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新闻午报 2008年12月14日

　　著名诗人、学者王辛笛，与夫人徐文绮患难相依逾五十载，被传为佳话。徐文绮本是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与辛笛结合后，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成为辛笛身后的女人，洗尽铅华，尽敛锋芒。她成全了一个著作等身的王辛笛，也成就了自己 “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一生。

　　人物名片

　　王辛笛（1912-2004），原名馨迪。祖籍江苏淮安，生于天津。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赴英国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市政协常委等职；1981年因与9位诗友出版四十年代创作的诗歌选集《九叶集》，被称为“九叶诗派”。其代表作是《手掌集》。

　　徐文绮（1913－2003），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徐森玉之女。浙江湖州菱湖镇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海关工作，婚后辞职成为全职太太。

　　徐家厉害的大小姐

　　国内文博界的老人都知道，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徐森玉家有个既漂亮又厉害的大小姐，很受宠爱，家里一旦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总是要大小姐出来拿主意的。这位大小姐就是后来嫁给著名诗人王辛笛的徐文绮。

　　说大小姐漂亮，可能是因为遗传。徐家是浙江湖州菱湖镇人，那可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徐家男女老少都面目轮廓清晰，皮肤白净。美的积淀到了徐文绮，顾盼之间，总有一股江南美女的灵气，以至于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招惹”来很多关注的目光。

　　徐家不晓得怎么回事，一连三代阳气过盛，生的全是“光榔头”。直到徐森玉的弟弟徐鹿君娶妻成家，才算“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这么一来，闺女徐文绮就成了徐氏大家族的掌上明珠。

　　在徐文绮两岁的时候，她那多年盼望有个女儿而未能如愿的伯父徐森玉，请求弟弟徐鹿君把小文绮过继给她。徐鹿君出于兄弟情深，只好割爱了。这下，亲生父母降格为“三叔”、“三婶”。

　　徐文绮从小喜欢看书，慢慢地也动笔写写散文和诗歌，往当地的报刊杂志投投稿，一旦发表出来，老爸比谁都高兴，越发加倍地呵护女儿。徐文绮虽然就读北京师大附小、附中，按说考北师大不成问题，但是她久仰天津南开大学大名，很想前去报考。但家在北京，她怕家里不让她一个人去天津读书，就偷偷地去报考了，心想，若考不上就自己一个人“闷掉”，就权当没有这回事；若考上了，再慢慢跟大人们“泡蘑菇”。

　　那年头能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名牌大学是大事情，要登报的。当地的《大公报》及时地公布了当年南开的“登科录”。有一天吃早饭时，徐文绮的大伯父照样一只手端着碗稀饭慢慢“唏溜”着，一只手拿着张《大公报》浏览着。忽然看到了徐文绮的名字，就对文绮说：“真奇怪，怎么有个人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

　　“真的吗？”徐文绮兴奋得一把抢过报纸，看看果真是自己的名字，才对大人们大声宣布：“这就是我呀！我被录取啦！”

　　大人们一片愕然——女儿能考取南开大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一个女孩子一人在外读书，总有些令人不放心吧？然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南开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考取的。于是，父辈眼前的“小尾巴”，转眼成了大学生。

　　南开初闻辛笛诗名

　　徐文绮进入南开西洋文学系，主修西洋文学，副修历史。她不是书呆子，不会永远捧着书本不放手，相反，她还是排球场上的明星。她个头虽不是最高，但脑子反应快，动作灵活，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之一。

　　徐文绮的国文老师是张弓老师，在中学教书时曾经教过王辛笛，很欣赏王辛笛的才华。尽管在徐文绮进入南开时，王辛笛已经从天津到北京念清华去了，两个人擦肩而过，但是张弓老师还是常把王辛笛的作文拿到班上作为范文，念给女学生们听，所以徐文绮对于王辛笛这个名字早就熟悉了。

　　老师中她最佩服的是一位女教授，叫司徒月兰，美国华侨，学问好，人品也好，还是个独身主义者。认为女人一旦有了小家庭和孩子，牵累太多，就干不成事业了。所以徐文绮到她家问学的时候就感觉很安静，很高雅，不像其他老师家里，总是听见孩子们大的哭、小的叫，吵得很，家里也就很乱。她当时暗下决心，也要做学问，当教授，也不要小家庭。

