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植，建筑专家。早年与赵深、童寯合创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创作了一批在近代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影响的作品；任教之江大学期间，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工程、设计了鲁迅墓、主持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等重点工程设计，对上海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主持和指导的苏丹友谊厅设计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晚年为上海的文物保护、建设、修志等工作进行了大量调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陈植，字直生，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父陈豪（字蓝洲）是清末著名的画家、诗人，绘画精品收入故宫博物院，父亲陈汉第（字仲恕）是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之一，擅绘松竹，曾长期任故宫博物院委员，直至“芦沟桥”事变。陈植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１９１５年，陈植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就学期间，还在清华管乐队内奏法国圆号。１９２３年毕业，同年官费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１９２７年，获柯浦纪念设计竞赛（Ｗａｌ－ｔｅｒＣｏｐ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Ｐｒｉｚｅ Ｃｏｍｐｉｔｉｔｉｏｎ）一等奖。当时的陈植，兴趣广泛，热爱音乐，在校时从师费城科迪斯音乐学院（Ｃｕｒ－ｔｉ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Ｍｕｓｉｃ）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霍·康奈尔（Ｈｏｒａ－ｔｉ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教授，学了４年声乐，还被选入宾校合唱团，成为团里唯一的东方学生，经常随团在费城附近演出。１９２７年，宾校合唱团和费城女声合唱团约１５０人应纽约交响乐队指挥华·丹慕拉旭（ＷａｌｔｅｒＤａｍｒｏｓｃｈ）的邀请参加他在费城—纽约—华盛顿的６５岁告别演出，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当时美国总统柯立芝（Ｃａｌｖｉｎ Ｃｏｏｌｄｇｅ）在白宫接见丹慕拉旭时，亦分批接见了交响乐人员和合唱团团员，陈植即在其中。１９２７年２月，陈植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获建筑学士学位，转入该校建筑研究院深造。这一时期，他在校担任水彩画辅导工作，又在费城事务所兼职。他和同学、教授交往颇多，他的设计导师、巴黎奖获得者斯坦凡尔特（ＨａｒｒｙＳｔｅｒｎ－ｆｅｌｄ）常邀他到家里独唱，自己为他伴奏。６０余年之后，陈植回忆起以往在校的各种活动，依然感到多姿多彩。１９２８年２月，陈植获建筑硕士学位，同年夏，即到纽约伊莱·康（ＥｌｙＪ．Ｋａｈｎ）事务所工作，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

1927年，宾大校园。后左一为陈植

1927年，美国。前正中为陈植

　　回国后，陈植应当时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即赴该校任教。当年的东北大学学生张镈在纪念梁思成８５诞辰的文章中回忆：“陈师改图快、效果好、心领神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３个学期中，陈植还同梁思成、林徽因和张作甫以梁林陈张营造事务所的名义设计了吉林大学总体、教学楼及宿舍。

　　１９３０年底，陈植接受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设计委托，翌年２月，即辞去教职，到上海与已有声誉的赵深合组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１９３１年冬，童寯来沪，应邀加入，１９３３年，事务所更名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华盖”系由赵深的忘年之交、中国建筑师学会名誉会员叶恭绰（字誉虎）择定。自此以后，华盖业务日渐发达，在沪、宁两地完成了大量的设计任务。

　　１９３８年８月，日军入侵上海，一切建设中断，华盖事务所暂时停业。抗日战争期间，赵深、童寯分别在昆明、贵阳（兼管重庆）开设华盖分所，陈植一人留驻上海。自１９３８年开始，在之江大学建筑系任教达６年。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结束，华盖事务所重新合一，在宁、沪两地恢复业务活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陈植与赵深同往台北结束台湾糖业公司大楼的工程，赶回上海。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９５０年，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赵深发起了“联合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成员包括华盖３人在内共有建筑师１１名、结构工程师２名和设备工程师１名，由赵深任主任，在上海、北京、山西榆次、乌鲁木齐等地承接了多种业务。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原之江大学第三班的学生金瓯卜来华盖找陈植，劝其加入当时正在筹备的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华东建筑设计院前身），陈植立即答应，后同赵深、童寯商谈，两人亦均同意在半年内结束华盖业务。消息传到联合事务所，竟亦无人提出异议，至１９５２年７月，华盖与联合事务所的业务全部终止。

