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文作者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是著名剧作家曹禺（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女儿。“文化大革命”时期万方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和天使一起飞》、《没有子弹》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日出》、《黑眼睛》，电视作品有《空镜子》、《走过幸福》等。

看戏

儿时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经常夜里很晚才回来。我就知道他们看戏去了。我和妹妹趴在窗户上，对着院子的大门——那是一个门洞，晚上关着，一片漆黑。“吱呀”一声门洞亮了，是街上的街灯照了进来，以为是他们回来了，一看不是，一看又不是，最后终于到了很晚的时候，是他们回来了。

他们总是很兴奋，等我大了才知道，如果你看了一出好戏，就会非常兴奋、激动——那是从舞台带回来的。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人艺看戏，《雷雨》。我完全不明白讲什么，只记得第三幕的时候电闪雷鸣，我就吓哭了。爸爸赶快把我抱出去，怕影响别人。到我再大一点，他就带我到后台，去看闪电霹雳怎么做的，那个大阳铁板一晃，就是闪电；在芭蕉扇上缀了好多小珠子，摇呀摇，那声音就跟真的雨声一样。那时虽然并不懂得戏剧的内容，但是那种舞台的神奇和美丽，就慢慢渗入心里了。

那时也看了一些洋戏，如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传统戏《芦花记》，讲的是一个后妈虐待孩子，把芦花当棉花做棉袄，孩子冻得要命。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父亲也不哄我。大概是他觉得，小姑娘可以受到戏剧的感染，他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好吧。

父亲

我爷爷是宣化的镇守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他留过日，会做古诗。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死了，继母虽然对他很好，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孤儿。我爷爷奶奶抽大烟，父亲回家的时候，家里是死寂的，所以他的童年是黯淡的，容易感觉到哀伤。十岁的时候，有人在城墙上吹号，他就会流眼泪。他的内心太丰富了，又不能让外人了解。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骨子里非常感性，对所有的人都很真诚。他是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不强求孩子做什么，也不要求孩子苦读书。他只是去爱孩子。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有一次，他太生气了，把我拎起来往床上一扔，也就这样了。我还小，也就四五岁的光景，就冲着父亲嚷：“你打人，你共产党员你还打人！”我父亲还特得意，说我那么小就懂得反驳了。

虽然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很优秀的剧作家，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任何不同，这可能和父亲的一种灌输有关。我是和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里的小伙伴一起长大的。小学的同学，有许多是胡同里的孩子。我们一起跳皮筋，皮筋一头拴在海棠树上，一头拴在柱子上。父亲的书房窗子开着，一扭头就可以看到他。孩子的喧闹有时影响到他，但他从来没有生气。

父亲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结了三次婚，他的夫人都对他很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第一个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适，就离婚了。然后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本名叫邓译生，后来父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读书，画国画。吴祖光说过，我母亲是最后一个大家闺秀，气质优雅。我的小学同学说，你妈妈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她身体不好，总是各处疼，非常瘦，衰弱。母亲在1974年“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够了解我母亲，没有机会在她身边照顾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却都是同一个，就是梦到我母亲忽然不见了，我到处去找她，我就一直在梦里去找她。我记得我放学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倒一杯水，可是她连水都倒不了。我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很难过。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我也梦见他，但是梦见都是好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着，他走得很平静。

父亲是一个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从他们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体。

“文革”之前，父亲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后“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当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里，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睡在大通铺上。每个礼拜六我看着他头上戴着白毛巾，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他曾经在首都剧场传达室看门，有日本外宾来了，他们因为看过父亲的剧，很惊讶，居然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看大门。后来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宿舍，那就没有人可以看见了。那时父亲对街上那些扫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羡慕。他觉得要是自己不识字，就可以每天安稳地回家，过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审查，关起来批斗，不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抓到哪里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连教室都不能进，不能说话，就只能坐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心里很痛苦，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蛋，就是比谁都不如呢？

北京人艺在灯市口有一个楼，大门写着大字报，什么“打倒曹禺反动学术权威”啦，我最怕那个红色的大叉，真是触目惊心。从来不想路过那里，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文革”后他也恢复了名誉，但生命力和创造性被摧残了。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有一个小本，他时刻在记录一些他听到的有意思的话。他还教我用活页本来记，这样可以分类。

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钟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杀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父亲的弱点是，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去参加一些会，回来心情不好，很懊悔，可是下一次，他还是要去。在很多场合，他不能说真心话，可能要说违心的话，这都加剧他的痛苦。

晚年的时候他一直看托尔斯泰书信，他说，托尔斯泰那么老了还出走，我也要走的。他一直有神经官能症，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放松了之后，他躺下来，放松了，想得更多，他的脑子像一个陀螺。他就说，小方子，你来呀。他就不停地跟我讲，他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心里有多么难受。他加倍地体味人生，反复地咀嚼痛苦，这对创作是好的，但对一个活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写作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他的这些女儿里面，我最像他。大概我是家里惟一写作的人。我长得很像父亲。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就发现自己有些地方和父亲越来越像，但我知道我和他是永远都不能比的，因为他23岁就写出了《雷雨》。浑然天成的结构，精巧的匠心，他琢磨了五年才写出来，让我真正感到了戏剧的魅力。

我之所以后来选择了写东西，是因为没有机会学别的。“文革”没有学上，下乡，后来去当兵，如果上高中、大学，也许就会选择别的专业。我的父亲并不愿意他四个女儿去搞创作，我想他认为做这一行很苦。我大姐原来是医生，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医学实验室；我二姐搞音乐，后来做了音乐研究；我妹妹搞的是公用卫生。我正好卡在中间，没有赶上上大学。最后就慢慢选择了小时候最受影响的一种职业，就是拿起笔来，开始写东西。

我18岁在沈阳军区当兵，一共当了八年。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政委很佩服我父亲，一听我是曹禺的女儿，就收了我，做所谓的创作员。当时的所谓创作，只能写工农兵，完全是政治行为，骨子里跟创作并不沾边。等“文革”结束后，每个人才能够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一开始就写自己熟悉的，甚至就写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也是这样，小说里会有自己的影子。我起步比较晚，等真正开始创作，已经差不多30岁了。

好像是1986年吧，我得了金鸡编剧奖。我和父亲一起改《日出》。我们一起讨论，陈白露应该是什么一种境遇或者状况。一些搞研究理论的人，总是要问他，当时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父亲说，我现在说不清，即使回到当年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楚。

父亲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把每一个人物、活生生的人，都分析得清清楚楚，他对陈白露、翠喜啊，对这些女性注入无限的同情。对所谓人性的一种探讨和关注，就这样点滴积累起来。他对下层的人有着一种关怀，或者是悲天悯人。

在创作上，我曾经很不自信，我写东西从来不给他看，也不跟他讲，都是发表了才给他看。父亲对我总是以鼓励为主。1990年代初，我写《杀人》的时候，父亲因为肾功能衰弱住院，已经十分虚弱。我很欣慰的是他看了这个小说，说：“小方子，你的小说我看了，你行，你还真的行。”就那么几句，我就知道，他觉得我可以吃作家这碗饭。

摘自 吴虹飞著《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世纪文景200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