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 熊蕾

熊向晖：1919年4月生，安徽省凤阳县人。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1961年随陈毅副总理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不久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及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本文作者熊蕾：熊向晖的女儿，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美国东西方中心杰斐逊学者。退休前为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新闻系客座教授、全球环境研究所顾问。

1.忽然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嘿嘿笑

都说老爹熊向晖是个传奇人物。但在我眼里，他很有趣。“文革”后的一天，老爹在家里收拾旧文稿。忽然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嘿嘿笑，我们跑过去看他笑什么，只见他拿着一张纸在那里看着，一边看一边乐，见我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就笑着说：嘿，想不到我还写过这样的东西！

原来那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后，老爹写的一份自我检查，检查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致内容是，老爹1958年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河北遵化的一个公社挂职锻炼。他认为所在公社不像当时报纸上宣传得那么好，搞的很多类似大炼钢铁的“会战”是劳民伤财，是大浪费，提出了意见。这就被认为是“右倾”。于是老爹检查说：我只看到社员沤的绿肥70%不能用，没有看到30%还是能用的，的确是被“右倾”思想蒙住了眼睛。

这样的检查简直匪夷所思。天晓得当时老爹是怎么过关的。

不知道当时这样写政治检查的人能有多少，但是这样的检查，实在让我忍俊不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觉得好笑。

老爹的语言能力极强，模仿各地方言、模仿毛主席、周总理、董老讲话，惟妙惟肖。他也会讲他经历过的一些乐事，都很有趣。

比如他1958年到1959年下放的河北省遵化县，有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王国藩。老爹就给我们讲过他开的一个玩笑：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遵化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争相“放卫星”，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放出最高“卫星”的一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

只有王国藩不动声色。会后，王国藩叫住那位“百万”书记，问：你体重有多少斤呐？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吧，怎么啦？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

这个玩笑太有意思了，谈笑间，就给那种不切实际的高产卫星泄了气。

这事老爹亲眼目睹，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在那样的风气下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当时那么做极不容易。“文革”结束后，50年代、60年代的很多工人农民“劳动模范”不吃香了，但老爹依然尊重他们。比如很多人给当年王国藩和毛泽东表扬过的他所代表的“穷棒子”精神泼脏水，说他这样那样不好。老爹很不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期搞极左，王国藩就顶得住，不“放卫星”，是实事求是的。

我不认识王国藩，但是老爹讲的这个故事实在有趣，也给我打下了实事求是的烙印。

儿时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老爹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爸爸就是爸爸，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就够了。直到上小学五年级，我都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2.老爹对我丝毫不透露

五年级那年冬天，我害了眼病，妈妈带我去同仁医院。等到我做完手术，天已经很黑了，于是妈妈把我带到了当时刚刚建成、警备还不很森严的钓鱼台宾馆，在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摆的两桌酒席上蹭了一顿饭。

饭后，老爹和其他叔叔伯伯玩牌打麻将，妈妈和几位阿姨在理发室做头发，把我这个小孩子安置到礼堂看演出。演的是京剧折子戏，咿咿呀呀我也听不懂，于是东张西望，看到了观众中坐着周恩来总理。

我赶忙跑到理发室，向妈妈报告这个消息，接着又回去看戏。来回两趟之后，在礼堂外边的一个大厅里，见到出来休息的周总理。没等警卫人员拦我，周总理就把我招呼过去拉家常。问起我爸爸是谁，我愣头愣脑地对他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老爹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这下倒把我说愣了，搞不懂这个大人物怎么会认识老爹。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老爹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老爹最崇敬的人之一。

由周总理对老爹的熟悉，我第一次感到老爹可能不那么平凡。但究竟怎么个不平凡，我还是不关心也不在乎。老爹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故事，我也是上中学以后才第一次听一位大姐姐讲的。

1971年夏，老爹参加接待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的时候，恰逢我从东北农场回北京探亲。但是对这一历史事件，老爹对我丝毫不透露。

细数起来，从老爹1962年出任中国驻英国代办起，到1967年他们回国挨批斗，再到我去东北，哥哥参军，全家天各一方的离别已将近十年。所以见我回到家里，老爹很高兴。然而在我休假期间，他却忙得早出晚归，难得见面。我问老爹他在忙些什么？他说，他不能讲。也在探亲的表姐和我根据他写字台上放的书，猜测说，你是在研究日本问题，他笑而不答。我们又猜他每天去什么地方，他还是不置可否。临近我离京那几天，老爹更忙了，最后干脆不住在家里了（后来才知道参加接待的人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我和妈妈既无他的地址也无他的联系电话，只能等他打电话回来。

