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物介绍

余冠英，中国古典文学专家。1906年5月16日生于江苏扬州，1995年9月2日卒于北京。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任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1926年，余冠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他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喜欢创作新诗。四年级时，冠英在同学中组织了“唧唧诗社”，每作一诗，社友们都要评头品足，在相互切磋之中体味诗之欢乐。

　　除诗之外，冠英的小品、散文、小说也很出色。他用汉朝大将“灌婴”之谐音为笔名，大多发表在《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上。这些文章有的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当代散文精华》收入，有的被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入。同时代的吴组湘教授在1931年写的《清华的文风》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余冠英当时的作品，称余冠英是清华的代表作家，代表了清华的文风……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冠英编辑影响很大的《国文月刊》到40期。

1938年5月，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暑假后，又从蒙自迁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后，带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赶往昆明，出任联大师范学院讲师，后又擢升副教授、教授。1945年后，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教授被害案相继发生，法西斯的独裁行径使冠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多次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1948年6月18日，他与朱自清、金岳霖、吴晗、陈梦家、钱伟长、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即《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

1952年院系调整后，余冠英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余冠英成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改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

连声说：“改！改！改！”

1975年春天，毛泽东主席的视力有所下降，看书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书，就是专为毛泽东印制出来的；毛泽东爱读书，但视力不行，读起来是很吃力的，于是想到听，这才有了录音录像的工作。毛泽东喜欢看传统戏，就在这年春天，各地方的传统剧目，便陆续调到北京来，经过几天彩排，然后进行录像，印唱词及加注释，连同录像带一起送给中央办公厅，这就是录像组的任务。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点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党校）二号楼。过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平日大楼的寂静。我出门一看，是文研所的人来了，其中一位长者，高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白皙的脸上带着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复旦同学沙予见到我，忙过来打招呼，回头向我介绍这位长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我们文研所副所长。”我向前同他握手致意，以前曾读过他的《诗经选》、《乐府诗选》等著作，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起来的除了沙予，还有曹道衡、范之麟和沈斯亨，连同4月10日先期来的刘世德、王水照和陆永品，共从文研所借调来八人，加入国务院文化组下属录音组中注释组行列。

注释组的任务，顾名思义，是为所唱诗词作注，注释稿打印后随录音带一起上送；还有一个任务是，为作曲者和演唱者讲解诗词的大意和疑难词语及典故。1975年春，文化组创作办公室的陈祖美和我这个从人文社借调来的客卿，奉命遴选千首诗词曲赋，搞出一个初选目，并着手注释部分样稿，4月9日停下“千首”的选注工作，由崇内旅馆迁到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参加录音组的注释工作。连同文研所借来的八人，这个注释组共有十人。一般情况下，先分工搞初稿，然后集体讨论，共同定稿。

余冠英先生是注释组中的元老，实际上也是注释组的顾问，不担当初稿工作，有时参加集体讨论，更多的是为大家解答平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因此，我有机会向这位我所敬重的学界尊长求教，并从此结下一段翰墨因缘。我在注释中碰到难题，和文研所的同事一样，也向余先生请教，他总是耐心地帮助解决。他自己一时说不上来的，便提供线索，让我进一步查检，从而使问题得到解答。我不但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治学的方法，可以说得益匪浅。

1975年8月底，上面下达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指令整理和出版《水浒》。完成《水浒》的出版以后，图书出版有所放松，“书荒”年代已近尾声，人文社可以自主地确定一些重要选题，向上面打报告。选题中有《唐诗选》，这是“文革”前拟定的，而且已有文研所选注的初稿。经报批，同意出版，于是工作重新启动。

《唐诗选》仍由文研所集体编写，由余冠英先生主编，出版社则指定我为责任编辑，这样，我便再一次和余先生结下翰墨因缘。

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正年富力强，跑腿的事自然该由我来干，可是余先生有时非要亲自把书稿送到我办公室不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他爬上四层楼，更令人担心的是还要横穿车如流水的朝内大街。所以每次送他下楼，我总要吩咐年轻的宋红护他过马路。我审读完《唐诗选》初稿，贴了好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我把书稿送到余先生家，笑着对先生说：“我是新到出版社的，听老同志说，你们文研所同人文社有过协议，凡文研所的书稿，人文社不得改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规矩，提了这么些意见，以为这是我的职责，至于改不改，你们看着办。如果对读者负责，有些地方还是改一改为好。”余先生抽翻了我贴的浮签，脸上露出微笑，连声说：“改，改，改！”我又补充一句：“注典引文出处和古今地名，可把我弄苦了，核实这个，比我自己注，花的时间还要多。我没看出的问题肯定还有，最好让执笔者仔细检查一下。”他又忙说：“好，好，好！”因为我知道余先生为人谦逊厚道，不会对我横加指责，所以敢于实话实说，他果然接受了，破了原来的旧规。为此，他还专门在文研所召集一次注释人员会议，请何其芳、张白山等老领导、老专家参加，研究稿子的修改问题。

为人准则与人为善

修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完成任务。经过排版校对，不久便出书了。全书共选诗人一百三十多家，诗作六百三十多首。《前言》对唐诗繁荣的原因以及唐诗的发展阶段，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和评介。诗人小传还着重分析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点。这些都体现了选注者长年研究之所得。书一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争先购买，在新华书店排起长龙，一印再印，印数竟然突破百万大关。作为本书主编的余冠英先生，其功不可磨灭。