　　陈植与赵深、童寯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合伙整２０年，各展所长，配合默契，意见相互尊重，设计共同切磋，坚持职业道德，热忱培养青年，自始至终非常融洽，竟未有任何龃龉，陈植则常谦称：“我愧不如也！”华盖设计的工程，除抗日战争时期各居一方所做的之外，大多是三人精诚合作的结晶，难分彼此。

　　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陈植同赵深及联合事务所的建筑师罗邦杰，工程师蔡显裕、许照一起加入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均任总工程师。赵深兼任总体设计室主任，陈植兼任文教设计室主任。从私人事务所到国营设计单位，收入大大减少，陈植等人婉却当时华东建筑工程部拟特别给予的津贴。

　　１９５５年６月，陈植就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参与领导上海的城市建设。１９５７年，规划建筑管理局撤销，他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间，同时担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委员，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２年，整整２５年之中，他在民用建筑设计院参加和指导了国内外的重要工程设计，使民用院逐步成长为全国甲级大型综合性设计院之一，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１９８２年，陈植担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继又改任建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顾问，１９８４年，任上海市城乡建设规划委员会顾问。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陈植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８年，文物保管委员会更名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植改任顾问。在１９８７年末至１９８８年一年当中，他不顾自己８０多岁高龄，有时同规划院的同志一道，更多地是单独一人，现场考察优秀近代建筑８０余次，有特殊价值的，重复两三次，反复思考比较，提供规划部门参考，其中５９项上报市政府批准，定为一级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陈植还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参加上海建设修志工作。他默默无声地在家收集资料，进行核实，基本查清了二三十年代上海主要的中国建筑师的学历、经历和创作作品。

陈植历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第四届常务理事、第五届副理事长、第六届顾问，上海市人大第一至第五届代表，全国人大第三至第六届代表，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致力探索中国现代建筑

　　陈植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建筑师在上海设事务所已不乏其人，但由于外国建筑师数十年垄断，加以中国工商界及资本家的崇洋倾向，中国建筑师势单力薄，业务范围相当狭窄，开创现代民族建筑更是步履维艰。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中国建筑师奋发图强，特别在１９２７年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之后，更是加强团结，发挥才能，以实际创作在社会上逐步赢得了信誉。赵深、陈植、童寯创办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凭借精湛的技艺，同时依靠爱国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写下了具有影响的一页。

　　华盖的前身为１９３０年的赵深建筑师事务所及１９３１年的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后者最重要的业务是陈植受托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和赵深承揽的南京外交部大楼，以及大上海大戏院（今大上海电影院）这三项工程，除浙江兴业银行因九一八事变，由原来的１０层大楼改为５层，另行设计外，其他两项平立面均已完成，沿续至华盖成立以后。

　　在设计南京外交部大楼时，赵、陈两人决定不抄袭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复古主义（外交部实际上是折衷主义）形式，亦不抄袭中国古典形式，而是从功能出发，重视体形稳健，线条简洁，采用平屋面，民族形式表现仅在檐口连续性的简化斗栱，当时得到普遍好评。

　　大上海大戏院的设计则可称为匠心独具。立面无装饰，主要是八根空心玻璃砖柱，内贯以蓝色霓虹灯，晚间从侧面远眺，玻璃灯柱相互交搭，衬以黑玻璃的墙面，予人一种瀑布式的景象。

　　华盖在整整２０年的创作过程中，除铁道部购料委员会大楼为配合原铁道部大楼而用古典形式，南京金城银行别墅模仿园林风格之外，来再采用“大屋顶”。

　　在３０年代，华盖在上海的设计项目除上述三项之外，尚有恒利银行、金城大戏院（今黄浦电影院）、陕西南路永嘉路合记公寓等。在南京，设计了中山文化教育馆、首都饭店（今南京饭店）、金城银行别墅、故宫博物院保管库、资源委员会办公楼及图书馆、审计部大楼、地质矿产陈列所等，其中以中山文化教育馆最为突出，两旁屹立着两个柱塔，上部嵌以琉璃花砖，有浓郁的民族风貌，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毁于炮火。

　　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的设计是中国建筑师与外商竞争的一大胜利。当时，租界地产很多是在洋行注册的，浙江兴业的基地即在通和洋行注册，购入这块地产的协议规定一旦建造必须由通和洋行设计。浙江兴业是一个有民族气概的金融机构，钱塘江大桥筹建时，首先需款２００万元无从着落，浙江兴业即挺身而出负担半数，另外四个银行随之凑成其余１００万元。同样的爱国热情促使浙江兴业宁向通和赔款解约，而委托赵深陈植事务所设计，这一设计在柱间全用大玻璃窗，首次突破国内银行立面小窗封闭的造型。

