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欧阳钟灿院士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暨博士后科学论坛”上的演讲

欧阳钟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1946年生于福建福州，1968年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1981年清华大学固体物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84年获光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理论物理所做博士后，1986年获西德洪堡奖学金到柏林自由大学从事合作研究，此后在理论物理所工作，1997年增选为中科院院士。近年研究液晶、生物膜理论与DNA等生物大分子弹性性质(物理、化学、生物的交叉领域)。曾获海外华人物理学亚洲华裔物理杰出成就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周培源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我是1978年从兰州考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我是46年生人，78年已经30多岁了，重新念书。我一直讲，我最宝贵的时候是1985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那时候李先生跟我们所有很大的渊源，他在我们那里成立的中心，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我要提到最近跟我的感受是4月20日，博士后举行了运动会也请我参加，但是那天雨下的很大，在天安门国旗班下，举行的很隆重。很多都是家庭为单元的，博士后拿着雨伞，妻子和孩子在后面。为了我们的理想，他们肩负着一家的重担。冒着风雨前行令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禁想起我自己这么多年走的道路，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各位博士后分享。

北大的一篇文章《投入递增，何以我国基础研究依然尴尬》，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在2002年达到73.8亿元，现行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基础研究的发展还是有阻碍的，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进行长期地、系统地积累和探索。然而“论文化”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简单地向论文与职称、学位、奖金等利益挂钩，使得科研人员更多地受到物质利益的趋势，追求短期化效益，为论文而论文。

在座的很多博士后，我们选择博士后而不是马上找工作。我在清华本科是自动化专业，1968年分配到兰州化工公司，干了两年汽车搬运工、修理工转入到仪表车间当仪表工。每天晚上同事们都打牌，我就看书，对爱因斯坦与波尔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很感兴趣。相信今天的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并试着写论文。我这种痴迷的“民间科学迷”感动了两个人。1978年学的这批研究生大多都有儿女拖累，异地分居。我们都没有调工资，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清华的很多同学都是搞光学的，每天晚上都调光学仪器，做的很晚。出来的时候宿舍都有铁门，都锁了，大家都翻墙进来。我后来搞物理，我觉得自己的基础比较差，很幸运被留下来，那时候清华大学留了22个人攻读博士生，做了四年的助教博士生。

现在的问题和以前的问题，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提出的是液晶机电光纤的难题。液晶是轴中心对称的介质，因此不应有光倍频现象。但在1980年代，试验却发现有光倍频现象，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没有想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对研究生的要求，我成为是叫他们不利于做一个原创性的工程，我现在除了带研究生，还帮清华大学的杨先生，清华大学要求两天做一个论文，所以一开始他们没有信心，还没有做就要考虑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有一个特点，现在的论文数量很高，昨天我们请了科技部基础司的司长到我们那里做报告，他谈到我们国家的论文是全世界第一，超过美国、英国。但是我们重大的成果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论文的时候，并没有要求量，而是做一项工程。作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非常严格的，近百位国内外同行书面评议，伯克利大学的沈元增先生，还评过我的论文。

我们主要是认真的组织答辩，答辩主席是孟昭英院士，郑华炽先生，教育部规定要进行论文答辩，以前老先生对论文是怎么布置的，我们的教授叫我到北师大家中讨论论文，还到图书馆比较这篇论文。所以我们对论文的认真是从老一辈的教师中传过来的，我们的论文是在85年发表的。我认为作为研究生的论文，用数量，用标准来看，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有多重大的基础研究成果。我们的制度在数量成问题。

　　清华大学20个人，我记得很清楚，1985年3月登在《光明日报》，都是没有发表的论文，有19位是工科的，唯一一个我是理科的，已经有2个是中科院院士，1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当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教育部百名名师，这些骄人的成绩都离不开当时指导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没有SCI发表论文。

