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马洪琪，1942年生，上海人，水利水电施工专家。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水电十四局总工程师。现任云南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主持和参加建设鲁布革电站、漫湾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大朝山电站、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大型水电工程20余座，探索并完善了各种地下工程和各类土石坝施工技术。高压长斜井快速施工技术、岩锚吊车梁施工技术、无钢衬高压钢筋混凝土分管施工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有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近40年里，他的足迹留在了鲁布革、漫湾、小浪底、三峡、小湾等响亮的国家大型水电工地上，和水电工程中多个“第一”、“之最”紧密相联，他就是196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到云南、曾任水电十四局局长、获过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经营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马洪琪院士。

人生第一步 清华毕业当工人

马洪琪在1961年考入清华前，是在上海老家读的小学和中学。从上海到北京后，马洪琪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毕业后读研究生，然后争取留在清华园当助教、讲师，最终目标当教授。

然而，天不随人愿。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拿到毕业文凭的马洪琪被分配到了云南。在采访中，马洪琪院士告诉记者：“学水电专业的人，是与高山、大江打交道，行业的艰苦，我们在实习时，已有所体会，不过来到云南后，水电工地艰苦的生活超出我们的想像。坦率地讲，当时我并不十分安心在云南工作，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毕业分配时，老师对我说云南以礼河正在建全国最高的土坝。我满怀着憧憬来到以礼河，后来又转到绿水河，当时没有人把我当作是学了6年专业的清华学子，而是被分配到一线当工人。所有的理想，所有的抱负，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全部破灭了。”既压抑又苦闷的马洪琪真不相信，人生的开始既不豪迈，更没有辉煌。

在绿水河工地一干就是5年，1972年，已到而立之年的马洪琪终于等到一个机会。绿水河水电站有一台1910年生产的西门子水轮发电机组，准备调到曲靖富源县支援农村小水电建设。工程局领导们想起了一线工人中那个清华毕业生，于是问马洪琪敢不敢揽这个活儿?马洪琪说：“我拎了一包书，带上这台240千瓦的发电机，到了云南富源县。这是一个很小的工程，但这是劳动5年后，马洪琪第一次用上了在清华大学所学的书本知识。能不能把书本知识变成水电站，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迎接挑战，马洪琪把这次水电下乡当做了专业的起步。从设计、施工到整个工程的协调、指挥，一年半的时间里，晚上设计，白天施工，工作虽然辛苦，但内心踏实。当地农民更是把这位光明使者敬为“神明”，在食物极为匮乏的年代，每个生产队轮流给马洪琪送当时的稀有食品：鸡和鸡蛋。

至今，马洪琪设计、安装的这台1910年德国西门子发电机仍在富源县正常运转着。

人生第二步 援外8年 放弃读研梦

1974年马洪琪带着富源县政府授予的锦旗回到工程局后，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被分配到滇东黄泥河水电站工地。由于圆满完成了富源县小水电工程，1976年，工程局在接到国家交给的支援缅甸水电站建设时，马洪琪作为缅甸815工程水电站施工技术主管，成为9人专家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员前往缅甸工作。在缅甸的4年里，除偶尔回国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水电工地上。

1979年，刚刚回国的马洪琪，作为有专业技术、有援外经验的年轻人，又被派往非洲的喀麦隆参加拉格都水电工程建设。拉格都水电工程装机容量10万千瓦，是当时我国水电系统最大的援外项目，中国为此派出200多人。马洪琪从拉格都水电站开工一直干到竣工。马院士笑着对记者说：“那是真正的洋下乡，无论是缅甸，还是喀麦隆的水电工地，生活条件之艰苦、环境之恶劣是前所未有的。不过，8年的援外工作，也使自身的业务水平再一次得到提高。”

1976年到1984年，正是国内发生巨大变化8年。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后，马洪琪也终于等来了考回清华园的机会。然而在当时，援外任务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身在国外，既不具备复习的时间和对国内考研整体情况的了解，更不能以考研请假回国。马洪琪院士告诉记者：“当时很想去考研究生，可在国外分身乏术，显然无法去应试。加之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水电建设一线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是选择了放弃”。

人生第三步 改革时代成就另一番辉煌

马洪琪院士的秘书给记者提供了一份马院士的简历，简历中主要成就是这样写的：曾先后任水电十四局总工程师、局长、澜沧江水电公司总工程师。主持和参加建设鲁布革电站、漫湾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大朝山电站、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大型水电工程20余座，探索并完善了各种地下工程和各种土石坝施工技术。高压长斜井快速施工技术、岩锚吊车梁施工技术、无钢衬高压钢筋混凝土分管施工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从喀麦隆回国后，马洪琪就参加了鲁布革水电站的建设。鲁布革水电站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第一次引进外资的工程，是对当时劳动密集、设备简陋的传统施工方式的革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鲁布革冲击波”：1986年，他又参加了漫湾电站的建设，漫湾电站第一次采用了省、部合资建设的方式，第一次运用了业主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完善了鲁布革的经验，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利水电管理体制，形成了“漫湾模式”。1990年世界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开工，其高压长斜井由于大断面、陡倾角，并穿过两条断层和蚀变带，被外国专家称为“死亡之谷”。