　　1935年，徐文绮南开大学毕业了，学校有意要她留校当助教，可是她不愿意，执意要出国留学，要留学回来后当教授。

　　这年9月，她和哥哥徐伯郊（名文炯，后来成为著名收藏家、文博专家和银行家）来到日本，她进入日本帝国大学历史研究院读研究生，徐伯郊读日本应庆大学银行专业。徐文绮是这个学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该校第一位女研究生。在她赴日本留学期间，王辛笛正在英国留学。

　　1937年夏天，徐文绮暑假里回国到了上海。徐家全家已经搬到了上海升平街。可是很快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了，北京沦陷了，日本人把南开大学图书馆夷为平地，把徐文绮魂牵梦萦的芝琴楼也给炸了，徐文绮大哭一场，决定再也不去日本读书了。当然，也不能去南开了，因为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内迁，南开大学跟北大、清华一样，也内迁了。原先一心要当南开教授的徐文绮，美梦只剩下了碎片，只好先在上海找份工作。

　　徐文绮中文、英文、日文都在行，人又聪明漂亮，在上海轻而易举地考取了一个金饭碗——海关，在常德路海关总署上班。那年头，老百姓俗称银行是银饭碗，邮局是铜饭碗，而海关是金饭碗。金饭碗是有了，但是他们父女却没能团聚，因为父亲徐森玉为转移故宫里的文物，率领文物车队辗转到大西南去了。那就是近年来文史界一再描述过的，为避战火，中国故宫文物的一次旷世远征。

　　女教授之梦破灭

　　徐文绮到上海的时候已经25岁了，早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急得她“三叔”到处托人为女儿介绍男朋友。可是，这个大小姐哪里是好伺候的主儿呀，太老实、太顺从的不行，牛皮烘烘的更不行，一连好多个，都被她“开”掉了。

　　有一天，她“三叔”突然想起来，他在银行界的一个朋友王轶陶（王辛笛的叔叔，金城银行总稽核）曾经跟他讲起过，他有一个侄子在欧洲留学，学问没说的，人品、长相也很好，与闺中小姐挺般配。“三叔”将信将疑，起初没往心里去，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亲人，总是往好里说的。后来眼看年龄不等人，就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件事。徐文绮想，既然教授当不成了，学问也做不成了，那就入乡随俗，嫁人吧。随便问了一句：“叫什么名字？”谁知“三叔”竟说：“叫王辛笛。”

　　徐文绮心下一笑，怎么这么巧！

　　其实早在南开校园的时候，徐文绮与王辛笛也算见过一面。那时王辛笛虽然在北京清华读书，但家在天津，每年暑假、寒假都回家过。他有一个中学要好同学叫章功叙（著名作家章靳以的弟弟），当时在南开读书，只要王辛笛回天津，总是要找章功叙聊聊天，或是一起到什么地方走走。章功叙当时正暗恋着南开一位女同学，这个女同学正好是徐文绮的同桌。

　　章功叙为了向意中人进攻，就拉徐文绮作同盟军，想通过徐文绮进一步接近他心中的目标。徐文绮这个好人也愿意当，自然与章功叙也熟了。章功叙知道徐文绮喜欢文学，他自己没有诗，就拿好朋友王辛笛的诗歌来讨好她。徐文绮看了以后居然没有嗤之以鼻，这就算是不错的评价了。

　　有一年暑假，章功叙和王辛笛正在校园里散步，正好看到了徐文绮。徐文绮刚从图书馆借书出来，胸前抱了一大摞书，被章功叙不由分说地叫住了。章功叙介绍说：“这就是会写诗的王辛笛……这位是徐家大小姐徐文绮。”徐文绮心中没有“鬼”，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几句话后就走开了，根本没当回事。王辛笛大概心中“有鬼”，一下子涨红了脸，面对美人，喉咙口堵了半天，愣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事后他好后悔，好气恼：自己怎么就这么窝囊废呢！

　　独身之志被爱情击破

　　后来，虽然有时章功叙从中传传信息，也捎带有诗歌，但“气温”并没有升上去。再后来，他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自留学去了，音信时有时无。谁知几年之后，王辛笛又从“三叔”那头冒了出来！

　　既然都说好，那就见一面吧。王辛笛正好回国奔丧，路过上海，他叔叔赶紧把他带到了徐家。长辈们不厌其烦地为他们一一作介绍，生怕他们互不了解。两个年轻人心中都好笑——这难道是天意吗？怎么又见面了？这回王辛笛不窝囊了，还为徐文绮带了一把英国的自动折伞，徐文绮拿在手里，一撑一收，一撑一收，玩得挺有劲。王辛笛心神开始安定了：看来有戏。

