和入伍，他还代表家长到学校讲话。关怀、引导女儿们自己独立学习生活。

1946年冬，潘光旦（前排左二）在新林院11号寓所与社会学系一年级学生留影

　　我们平时从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身皮夹克，配一副深度眼镜，嘴衔一只大烟斗，拄着双拐的形象。他喜爱的一支烟斗，是用老竹根打通自制而成，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他的另一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他坐拥书城，有藏书万余册。有钱他就买书。有趣的是，1926年4月回国时，他因把钱都用在买书上了，到上海下船时身上只剩一元钱，回家的交通费都不够。他当时收藏的《达尔文文集》极为珍稀。“文革”时抄家，红卫兵问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家只有100多元？他说全买书了。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派上了大用场。当时为中印边界问题，政府需用边境史料，周总理亲自借用这套书，还书时还有总理的复信。后来这些藏书，子女们各留一套作为纪念外，余皆捐给国家了。

　潘光旦很有生活情趣。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自制土造货，两侧用汽油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他独足，任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止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驾的双拐是美国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2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潘光旦因独腿，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像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当时，他寓昆明农村一家小楼上，没有书房。一商界朋友在自己新房中送他一间作书房，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

　　螺大能容隐士蟹，

　　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跟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

　　狼烟岁月业余生活枯燥，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潘光旦极力反对极端。然而过激的事情在身边却时有发生。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自然在劫难逃。一番为苍生、社稷的良苦用心却横遭诬陷。除他与罗隆基、费孝通的这层关系之外，他获“罪名”还有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所作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令他深感愧疚的是由于他的灾难，使爱妻赵端云精神负担过重，于1958年10月先他而去。早在潘光旦上清华时，家中给他订有旧婚约，因他的腿截去一只，对方突然毁约。表妹赵端云看上他的人品与才干，下嫁于他。赵女士贤惠过人，含辛茹苦相夫教子，是个贤内助。抗战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补贴家用，她与梅贻琦夫人一道做一种上海糕点名“定胜糕”（抗战必胜之意）到集市上去卖。相濡以沫32载，将一群儿女培育成人。

　　致命的摧残是“文革”。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蜷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御寒。批斗时，一块“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木牌挂在颈上，他拄着双拐，被强迫与红卫兵一道跑步。劳动改造时拔草，别人能蹲，他独腿，只能带只小板凳，还被红卫兵发现一脚踢开，不得不坐在地上拔。他本有前列腺肿大之疾，因受摧残导致发炎，住进医院。小便都已插上了管子，造反派还来折磨他。老朋友叶笃义去看望他，潘光旦对他讲了他的三个S应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S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是survive（生存）”。可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常来骚扰，造反派医生也态度恶劣。他自知来日无多。叶笃义劝他要坚持下去。他绝望地说出第四个S：“succumb（死了）。”他不愿死在医院，要回家。女儿乃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回家。家中卧室仍被封着，他只能躺在帆布床上。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来费孝通。潘索止疼片，没有；又索安眠药片，仍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当时身边没有亲人，女儿们都同样在受难，乃穆在被批斗，乃两口由“黑帮”升级为“反革命”，没有行动自由。远在边陲的乃谷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方知！

　　女儿乃穆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居然遭到单位的严厉批判。无奈之中，与乃商量把父母的骨灰埋在家旁的一棵树下。等到1979年中央民院为潘光旦平反时，因时日太久，市井改观，骨灰遍寻不得。女儿们只好精选一只青紫色瓷瓶权代骨灰瓶，存入八宝山公墓。悲哀的是追悼会上家里连潘光旦的一张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从集体照中翻拍放大了一张充之。令人扼腕的是1999年女儿们到八宝山扫墓，见父亲灵前的那只骨灰瓶也不知被何人弃之何处？女儿们只能祈求父亲在极乐世界安详宁静了。

　　再说那只潘家的宝物“双葫芦”，当年红卫兵抄家将它扔在潘家门口，细心的费孝通将其捡拾收藏。费当时自身难保，交给乃侄保存。1989 年费孝通将其“完璧归潘”。只是那葫芦已被摔出裂痕，柄上的藤蔓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变为红褐。一派历史的沧桑，记录着一个荒诞而又温馨的故事。

　　人死了就死了。有人死了尸在墓在石碑在祠在，并不一定被后人记住或景仰。潘光旦的肉体乃至骨灰均烟飞灰灭，但他的精灵仍在。他属于大地，属于历史。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张昌华 于2007.8.4）

转自 《人物》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