我很想临走前再见老爹一面，可是却未能如愿。在我离京前一天，老爹打来电话，问我哪天上火车。我说，明天，7月9日，你能回来吗？老爹沉默了片刻，很遗憾地说，不行，实在回不来。我又问他究竟在忙什么，他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过些天你就会知道了。

7月9日，我带着未能同老爹告别的遗憾登上了返回东北的火车。7月16日，我从广播中听到关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问北京的新闻公报。我这才恍然，老爹这么多天神神秘秘，原来是在参与这件大事。

老爹离休后，总有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请他去外地参观疗养。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只要人家征求意见，老爹就决不客气。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他和我妈妈一起去南方，下榻在某城市当时最好的一家宾馆。经理礼节性地来看看他，顺口问他有什么意见。老爹可就当了真，一五一十地指责起人家管理上的不是，从餐厅餐具的摆放、上菜的程序到卫生间手纸的安排，比照国际标准全都说到。虽然经理听得肃然起敬，认真地记下了老爹头头是道的批评，可是我妈妈就觉得挂不住脸。经理走后，妈妈数叨老爹说，人家这么招待你，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你何必给人家找茬呢？让他以后少提意见。老爹看妈妈动了火，便答应得好好的。但是事到临头，他还是憋不住。临走时，主人设宴为他饯行，喝的是茅台酒。等到吃完了，主人问老爹感觉如何，老爹跟人家来了一句：你这茅台酒，是假的！真把我妈妈气坏了。

二老回来后，妈妈跟我告老爹的状，说起来还是气呼呼的。可我却笑得不行：这才是熊老爹本色呢！

3.让老爹很看不起

对待职位比他高的人，他也一样率真。

“文革”中，他敬佩的一些老同志走背字儿了，他会不避嫌疑地去看他们。但是当人家重新上台红起来以后，他就不和人家走动了——除非他受到邀请。他直截了当地跟人家说：“你们有事，你们找我，我是不会去找你们的。”

他当年清华大学的学长宋平伯伯刚刚“解放”时，老爹高兴地请他吃饭，而宋伯伯当了中组部部长后，老爹和他的联系就少了，反而是宋伯伯和夫人、也是清华同学的陈舜尧阿姨到我家来的次数多些。宋伯伯当政治局常委后的第一个春节，和夫人一同来家里看老爹。临走时，老爹执意要送他们到楼下，而他以往送客人一般只送到家门口。宋伯伯请他留步，我也奇怪他为什么对宋伯伯这么特殊。老爹直率地说：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一级警卫！到了楼下，只看到一辆车和一个秘书等在那里，真正是轻车简从，老爹才对宋伯伯一笑，说，这还差不多！

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曾经问我，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这还真把我问住了。因为从来不记得老爹勉强我做这样那样，所以也没觉得他怎么“教育”过我。他好像从来没有刻意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任我们自由发展。他甚至从没问过我的分数，也不在意我在班里的排名。但是似乎在不经意间，他让我看到他看问题的“另类”视角，那是一种有趣的、不随波逐流的视角。

上初中时，有一年寒假，他和妈妈从英国休假回国，被安排到广东从化疗养。难得和我们相聚的老爹，特意让我和哥哥趁寒假也去见识见识南国风光。那一次，我们领略了广州春节的花市，去了肇庆七星岩、佛山祖庙，玩得很痛快。可是临近寒假结束，作业中的两篇读后感只完成了一篇。要完成另一篇，还得找书来看，可是连找书带看再写出读后感，已经来不及了。我有些着急。

老爹却不以为然。他说：跟你们老师讲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难道写一篇游记不能顶一篇读后感吗？

这是不是很另类？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胆量这么另类，但我牢牢记住了“行万里路”的父训。多年以后留学美国，创下了400美元“穷”游美国的光辉纪录。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时，“文革”还没有结束，风气仍很“左”。好不容易，学校给我们英文专业请来了两个外国教师，是夫妻俩。按说是通过我驻英使馆请来的，又是对中国友好的左派，政治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我们系当时的领导偏不相信人家，在外教到来之前给我们全体训话：这两个人，搞不好就是特务！否则一个英国人，怎么会娶一个美国人？所以，他要我们保持“革命警惕”，不要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放假回家时，我跟老爹讲了这个事。老爹不屑地说：“怎么那么没有自信？你们系200多工农兵学员，怎么就影响不了两个外国人，反而让两个外国人影响你们？”这样没有自信的做法，让老爹很看不起。