作为总工程师的马洪琪反复研究了这个国内首例高难度工程，探索多种新工艺，提前11个月完成工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投资，多项科级成果获能源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期工程还获国家鲁班奖，马洪琪还获得了广东省劳动模范的称号。之后他还参加了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等电站建设。马洪琪对记者说，在一些项目建设中，我既是工程技术负责人，又是行政管理负责人，我为这些工程做了贡献，这些大工程也锻炼了我。

1992年，在水电工地上摸爬滚打了25年的马洪琪，被提拔到了水电十四局的领导岗位上，特别是1995年至1999年期间，作为水电十四局的一把手，工作中的“三抓”，即抓市场、抓管理、抓改革，使水电十四局在全国水电项目开工低潮期，保证了工程任务的饱满，成为全国“三强”工程局之一。马洪琪院士说，当局长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走的是技术之路，没有行政管理经验。更何况水电十四局当时是在困境中，在职职工1．5万人，离退休职工也有1．5万人，如何让三万人有饭吃，真是个难题。为了找市场，可以说我整天在外奔波，以至于同事、下属在机关见到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保重身体啊。

水电十四局的职工都认为马洪琪是一个很民主的领导，马洪琪说，这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习惯于向两部分人学习。一是技术同行，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好的建议，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二是工人中的技术骨干，我习惯在重大方案实施前，都要去听听班组长、厂队长、技术工人的意见，使技术方案融合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才智，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不仅使各个技术方案更加完善，执行起来也比较顺当，这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思想方法。

马洪琪说：水电工程只有团体冠军

30多年一线水电工程的实践与创新，成就了马洪琪最初的人生目标，他现在是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去年从华能澜沧江公司总工程师的岗位上转为高级顾问。退在二线的马院士仍然十分繁忙，他是国家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成员、三峡工程验收组专家组成员，常常奔走在全国各地的大型水电工地上，比如刚开工的1260万千瓦的溪洛渡水电站、600万千瓦的向家坝水电站、黄河拉西瓦水电站(420万千瓦)、雅砻江锦屏成站(840万千瓦)等等。

在记者眼中，马洪琪院士既没有太多的儒雅之风，也没有太多的领导威严，身高1．65米的他，由于常年野外工作、生活，走起路来仍刚劲有力，腰板挺直，一点也不像60出头的人。他说，我们水电系统83岁的院士还常在一线工地指导工作，自己算不了什么。的确如他所说，水电工程气魄宏伟，也造就了搞工程的人性格上的大气。马院士不大喜欢“神侃”、闲聊，给人的感觉也就有些严肃。他说，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业余爱好，会打桥牌，还是在喀麦隆学会的打麻将，但不爱好这些，平时也就看看新闻，看看电视台转播的体育赛事。

马院士不太喜欢和媒体多打交道，他觉得媒体的炒作总是把坏事写得更坏，好事添油加醋，结果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离真实越来越远。他特别强调地告诉记者说：“水电站是多学科工程，而一个人在其中只是某一学科有所成就而已。水电工程是团体项目，因此没有个人冠军，只有团体第一名。媒体报道稍微一夸张，就搞得我们似乎在贪天之功为己。”

近年来，水电建设与环境保护一直是热点问题。马洪琪院士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开发水电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关健看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水电开发总体上利大于弊，在开发中保护好生态、安置好移民从来都是大事。虽然我们国家电力从总量上看世界已排名第二，但人均只有美国的七分之—，更何况水电只占20％，而发达国家水电占到70———80％。从国家能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日趋严峻的形势来看，不能继续扩张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既环保又节能，看问题不能太偏颇。

马洪琪在2001年当选院士后，曾表示要把全部学识和才干献给小湾水电站建设及澜沧江流域水电开发事业。他认为，小湾水电站不仅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而且在世界水电建设史上都将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说，小湾水电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也是澜沧江水电开发的关键工程，现在正在建设中。电站双曲拱坝坝高292米，为当今世界第一。由于地质地形复杂，技术难度极大。其建设技术的复杂性和工程的艰巨性也极富挑战性，容不得半点松懈，容不得半点失误，我肯定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尽心尽责，完成好这一工程，并为流域水电建设及云南水电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冯丽俐）

来源：《昆明组工》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