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记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原副总工程师王彦深

本文主人公王彦深，他是伴随着深圳的改革步伐走出来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复合型管理人才济济的深圳，王彦深凭着敢闯敢试的开荒牛精神，成为深圳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先行者。深圳建筑设计总院成为最早配置电脑、CAD出图率最高的设计单位；接受建设部推行ISO900系列标准的全国试点单位的委托……这些业绩的背后，都凝聚着王彦深的心血。

受父亲影响，走进清华土建系

1938 年1月13日 ，王彦生出生于北京，正值抗战全面爆发。日寇占领北平后，父亲只身去了云南抢修滇湎铁路，王彦深随母亲逃难到崇明岛，后来又辗转从沦陷区逃到昆明。

王彦深的父亲是美国留学回国的铁路工程硕士，1933年回国在北平铁路局工作，“七七”事变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抗战后为抢通国际通道，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抢修铁路和军用机场。父亲是无党派的工业救国论者，他说：“受到列强欺辱，源在国力落后，要振兴经济，必先发展交通，就像人体血脉必须畅通一样。”王彦深从小就学会了看父亲的工作图纸，经常听到父亲和同事、专家们讨论技术问题，从小的耳濡目染以及父亲的教导，使他对建筑工程有着浓厚兴趣。

1955年，抗美援朝已结束，国内的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正在大规模展开，极需土建专业人才，于是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并且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土建系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在大三时，班上来了一个名叫瓦洛加的苏联留学生，他是苏联驻北京学生会主席。为了照顾苏联留学生，学校除了派老师给他开小灶外，还派成绩优秀的王彦深跟他同住，协助老师做一些学习上的辅导。这样王彦深不仅帮助了苏联留学生，同时在与他一半俄语一半中文的沟通中提高了俄语水平，在学习上也很受益。这段特殊的经历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他和瓦洛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的瓦洛加还经常与王彦深保持联系，每年的国庆节，远在海明威的瓦洛加都会打电话来祝贺，这份国际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王彦深的毕业作业是国庆十大工程之一的解放军大剧院（现在国家剧院地址）的设计，他担任舞台结构组的组长，虽然因种种原因，这个设计项目没建成，但这是他的第一个设计作品，不仅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具有纪念意义。

青春在基层中闪光

1960年，王彦深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是学校的高材生，又家住北京，完全有条件读研究生或留北京工作。

王彦深父亲曾教导他说：“土建这一行，没有现场经验，就做不出好的设计！”。毕业分配时，他提出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最后他随二十多个清华同学被分配到宁夏银

川。大部份同学被分到建委、设计院，只有王彦深一人执意要去银川第一建筑公司，他认为施工单位才是基层锻炼中的基层。

当时的银川虽然被称为塞上江南，但经济建设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王彦深在这基层中扎根了近十年，热情洋溢的青春年华挥洒在了这塞北江南上，当然他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银川建筑公司工作的十年里，他担任过土建、水暖、电气技术员，承担过预结算、现场施工、质量检查、事故处理、技术革新等技术工作。因王彦深学历高，被任命为技术组长，但他仍然低姿态地坚持“多看、多做、少说”，虚心向有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学习，不耻下问，互相取长补短。

作为技术组长，在质量检查时，王彦深发现有质量问题提出工人改正的要求时，工人大都不服气地说：“差这点咋不行？不行你来试试。”此时他知道强硬要求工人改正是行不通的，他就自己学砌砖、绑钢筋、支模板、开车床、学电焊等手艺。凡是工人做的工种他都细心去学习，在摸索尝试的过程中知道了操作的奥妙，了解了工人出错的症结所在，然后对工人进行原因分析，这样工人不仅心服口服，自己也得到了最基层的锻炼，为以后的设计和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施工单位工作期间，他还与设计单位密切配合，促使新技术、新结构的采用。1968年，王彦深被调到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从事设计工作。在十几年的设计单位工作期间，他在基础、墙板、构件的改革方面率先做了一些革新工作，使国内的先进技术在宁夏得到首次应用。

银川处于黄河冲积平原，地下水位浅，房屋基础埋深经常在水位以下，最常用的块石基础施工难度很大。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彦深在银川引入了爆扩桩技术，做了大量承载力试验，以获取不同土层中药量、扩头直径、承载力的参数关系等；七十年代，他从广东学习引入震动灌注桩技术，由他带队到广州、佛山、湛江学习，回去后自制震动锤和桩机机架，并进行承载力试验，取得了适合银川地质条件的设计和施工参数；他还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委合作，在银川市中心旁新建了一座新技术试验楼，王彦深是主要设计人兼结构专业负责人，采用了爆扩桩、承重空心砖、非承重大孔空心砖、预应力空心砖楼板、挂勾空心砖拱型屋盖、预应力预制楼盖大梁等新结构构件。