　　我为什么做博士后，因为我们那批学生都有家庭，我有两个小孩、爱人，我留下做清华大学讲师的时候，学生经常要排队。张维迎校长跟我说还不如到深圳去，所以我同意了，把我爱人安排在深圳图书馆，但是对于我来说，做博士总想把自己的研究往下做，李先生提出的博士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些人只考虑生活是不行的。我虽然答应了，但心理还是不放心，深圳还让我们参加在北京的一个项目，但是参加的时候我觉得不行。我知道如果做研究放开了做行政人员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84年的时候，很多的物理所招博士后，我就动摇了。我就找张维迎先生，我现在特别感谢张维迎的太太，她也是很有名的院士，她说你还是遵守你的思想，所以我非常佩服老一代的老师。我是第一个出站的，第一个当院士的，以我的名字开始的。博士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自主创新的权利，我们并不是研究生，但是做博士后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的。我记得到北京所的时候，我们所里有很多的院士，我马上做出来。博士后有一个自主创新，刚才几位嘉宾说了，博士后要和老师合作，博士后可以自己选题。

　　我为什么从深圳大学调走而留下来当院士，是因为想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到现在研究人员还是二三十个人，有九个院士，我到理论物理所的时候，跟我同站有四个从海外回来的，包括李先生，那时候是200块钱补助，已经很高了。我发现他们回来都安排在中关村小学，我的小孩被安排在黄庄小学。我非常感谢人事部，国家规定只要做博士后家属就可以进来，我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的条件，直接到博士后流动站开了一张证明拿到派出所，一下子把三个外地的户口都落到北京了，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我做完博士后，我们所是很难进人的，我进入自主创新的时候，别的所闹的很厉害，一百个人留四十多个人，有下岗的说法，我们所就没有这种说法。一期博士后不行，得到海外深造。博士后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选择最好的老师，假如你的水平够。我找的就是发明液晶显示的人，我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已经研究细胞膜了，后来改成搞别的了。后来我把那个数给求出来了，他很高兴。所以我回国以后自动被我们物理所接收了，而且接收的是非传统领域的学生。

　　93年海外的人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评第一届的物理学奖，第一届有竞争能力，还有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做得都很好，但是把我选送为第一个。当时有一位教授跟我们说，你们要珍惜，当你成名以后或者年纪大了以后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做两期博士后的经验：1、自己选题。2、每期只做一个论文。命题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这是周光召先生讲的话，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作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我们总是投稿件，现在人家对我国的稿件都讨厌了，现在都送给香港的某一个人看看，所以很多的文章是没有给审稿人就退回来了。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第一年就发表文章了。周先生对我国的基础科研一直有指导，04年做报告，他提出的观点是科研经费不能提升，大家都争经费，因为有10-15%都是到自己的口袋里。4月份我们接到院里的文件了，科研经费提成取消了。

　　现在做科研的人员都是穿着皇帝的新衣，都是以SCI的指标控制，每个论文后面有一个引用，要看到自己的论文没人引用。我珍惜我博士后的时间。

　　我的博士后做博士后的故事，这篇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生命科学的又一场竞争。合成蛋白质结构对，它才能工作，结构不对就会得病。这个问题研究了几十年，大家提出了模型，怎么检验？只有实践能够检验。每年要公布一个系列，都去进行预测，同时把这个系列交给试验家，然后进行比对，看谁的理论好，但我们国家也参加，没有名次。我有一个博士叫张阳，他原来师从刘连寿教授，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我为张阳的成就欣喜，但一件事让我迷惑不已，张阳从理论物理所申报2007年海外、港澳青年合作基金时失败了。同一个人同样的背景和成就，同一时间申请美国的科学基金却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他希望与国内合作，但被拒绝了。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斯隆研究奖由美国1955年创立的，这是一个崇高而极具竞争力的奖项，旨在提高和促进特定科学领域中最杰出青年学者的事业发展。

　　不是为了夸他，而是为了反思。2007年5月，应麻省理工学院统计物理学家黄克荪邀请，我到新家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蛋白质折叠理论研究会。会长，新加坡国立生命信息研究所所长专门介绍了2006年世界蛋白质折叠竞赛的情况，多次提到张阳的杰出贡献。当我告诉黄克荪，张阳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出去的时候，在场的华人无不为张阳的成就感到扬眉吐气。从此，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很厉害了，黄克荪对张阳也很赞叹不已。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和优化科学资源配置的要求。今年3月我参加政协会议时，认真的研究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认同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要求。

　　把文章数量和职称挂在一起，他首先想要的是报表，而不是工作。我对在座的博士后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个宽松、朴素的环境，我相信很多博士后是同意我的观点的，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这是你们最好的时间。

摘自：新浪网2008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