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对江亿院士的采访，我们最深切的感受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节能楼”的会议室里，快人快语的他不但让我们领略了他们这特殊的一代人用“坎坷”、“丰富”、“传奇”都难以形容的人生道路，还给我们上了一堂“从中国的国情看建筑节能”的精彩一课。

江亿院士

特殊的年代

江亿是天津人，当数学教师的父亲给了他极好的数学头脑。然而他初一时就遭遇了“文革”，很快又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种了5年地。此地后因成为“神五”着陆点而闻名于世。

5年的插队生活，条件之艰苦自不必描述，那种状况现代人可能已经无从想象。5年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学会了各样农活，锻炼出一副吃苦耐劳的筋骨。

1973年底，江亿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机车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两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这样做学问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纵观江亿的学术之路又跟别人迥然不同，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是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试。

水果的产地储存是困扰我国苹果种植业和苹果产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一直是国内外科技人员攻关的难题。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不管是春夏秋冬，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他清楚地记得，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最年轻的院士

影响江亿院士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是我们在采访中不断追问的话题。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1988—1989年，在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也认为是自己学术生涯中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历。

在读硕士期间，他曾旁听了一段时间外系的《现代控制论》课，就开始了建立一个建筑环境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后来还真就推导出来了，而且至今一直在行业中沿用。在英国的学习正是同样的研究方向，因此，英国之行不但给他打开了一扇与国外同行交流的窗口，而且使他一下就进入了国际建筑热模拟研究的中心。回国时他带回了合作研究课题。

多年来，江亿带领他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建筑热模拟研究，基于他推导的数学模型，还编写出一套大型工具软件，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专业软件，已经推广到欧洲、日本，还成功地应用于国内上百项大型建筑热环境工程的空调设计、系统控制、节能改造。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博物院、中南海；近几年，各奥运场馆如“鸟巢”、“水立方”等也都是应用该软件作建筑环境分析。

对江亿的学术研究来说，上述的工程只是他的理论在工程实践中的成功应用，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作为我国建筑热环境工程学科的倡导者和创建者之一，他系统地参与了该学科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的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完成了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如今，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非常接近。他的目标是在3－5年时间内建成世界建筑热模拟中心。

从社会学意义看节能

对于处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像江亿这样的建筑技术专家应该说是正当其时，大显身手。但江亿在采访中却不断流露出极大的忧虑。他说他将与社会学家一起来研讨目前中国的建筑节能问题，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之路。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其经费开支已是不堪重负。他说：“反正我没有觉得在新楼上课就比在其他教室舒适好几倍，这样的能耗支出值得吗？”“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江亿介绍说，他去年10月起受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为他们解决该校的校园建筑节能问题，该校专门成立了“绿色校园”委员会，可见人家也已经在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

对建筑能耗日益严峻的形势，江亿特别强调，如果我国目前这种高能耗建筑任其发展的势头得不到遏制，那么将来在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规划的样子的时候，便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能源紧缺、环境污染、资源配置等等，说经济发展将遭遇“灭顶之灾”并不是耸人听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江亿在更多的场合扮演的是建筑节能“鼓吹家”，而不仅仅是采暖通风、建筑环境的技术专家。2005年，他作为北京市政府的顾问，提出一项“大型公共建筑必须通过节能审查”的议案和标准。近日，他正在赶写国家的《建筑节能年度报告》，提交今年的两会讨论。他说，我每天就想着不知又有多少大楼盖起来了，节能的问题真是太紧迫了！

让江亿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他有一支与他一样把节能、把国家社会的利益当成头等大事的教师、学生团队，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志向，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奋斗着。

（解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