　　１９３６年４月，叶恭绰在上海发起举办中国建筑展览会，其中华盖的作品简洁洗练，别具一格。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赵深在昆明，童寯在贵阳及重庆分别开设华盖分所继续业务活动，陈植则留驻上海，负责上海的业务，设计大华大戏院、合众图书馆。这一时期，他主要在之江大学建筑系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江大学内迁，建筑系以事务所绘图室的形式作为掩护，由王华彬、陈植共同负责坚持教学，直到１９４４年全部学生毕业。

抗战胜利后，华盖恢复在上海的原有机构，并在南京设立分所，从１９４６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盖陆续设计了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今ＡＢ大楼）、农林部办公楼、建设大楼、无锡江南大学校舍（现太湖饭店）、台北市台湾糖业公司办公楼及上海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办公楼（今华东建筑设计院办公楼）等。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原由美国建筑师汤普生（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设计，已付讫设计费。该行总认为原设计的布局不能满足内部业务的需要，因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委托华盖重新设计，足见当时上海业主对华盖的信任。

长期参加上海城市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陈植于１９５２年７月从事务所加入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当时国民经济尚处在恢复阶段，他主要参加、指导了上海化工学院总体规划和教学楼、宿舍的设计以及文化广场舞台、后台的设计。

　　１９５３年９月，陈植参加了第三批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１９５４年春，回国后，即受命参加华东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队伍，配合苏联专家进行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工程设计。陈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曾受学院派的影响，因而同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的复古主义尚能配合。在１２个月之中，中方设计与施工的高质量、高速度，令苏联专家赞不绝口。

　　在中苏友好大厦设计中，还有一段插曲。安德烈耶夫在北京作初步设计时，突然提出一个“中西合璧”的方案，不伦不类，使设计人员大为惊诧。在当时，对苏联专家绝对不可冒犯的情况下，陈植不辞风险，向主持这一重大工程的市政府秘书长徐平羽表达异议，经徐平羽向潘汉年副市长反映后，与安德烈耶夫婉转商谈，才改拟苏式古典方案。在工程进行期间，安德烈耶夫与专从苏联来沪的雕塑家建议在东西两翼入口柱廊和友谊电影院柱廊上树立雕像，因感雕塑的题材大成问题，加以耗经费、耗时间，因此，陈植再次直言不讳，向徐平羽表示反对，由徐平羽耐心说服苏方放弃这一建议。

　　１９５６年７月，陈植已在市规划建筑管理局任职，与局总建筑师汪定曾共事，适值鲁迅逝世２０周年，墓由万国公墓迁至虹口公园，公园扩大，由当时市园林处吴振千、柳绿华负责规划，陈植设计鲁迅墓，汪定曾设计鲁迅纪念馆。墓的设计一反隐于碑后的传统形式，而是以毛泽东同志题字的墓壁衬于墓后作为壮阔的背景，使鲁迅长眠于面向瞻仰的群众和儿童嬉戏的广场。两侧的花廊则供游人追念沉思或静心阅读。在鲁迅纪念馆的设计中，汪定曾采用了庭园式的布局结合绍兴水乡民居的风格，颇得好评。墓、馆都大量采用毛石，以表达鲁迅铁骨铮铮、威武不屈的硬骨头精神。

　　１９５７年起，陈植担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继续主持或直接参与建筑创作。当时的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牛树才面告陈植，上海建筑有很多修修补补的工作，就是无人肯做。陈植当即表示由他带头号召、负责，应该有人来参加，于是在院里第六室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填平补齐”的零星工程。在这期间陈植多次到普陀区药水弄、南市区四牌楼、闸北区蕃瓜弄等棚户区调研，深深体会棚户区居民的极度困难和修补工作的迫切性，他全力以赴从事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２年蕃瓜弄翻建全部完成。

　　在任民用院院长前后２５年的时间里，在副院长兼总建筑师汪定曾的悉心协作下，陈植参加和指导了一些重大的工程设计。

　　１９５９年，建国１０周年前夕，陈植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方案讨论。在上海，他与汪定曾共同指导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的规划设计。闵行、张庙的建设，创作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形成优美的城市景观，为卫星城的建设闯出了新路。