这四种空心砖技术是王彦深从南京学来的，当时和机砖厂的技术人员反复试验研究成型模具才获得成功。承重空心砖、大孔空心砖的施工得到工人的欢迎。因为大大减少了重复动作的频次，工人很轻松就能完成劳动定额，具有节省粘土、保温隔热性能、节省水泥等优点。

除此之外，王彦深还从北京等地学习引进了内浇外砌大模板技术，内墙采用整体钢模板现浇混凝土，外墙改用灰砂砖代替粘土砖，楼板用预制空心板；引进了装配式框架轻板住宅，采用预制柱、预制梁、预制楼板现场装配，采用石膏空心条板为内外墙，外墙再加钢丝网水泥防水，预制轻钢楼梯。

在银川从事施工、设计的二十年时间里，王彦深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加以适应性改进完成了许多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被评为1977年银川市先进生产者；在施工基层锻炼后所从事的设计工作中，他所画的设计图被视为免会审。在这些荣誉与成就的获得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他的管理、组织、协调的综合能力。

在设计中敢闯敢试，成就自己的辉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拟成立专利局，人事部在全国地区招聘专利审查员，当时身在银川的王彦深也参加了专利审查员的招聘。他顺利通过考试，档案资料很快被转入人事部。

后来因国家专利法未被通过，组建专利局的事也暂搁浅，当时的王彦深有二个选择：一是回原单位，二是去深圳。最后他选择了深圳市建筑设计院。

1983年，已过中年的王彦深踌躇满志，踏上了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凭着他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拓荒出了自己的辉煌成就。

刚到深圳市设计院，既有清华大学的理论功底，又有基层施工、设计实践经验的王彦深，担任院里的主任工程师、副院长。

1984年，作为深圳台湾花园的设计总负责人、结构专业负责人和结构主要设计人，王彦深突显了自己的技术功底。

深圳市高层建筑的基础，大多采用冲孔桩、钻孔桩，都是以微风化岩或中风化岩为持力层，桩长 30米 以上，费工费料。那时香港有一种建新桩，以残积粘土或强风化岩顶面为持力层，通过钢管底部夯击，在桩端形成一个干硬性混凝土的扩大头，从而把地基挤压加固，提供了较高的承载力。这种桩桩身直径600，扩大头直径可以做到800～1000，香港采用的单桩承载力只有135吨。台湾花园通过基础方案比较，选用了建新桩。出图后不久，建新桩的试桩报告出来了，几根桩压到350吨就破坏了。据此，深圳市基建办发出通知，该桩单桩承载力在深圳取为175吨，比香港提高30％。

此时承接台湾花园基础施工的香港公司找到王彦深，要求按单集175吨改图，建议在两座塔楼下共增加60根桩，建设单位迫于工期考虑，也同意加桩。按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和建设单位的要求改图加桩，是设计风险最小的办法，但是王彦深没有这样做。

他认真分析了桩报告，发现承载力曲线平缓上升到350吨后突然下跌，说明不是地基破坏而是桩身破坏，再查看钢筋应力图，证实破坏处就在扩大头与桩身的接合部。经过仔细分析和考察该桩的施工工艺后，他找到了引起接合部提早破坏的原因。

他向香港公司高层主管提出改进工艺的建议，但他们不接受，而王彦深也不愿增加桩数，于是香港公司退出了施工。王彦深的分析得到了省基础公司的认同，他们决定租用香港公司的机械和技工，由省基础公司的工程师进行指挥，承接了桩基施工。后来经四根破坏性试验桩的验证，经过工艺改进后，单桩破坏值分别为600、650、200吨，说明单桩承载力取200吨的安全系数比规范还提高了50％，仍然留有足够的余地。

台湾花园在建筑平面上采用钻石型布置，在四个正交方向有四道深入到桩心筒的采光通风缝，该缝由八道外墙构成，在一至三层裙层内，外墙不落地要转换成框直线阵柱，但2． 4米 的缝宽使两排框支柱的净距只剩1． 4米 ，显然这是个过份狭窄的不好使用的空间。结构规范规定框支柱必须在剪力墙平面内，若嫌柱距小，只有增加采光缝的宽度了。但王彦深没有把球踢回给建筑师，因为他知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不仅要靠建筑师的匠心来设计，也要靠结构师的骨架来营造。于是王彦深决定突破规范的规定，用单排柱来支承高27层楼、相距2． 4米 的两道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牛腿加托梁的转换方案拿到中国建研院结构所去请教，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在结构设计上王彦深完成了三项突破：国内首次在高层建筑中采用法兰克内击沉管桩；国内首次采用框支柱不设在剪力墙平面内的转换法；国内首次试用我国自行开发的空间程序SATS进行结构分析，与编程人员合作试算三次获成功。