　　王辛笛天津奔丧回沪后，二战爆发了，欧洲也打仗了，王辛笛回不了欧洲，只好在上海光华、暨南大学教书。那时，追求徐文绮的公子哥儿不知有多少。王辛笛晚年还对小女儿王圣思说：“当时追求你妈妈的人有多少，我到现在还没算清楚。”

　　只要王辛笛在上海，每天下午五点以前，他总要到常德路海关总署大门口等候。有时徐文绮手上工作较忙，到点还不能下班，那他就和大门口的红头阿三一起并肩“站岗”，直到那轻盈的身影出现在夜幕里。

　　他们于1940年2月订婚，7月结婚了，这是徐文绮“披沙拣金”的结果。婚礼在西青会大楼举行，他们备了茶点，有上百位亲朋好友参加。由于徐森玉在贵州无法前来，就由徐文绮的生父“三叔”带着她走过长长的红地毯，把她交到新郎官手上。证婚人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因为张寿镛与王家和徐家都是世交。

　　晚上长辈和朋友们还等着喝他们的喜酒呢，谁知两个新人认为眼下国难当头，就不要大摆筵席了吧！他俩单独到国际饭店十四楼去烛光对饮去了。“三叔”为他们操持了半天，结果还弄得有点失落感。

　　“红花”旁的高级“绿叶”

　　由于当时海关对女职工的要求是未婚青年，即将成家的徐文绮只得递上辞呈辞职。顶顶要强的徐文绮，此时不仅教授当不成，连职业女性也当不成了。又因为当时上海的“行情”关系，一般中等水准以上的家庭主妇如果外出做事，会被人误解为丈夫没本事，养不活太太，觉得丢人。唉，那就只能安安分分地在家当“绿叶”吧。

　　徐文绮过去的同学都无法相信，当年娇生惯养、连被子都不会缝、只知吃对虾的徐文绮，很快就进入了家庭生活的角色，料理家务，生儿育女，帮丈夫联络各方的亲戚朋友，计划家庭的开支，招待那些永远也招待不完的丈夫的朋友……有些人以为这是王辛笛“驯化”的结果，其实徐文绮原本就是非常理智、头脑清楚的人，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到什么年头说什么话。

　　小时候在父母跟前，她是“红花”，是中心，不需要去映衬别人。但现在自己独立门户了，夫妻必须相辅相成才能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何况王辛笛这个夫婿是她“披沙拣金”的结果。

　　在她眼里，丈夫的品性是崇高的，学问是中西贯通的，诗心是天才的，但是在生活上，永远是低能的（直到“文革”中徐文绮被造反派弄到五七干校去“改造”时，王辛笛决心自己补袜子，他手里拿着一根针和一根线去问女儿，这线怎样才能跟上针……），需要她来照顾。所以在不知不觉的岁月长河之中，她甘心情愿地成了丈夫的“绿叶”。

　　许多年过去了，王辛笛的诗集和散文集出了一本又一本，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大诗人、名教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可谓标准的“红花”，整天在外开会、研讨，在家的时候不是看书看报就是写作……而徐文绮，始终微笑着做自己的事情，默默无闻。尽管她也是留学生，还是个高才生，通中文、英文、日文、俄文（五十年代学的）四国文字，退休前只是上海俄语广播学校的俄语教师，没有显赫的职称，没有耀眼的头衔，没有人来请她天南海北地开会，飞来飞去，更没有等身的著作，但是她除了拥有丈夫所拥有的工作能力，还用她那并不宽阔的肩膀，挑起了家里的一切杂务，应对了所有的惊涛骇浪。

　　金城银行老板、著名民主人士周作民先生生前曾感慨地对徐文绮说：“可惜你是个女子，你若是个男人的话，可不得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徐文绮才算圆了一场翻译梦。那原本是王辛笛答应下来的事情，可是诗人做事一定要等待他的激情高涨时才行，他那根翻译的神经不跳动，八头牛也休想拉动他。时间一拖再拖，人家催了无数次，无奈何，只好“绿叶”出马。徐文绮一出手不要紧，一口气翻译了35万字！那就是她与杜南星先生合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共计70万字，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徐文绮已85岁高龄了。2003年，徐文绮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