　　从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陈植参加和指导的工程有：延安饭店、闵行影剧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杂技场、锦江小礼堂、国际饭店小礼堂、人民广场市人大办公楼（设计为１５层，因故只建至５层），友谊电影院大宴会厅、国际饭店小会堂等。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扩大原建筑的使用范围为乐。

　　７０年代以后，陈植又主持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生活区、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等工程设计。援外工程苏丹友谊厅的设计，结合当地自然文化条件，创造出完善的综合性功能和伊斯兰建筑的风格，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

　　陈植对设计工作兴趣浓厚，责任心强。许多工程由于设计难度较大、时间紧迫，他常常日以继夜，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１９５９年，锦江小会堂设计与施工限三星期完成，将近竣工时因外墙粉刷色调太浓，当时市政府秘书长曾涛决定返工，陈植同他一起直到凌晨３点还在长乐路上重调颜色水泥。１９７８年，在做天安门广场某纪念馆的方案设计时，陈植早已年逾古稀，却依然精神矍烁，连续两个多月与青年同志共同操作讨论，有一晚竟坚持到凌晨４时。在设计当中，陈植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同大家一起研究，相互商讨，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此都有极深印象。他的成就，同他这种勤勤恳恳、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担任民用院院长期间，陈植始终重视培养技术人才，提高技术水平。早在６０年代，他就注意到对青年人“使用多、调动少、培养少”的失误，深深感到“我们放弃了责任，对不起他们。”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精心指导、放手使用，逐步培养起一批技术骨干，成为日后民用院的栋梁。

陈植一直认为他对城市规划知识浅薄，缺乏实践，但面临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他曾提出若干主张。他说北京旧城拆毁既属定论，无可挽回，但必须保留城楼，北京城内的新建筑，一般控制在五层左右，绝对不可接近天安门屋脊的３７米标高，高层建筑应该在建国门、东直门以东，复兴门、西直门以西，安定门、德胜门以北，天坛、先农坛周围亦不建高层。针对上海的整体规划，他始终强调上海是国际港口、工业基地、金融文化中心，在太平洋西岸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此，他完全赞同当时规划部门为了减轻市区膨胀的压力，建立卫星城镇，并向杭州湾发展的措施，１９８４年４月，在评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专家座谈会上，金瓯卜提出开发浦东区的十大优点时，他大为赞赏，因此，当前“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重大决策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希望在垂暮之年还能为此而克尽绵薄之力。此外，根据上海地区河流众多的自然特点，他提出与江浙两省共同规划太湖水系，在风景区规划设计的讨论当中，他曾批评在桂林漓江、杭州西湖附近建造高层、水乡城市填河拆桥铺路建房、黄山景区采用金黄琉璃瓦顶以及淀山湖畔建造疗养院、设置夏令营、搞水上运动等设施。

呼唤建筑创作自由，探索民族风格

在追求建筑艺术、探索民族风格方面，陈植亦有一些论述，早在５０年代末期，他就在《建筑学报》上撰文，提出了“从政策出发，从功能出发，结合群体组合，结合自然环境，体现民族形式，保持地方风格”的设计思想，呼唤建筑创作自由、百花齐放。１９７９年４月，他打破沉默，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第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从六个方面批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秀峰同志的恶意攻击。在以后一次会议上，陈植提出“从广义上来认识民族形式”，倡导从空间处理、建筑与环境结合、建筑组群、地区差异等方面全方位地理解、探索，为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启迪。１９８２年以后，陈植担任上海市建委顾问，在参加上海火车新客站、上海图书馆、上海文化艺术中心等重大工程方案评选工作时，反复重申创造优秀建筑的５条原则：继承民族传统的精华，突出地方固有的风貌，表现建筑性质的特征，反映技术先进的内容，显示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也是他一生建筑思想的集中概括。(作者：郭涛)

简历

　　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生于浙江杭州

　　１９２３年　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研究院学习，获建筑硕士学位从１９２７年起，在校担任水彩画辅导教师，同时在费城事务所工作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　在纽约伊莱·康建筑事务所工作

　　１９２９年　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联合开设梁林陈张营造事务所

　　１９３１年　在上海组建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

　　１９３２—１９５２年　联合开设华盖建筑师事务所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　任之江大学建筑系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留沪建筑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　任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工程师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　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

　　１９５７—１９８２年　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　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　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

　　１９８４年　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顾问、上海市城乡建设规划委员会顾问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　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８８年　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

2 0０２年3月2 0日于上海去世

摘自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