在1986年全国第九届高层建筑结构学术交流会上专门对这种平面外转换的计算与构造作了交流介绍。

从1998年担任全国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审查专业委员会委员至今，王彦深与各地同行学习并交流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方法，他说：“对常规高层建筑的设计，不应该是现行技术规范所提供方法和措施的堆砌，如何找到既安全可靠又经济合理的接合点，是对工程技术人员正确全面理解规范的考验。现在很多设计由于周期太频或基本功不够，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待优化问题。如果一座建筑的高度、复杂程序、结构规则性等超过了现行技术规范的限值时，则必须采取超越现行规范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措施。国家级专家的职责，就是有能力识别和判断这些方法是否安全可靠、措施是否经济可行。”

在管理上“敢吃第一只螃蟹”

鲁迅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值得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在管理工作中，王彦深就是这样一个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

用王彦深的话说，科技和管理是前行的双脚，是腾飞的翅膀。管理可以出质量出效率，而这正是市场竞争的焦点。为了提高设计院的工作效率，1984年，他在设计院组织PC－1500程序的培训，购入PC－1500机用于设计。1987年，在设计院组建了电脑室，配置微机和绘图仪。还亲自带电脑室人员到北京调研，采购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CAD软件。

当时没有资金购买工作站，经考察决定只配置微机也能满足生产要求。那时购买一台电脑需要三万多元，为节省资金，他让电脑室自己采购配件组装电脑，组装一台电脑的费用只有购买新电脑的三分之一，在1991年，设计院已达到人均一台电脑，是深圳市电脑配置达标最早的设计单位。

另一方面调入结构分析软件开发人员，1991年，SWD微机辅助结构设计软件获建设系统科技进步奖。全院进行了CAD操作培训，设计人员最早甩掉图板，在深圳市CAD出图率最高。

1992年，王彦深担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第二设计院总工、院长。

设计图纸是设计院的产品，把好产品质量关是管理者的重大责任。如果稍有差错那就会“图纸五分钟，现场处理五个钟”，为了严把质量关，王彦深要求每一张设计图必须经过设计人自校、校对人、审核人、审定人的层层把关，每个责任人在签字前本职工作必须做到家，他自己做为审定人总会提出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在不断地改进过程中设计图的错漏越来越少。

一次，上海建委组织的工程设计质量抽查，深圳总院二院设计的东丁吉里商住楼项目被随机抽样检查，检查结果没有发现结构设计的任何差错，被提名表扬，而当时有20多家驻沪设计单位被要求停业整顿。获得此殊荣，王彦深自然心中最清楚，因为该项目由主任校对、上海分院院长审核，他亲自审定的。在审定过程中，他对几十张施工图共提出了70多个大小问题，这样层层认真把关的设计质量，当然经得起任何人的检查。不仅只是这个项目，院里的任何一个项目都经得起这样的检查。

1993年，建设部选定深圳市设计总院和东北一家设计院作为全国推行ISO9000系列标准的试点单位，在当时来说ISO9000认证还是个新鲜事物，东北设计院不敢试点，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设计院接受了委托，王彦深担任管理者代表。后来他还指导多家设计单位推行ISO9000系列标准并通过认证获得证书，参加了近五十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认证。

1992年为亚洲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建造中，作为合作设计中方项目总负责人的王彦深院长，再一次彰显了他的复合型的综合管理水平。深圳地王大厦是由几家境外公司设计的超高层建筑，由于当时境外公司尚未取得国内设计资质，必须由国内甲级设计单位进行审核签署、盖章出图并承担设计法律责任，这个任务交给了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二院，当时担任院长兼总工程师的王彦深承担了“合作设计中方项目总负责人”这个不可推卸的职责。