然而，作为学者，余先生并没有因主编了《唐诗选》而沾沾自喜，躺在功劳簿上，而是继续埋头苦干，重新修订他的《汉魏六朝诗选》和《诗经选》，又和陈友琴、乔象钟以及周振甫诸先生合作整理《乐府诗集》。继《唐诗选》之后，我又当了《汉魏六朝诗选》的责任编辑，我们之间的合作更加默契了。在注释中遇到难解的问题，他不耻下问，要我帮他推敲推敲。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也深感其海纳百川的雍容风度。这本书出版后，他在精装本上用毛笔签名赠送给我，还特地送到我办公室。在一般作者看来，责任编辑自然有工作样书，无须赠送，这当然也合乎情理；而余先生的签名赠书，却别有用意，以此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我当编辑几十年，责编过不少书，作者签名赠书者很少，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余先生为人的准则就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1948年元旦，清华中文系老师们聚集在余先生家开新年晚会，朱自清先生带头在他家门口扭秧歌。可以看出，早年他就很有人缘，在同事中，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后来在文研所也是如此，人际关系很不错。余先生不只是对外人和善，对家人也很和蔼。他夫人陈竹因女士，晚年成天抱着一只小猫，坐在一边，无所事事。我每次到他家，和她打招呼，她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余先生看到她那样子，便对我微微一笑，我也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却能感知，他们夫妻间有着很深的感情。

器重后进

“你等一等，我给你看一样东西。”1977年8月5日，我送稿到余先生家，他这样和我打招呼。从话里听得出来，心情有些沉重。说着，他走进里屋，拿出一张毛笔誊录的诗稿递给我，是《哭其芳》的一篇长诗。何其芳先生因患癌症于7月24日逝世，昨天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余先生似乎还怀着八宝山带回的余悲。我拜读余先生的长篇诗稿，被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诗中充满从心底里发出的敬爱之情。余先生是文研所副所长，是所长何其芳先生的副手，深知失去这位领导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把一切感想和感慨都倾泻在这篇长诗里。在长期的接触中，我发现余先生特别爱惜和看重人才，对于前辈人才是敬重，对于平辈人才是推重，而对于晚辈人才则是器重。每当他谈起清华的师长，总是十分尊敬，佩服他们的人品和学问；谈起清华的同学则叙说他们的优点；说到萧涤非先生，便得意地夸耀他们的足球队，他自己是队员，萧先生是前锋；说到钱钟书先生，则夸奖他读书的用功，钱先生个头不如他高，经常爬上梯子，把满书架的书都翻遍了，而且喜欢记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我从未听到他指摘别人的短处，更是从未见到他鄙薄过任何人。

这一天余先生心情的沉重，还因为文研所将要失去一员干将。他说：“水照要走。他爱人不肯从上海到北京，不能长期两地分居，所以决定调到上海复旦大学。这是文研所的一个损失。文研所唐宋这一段本来就较弱，尤其是宋代，水照一走，人才就更缺了。”

余先生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人文社能挖人吗？你到文研所来怎么样？”我知道余先生这话是很认真的，不是随便说说，这倒使我为难起来，一时答不上来，无从表态。余先生看到我有些犹豫，便接着说：“到研究所有更多的时间，要是有意从事研究工作，不妨问问你们出版社，如能过来，可以加强唐宋这一段的力量。”余先生对我的器重，我从心底里涌出了无限感激之情，凝成两个字：“谢谢！”

先生笑语如响鞭

此后，余先生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不止一次跟我说：“要是出版社能放人，告我一声，我好叫人事部门安排。”每听到先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我在感激之余，总是夹着几分感慨。余先生之爱才，尤注重于年轻一代。在同他的交谈中，我经常可以感受得到他对年轻人才的器重。譬如说到韦凤娟考研究生的成绩，他很赞赏，以为自学也可以成材；又如说到王学泰背诵杜诗，他也很欣赏，说读书那么认真不容易。凡是同余先生接触过的人，想必都会感受得到他那惜才之心。与那忌才、弃才者相较，真不可同日而语，尤显得难能可贵。在他看来，我大概也是属于孺子可教之列，所以几次三番动员我到文研所。然而，我终于没有走成。

1978年，学界因毛泽东主席在给陈毅信中提到比兴问题，而就此展开热烈讨论。我也凑热闹写了一篇《说兴象——兼谈赋、比、兴》，因为余先生是《诗经》专家，便将拙稿送给他审读指点。他很认真地读了，当我再到他家时，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就知道你能写，好啊。我本来也想写一篇谈比兴的文章，看了你的文章，我就不想写了。”这话像是一记响鞭，催我奋进。他告诉我，已将拙稿转交文研所刊物《文学评论》，并叮嘱早点发表，后来刊登在《文学评论丛刊》创刊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王一纲兄到北京来，要我带他到余先生家，向他约稿，希望他写一篇有关《诗经》的文章。余先生对王说：“我要说的，东海的文章已经说了，不必写了。你找东海约稿呀。”余先生的话绝无故作谦虚的意思，也无故作姿态地夸奖后辈，在他看来，我是能写文章的，当然是高估了我，但确实是心里话。

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正谈话间，传来某人逝世的消息，余先生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好长时间才镇定下来，很亲切地对我说：“东海啊，你要写的东西得赶快写，年纪大了写不动，老了可悲啊！”而今，我也老啦，耳边经常响起余先生的这句话：“老了可悲！”

摘自林东海著《师友风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