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白文俊（2000级）

我是2004年法学院本科毕业生，现在在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当时是成都市委组织部到我们学校来选调优秀大学生，我在学校就业中心与市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见过面之后，即刻就进行了笔试、面试，第二天我就签了三方协议。

白文俊校友

2004年7月到成都报到，在省委党校培训了大概一周，随后通过成都市委组织部、成都市人民检察院、锦江区区委组织部分配到了基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到了单位之后，检察长非常重视，亲自找我谈话，并道明了我到单位的缘由，是他向市委组织部点名要的我，因为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又是法学专业。这让我很感动，也又一次感到了作为清华人的责任和压力。我当时就主动要求到业务部门，到一线去锻炼学习，最后到了公诉科。这个部门可以说是检察院的窗口部门，也是任务最重、最艰苦的部门。当时整个科室只有不到六个人，每年的办案数量达到1000多件，我一正式报到，第二天就开始办案。

作为基层检察院，在我们单位，我的学历、知识层次比同事乃至领导都要高，但我深知“清华”这个光环太耀眼，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的表现，清华在给我带来无尽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因此我时刻以清华人自省，坚信“行胜于言”。

转眼间，我在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工作已两年多时间了，2005年通过了司法考试之后被破格任命为助理检察员，一直坚持在办案第一线。时间紧、任务重、人手紧缺，我每年要办接近一百个案子，平均两三天就要办一个案子，天天都要跟犯罪嫌疑人打交道，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作为刑事案件，涉及到的都是犯罪问题，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对很多犯罪嫌疑人来说都要影响到他们一辈子，一旦有所疏忽，导致错捕错诉错判，带来的后果便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慎之又慎。办理每一个案子，哪怕是盗窃、抢夺这样的小案子，我都打起十分精神，仔细阅读每一份笔录、慎重审查每一份证据、细心倾听每一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两年来我未办过一例错案。2005年我办理一起盗窃案，在我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他提出来自己的出生日期是1990年，而公安机关提取的户籍登记材料上写的是1989年。按照规定我们应该采信公安机关提取的户籍登记材料为证据，但是因为这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年满16周岁、是否构成犯罪，于是我要求公安机关和我一道驱车前往犯罪嫌疑人的家乡核实情况，经过多方取证，证实了该嫌疑人确系1990年出生，因为是超生的，便将年龄改大了一岁以便上户口，最终该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

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我时时刻刻都感受着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人们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地加强。众所周知，我国的法、检两院人员以前多是军转干部，鲜有科班出身的法律专业人士，尤其在西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专业人才极其匮乏，对我而言，这既是好的机遇，同时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也带来挑战。曾多次，在保护人权和强调打击保障作选择时，我会常常站在与同事、领导、甚至这个行业的惯例对立的一面，但是一旦我的主张得到采纳，我便会倍感欣慰。比如前段时间我承办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其老母亲因为患上了绝症，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之后，嫌疑人的家属找到我要求能否让其母子见上最后一面，这在以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这个心愿，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体现了我们人性化办案，又能促使其以后更好地改造，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于是，我多次找我们检察长汇报具体案情，阐述各种利弊，最终得到了领导的同意，由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去将嫌疑人外提探母，后来四川多家媒体报道这件事情，还有三家电视台在医院现场直播了事情经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也让我更感觉到，在基层执法机关工作，更重要的是执法观念的转变和知识层次的更新，在清华法学院学了四年法律，我愿意在基层、在西部踏踏实实从事法律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成长，不辜负母校的培养，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清华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