在对结构设计的审查中，最让他担心的是侧向位移超过我国规范限值。由于地王大厦主塔高宽比为8．37，导致侧向刚度较差，在风荷载作用下，顶点位移角和层间位移角都很可能超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王彦深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风荷载的取值问题，显然按规范取值不能真实反映风压沿建筑高度的分布，必须进行风洞试验。尽管投资方已经委托日本雄谷组和加拿大安大略大学进行过两次风洞试验，能否以这些试验数据为准呢？为了必须正确反映地王大厦周边风环境，王彦深再次组织了一次风洞试验，最后采用了中方风洞试验数据。在理论上分析层间位移角的计算方法上是否存在缺陷？在 魏琏 教授的研究和指导下，发现计算层位移差时，把因楼层整体转动引起的非受力位移也包含在限值内是不合理的，尤其对于超过 150米 或高宽比大于6的高层建筑，是以弯曲产生的楼层非受力位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从位移限值中扣除就更加合理。虽然在理论上对侧移超限已有了分析，但地王大厦的侧向刚度仍没有消除王彦深的担心，在1996年地王大厦竣工验收大会上，他以设计方代表的身份提出应对大厦进行动力特性和风压分布进行实测。当时投资方认为：“你提出这个要求等于是怀疑自己的设计！”，但他仍然坚持设计验证，认为这是一种获得进一步客观证据，来认定设计已满足规定要求的做法。在深圳市建设局的理解和支持下，通过招标，由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和中国建研院抗震所共同进行实测，实测动力特性显示，大厦实际侧向刚度比设计侧向刚度更好，按实测侧向刚度推算，在设计风载下楼顶位移和加速度都远远小于我国规范限值，进一步验证了设计和施工质量的可靠度，通过这一验证结果，王彦深对国内建设队伍更加充满了信心。

如果说国贸大厦创造了“深圳速度”的话，地王大厦不仅刷新了“深圳速度”，而且给深圳带来全新的施工管理理念。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写道：“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这里面就有王彦深的功劳。

作为技术领导的同时又兼任行政领导，王彦深除了要解决结构设计的诸多疑难问题外，还要组织风洞试验、与外资投资方及境外设计公司的协调管理等，兼顾技术管理的同时还要兼顾行政管理，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现场管理经验的王彦深院长，不仅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甚至对一些新的课题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1997年，王彦深被评为深圳市先进工作者。

大气直爽中透着细腻温和

噪门大、身材高的王彦深，透着北方人的大气和直爽。在采访中，他时而夹杂几句银川方言，时而蹦出几句俄语或日文，在他爽朗的笑容背后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细腻温和的一面。

在1998年参加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编制工作中，王彦深曾提出要提高学校和幼儿园的抗震标准的建议，当时因种种原因，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触目惊心的汶川地震后，看到被压在废虚下面那些幼小的孩子们，他有种捶胸顿足般的自责感：如果当初一直坚持自己的建议的话，或许这些悲剧能够避免。地震后他一直被这种自责感纠缠得精神恍惚，那些地震中的惨况经常在脑海中萦绕。2008年5月底的一天，王彦深在家中整理书柜，精神不集中从椅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椎骨，住院治疗，直到8月份才出院。

长期跟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的王彦深，也有比较优雅的兴趣爱好，他酷爱音乐、喜欢摄影、集邮。在清华大学时，他是学校的摄影记者，大学合唱团手风琴组成员。王彦深回忆说，他唱的第一首歌是小时候父亲教的《义勇军进行曲》，那种激昂的旋律很受鼓舞，后来他逐渐喜欢古典音乐，流畅而优美的旋律能给人以宁静和舒展的感觉，特别是在烦躁、心烦、困惑时，听几段古典音乐，能起到缓解的作用，音乐也许就是他高强度工作中的一种调节剂。

直爽的王彦深也喜欢交朋友。在清华大学的校庆上，见到了当年的苏联同学瓦洛加格外高兴，虽然岁月褪去了当年的青春年华，但留存在心底的那份国际友谊永远不褪色。当年在银川建筑公司基层锻炼时，与那些老工人结下的革命情谊也延续至今，每次出差或旅游去银川时，见到那些老朋友时，他们仍然亲切地喊他“老王”。他的新老朋友遍布大江南北，无论是多久没联系的朋友，他们都深刻地记挂着他，因为他是真心坦诚地对待新朋老友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

现在，王彦深仍然担任深圳设计总院的顾问，同时还担任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他每天在深圳设计大厦的几个办公室里辗转忙碌着。一边忙着技术把关，一边忙着学会的管理与协调工作。他对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换届工作有了比较创新的想法，对于理事长一职务，他说不再实行连任，改成轮任制，从骨干单位领导中选几个理事长候选人，每人任期一年。这样既不耽误领导的本职工作，又能提高学会在管理上的灵活性。王彦深在管理工作中透着大气，在技术工作中显出细腻温和，就如矗立在深圳市中心的地王大厦，非凡的气势中透着简单清秀。（柯梅丽）

转自 金羊网 200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