1971年，老爹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加接待基辛格博士对北京的秘密访问。之后，他又参加接待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就在这次访问期间，在一次晚宴上，和老爹同桌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不知怎么，对中国的五星红旗产生了疑问。他问老爹：你们的国旗底色是红的，为什么五颗星是黄颜色？五颗星为什么是一大四小？

这个问题虽然应该有标准答案，可是老爹想，按标准答案回答他，他不定又会问出什么难缠的新问题，于是就反问格林：你们美国的国旗，有50颗星，代表你们50个州，13条杠，代表最早独立的北美13州，对吧？格林说是。老爹说，这13条杠，7条红的，6条白的，对吧？格林说，不错。见格林入套，老爹开始发“坏”了：那你说说，哪7个州是红的？哪6个州是白的？为什么这7个州红，那6个州白？格林一下子就被问住了，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便去请教基辛格博士。博士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样的“坏”，是不是很机智？

4.这事让哥哥哭笑不得

在接待尼克松之前，老爹当过驻英国代办，驻墨西哥大使，是1971年新中国派往联合国首个代表团的代表，是当时国内外公认的能干的外交官。但是和他在外交上、公事上的才干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他在生活方面的低能。这也有趣。

老爹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干，也不会干。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正是星期天，妈妈想休息一天，带我和哥哥去外面玩，中午就不用做饭了。可是老爹却不想出门。于是妈妈给他做好了中饭，放在厨房。那时候还没有微波炉这些家电，家里做饭是烧蜂窝煤炉子。妈妈叮嘱老爹，什么时候如何给炉子加一块蜂窝煤，把饭放在炉子上热一热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下午回来一看，饭还是凉的，炉子早灭了，老爹的中饭是在楼上邻居家“蹭”的。

更让人喷饭的是老爹喂鸡的故事。那是1970年春节前，在南京的外婆病了，妈妈要去看她。当时我在东北的农场，春节不能回家，哥哥在北京远郊的工厂，一个星期回来一次。这样，平时只有老爹一个人在家了。

老爹不会做饭，妈妈安排他去机关食堂吃饭。但是家里还养着三只鸡，准备过春节吃的，怎么办呢？那年月北京的副食供应很紧张，什么都凭票，这三只鸡作为春节的年货，可是宝贝。哥哥去工厂前，告诉老爹：你每次吃完饭回来，就喂它们一把米。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米袋子放在哪里。老爹很痛快地答应了。一个星期后，哥哥从工厂回来，发现三只鸡全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老爹很无辜地说：我每次吃完饭，都喂它们米了呀？哥哥在养鸡的厨房里查看，发现放在墙角的一个敌敌畏瓶子空了。原来，老爹只知道喂它们米，却不知道还要喂它们水，三只鸡渴得难耐，自己找水喝找到了那瓶敌敌畏，“服毒自尽”。

这事让哥哥哭笑不得，只能懊悔自己，怎么会忘了交代老爹给鸡喂水？

说老爹在生活上低能，但老爹却很会买东西，尤其是买衣服，尽管我从没有看他逛过商店。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小时候，我的很多式样新颖脱俗的衣裙，都是老爹买的。那时，他常常出差。去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回家时，准会给我带回新衣裙。那些衣裙色彩很朴素，穿上和小伙伴们同行，并不觉得很扎眼，可是总会有相识不相识的阿姨拦住我，问这身衣服或裙子是哪里买的。我只能茫然地告诉她们，是我爸爸买的。

当时懵懂的我在年纪稍长之后，才意识到不做家务也不逛商店的老爹，其实极有品位。后来，他和我妈妈去英国工作，当我们看着身着旗袍雍容大度的妈妈和风度翩翩的老爹的合影，赞叹妈妈的美貌时，老爹会得意地说，你妈妈最漂亮的旗袍料子，都是我挑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不懂世事的那些年里，老爹去参加过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两次日内瓦会议，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去香港处理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的事件，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等重要外宾去各地参观访问……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他还能抽出时间给小女儿买来颇能引来“回头率”的衣裙，这样的情趣，也实在有意思。

说起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有一段故事。一开始，内定的从香港搭乘印航飞机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也有老爹的名字。名单报到印度航空公司后，周恩来总理临时把代表团名单中老爹的名字勾掉了。

据说，当时我有关部门已经获悉台湾要搞暗杀，暗杀的目标，本来是周恩来总理。但是周恩来总理应缅甸吴努总理之邀先去云南和他见面，然后从缅甸和吴努一起乘专机去印尼，不从香港走了。此时，台湾方面也了解到周恩来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仍然决定照常行动，以期打击中共的士气。总理这时把老爹换下来，大概是认为老爹是台湾比较了解也可能比较痛恨的目标，把他拿下来，是不是会好一些。同时总理也从云南指示北京外交部和港英当局办好交涉，保证飞机安全。

但是，中国方面换了人后，通知印航公司的乘客名单却没有换。

5.令噙着泪的亲人感到安慰

飞机出事后，中国驻印度使馆奉命和印航办理善后，负责此事的是时任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的申健，他正是老爹的三姐夫。他和我三姑从印航拿到的乘客名单里，看到老爹的名字，极为伤心，互相安慰要“化悲痛为力量”。后来才知道，老爹根本没有去。老爹对这次历险，竟一直毫不知情。直到1985年，万隆会议召开30周年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一些当事人座谈，老爹才第一次闻听此事，得知他30年前差一点就成了烈士。

老爹有过多次大难不死的经历。最早的一次，还是在娘胎里。奶奶一连生了五个闺女（其中两个早夭）才生下一个儿子，接下来怀了我老爹。当时奶奶觉得孩子已经够多，且有了一个儿子，怀的这个指不定又是个姑娘，因此不想要了。可那时又没有什么好的堕胎办法，奶奶的土办法是吞了大量烟土。可是居然没有打掉，老爹还是顽强地来到这个世上。其结果之一是，奶奶后来再也没有打胎，之后又接连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不过，1969年那次大难不死的车祸，却使老爹落下严重的颈椎病。上世纪70年代在上海中西医结合治疗，管了十多年，但是后来四肢又酸麻疼痛，不得不在1987年做了颈椎手术。在那之前的1985年，老爹被查出患了膀胱癌，做了电灼，之后又患过前列腺癌等，总是疾病不断，后来还安了心脏起搏器。直到2002年确诊肺癌之后，最让老爹难过的还是颈椎病。所以老爹非常怕摔跤，除了去医院做体疗，平时就不做什么体育锻炼。院里散步的老人中，从来不见老爹的身影。也是大难不死的谢和赓老伯有一次和老爹谈起养生之道，说：“我是生命在于运动。”老爹马上回应：“我是生命在于不动！”当时很让我和谢老的干女儿好笑。

据老爹说，奶奶吞烟土企图堕掉他而未果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他成了“烟鬼”。从我记事起，老爹就是手不离烟。他曾跟人说，不要问他一天抽几包烟，只问他一天划几根火柴就可以了——只要四根：早起一根火柴，烟头接烟尾一直到吃早饭，之后第二根火柴延续到午饭，饭后第三根到晚饭，然后第四根一直到就寝。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老爹一直患有很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据说犯病的时候曾经痛得用头撞墙（不过从来没有让我们这些晚辈看到）。医生曾经一再告诫他要“戒烟少酒”。他却跟医生讨价还价说，顶多可以“戒酒少烟”。告诉他抽烟有害健康，他却毫不在乎，还拿英国的丘吉尔说事：他一辈子抽烟，不也活了80多岁了（丘吉尔享年90岁）？就算他因为抽烟少活了十年，也是高寿了！更何况老爹对自己的预期寿命，不过才50岁！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吸了50多年的烟，老爹在73岁那年才停了烟——决不肯戒烟的他，因为肺气肿，终于觉得吸烟不舒服了。而他在81岁以后肺部开始显现出的阴影最终发展成肺癌，和他50多年的吸烟史有多大关联，我们很难说清。但是老爹从没为此有过丝毫懊悔。

晚年的老爹，愈发纯真可爱。停了烟又不锻炼，眼瞅着他的肚子就大起来，很像大肚弥勒。他喜欢穿新衣服，喜欢吃甜食，尤其喜欢冰淇淋和巧克力。可是，你却不能当面告诉他。知道你喜欢吃甜食，所以给你买了巧克力等等。他会说，他不能再吃这些甜食了，太胖了。我们只是把甜点放在那里。过些天就会发现，它们的量在逐渐减少——老爹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些甜食消用了。

令我想不到的是，老爹会把他的有趣进行到底——一直到他因呼吸困难切开气管之后。比如在我们最为他揪心而且他只能鼻饲的时候，他写下“冰淇淋”，让我破涕为笑。之后他又要求从嘴里喂他喝粥，医生怕他呛着，告诉他不能从嘴里喂食的道理，他批道：“教条主义”。医生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请求。最后一天半，他的呼吸、血压完全靠机器和药物维持，人已经浅昏迷，叫不应了，但是对冰淇淋还有积极满意的反应。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能时时令噙着泪的亲人感到有趣，感到安慰，而不是让别人去安慰他的，大概也就是我的老爹吧。对此，我只有由衷的赞叹。

摘自《红星照耀的家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