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于光远，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教授。

上海人。1915年生，上海人。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著有《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论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鲜为人知的中央工作会议

　　应该说，目前记载中国改革的著述，大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领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而对于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却着墨很少。

于光远则在书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关系、背景和始末：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然而，对这样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指名道姓”地批评，不啻“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反复考虑。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段珍贵交往

　　应该说，一部近20万字的著作，《附记》所占成分比重不大。然而，本书所收入的附记却颇有含金量。从《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一份邓小平手稿的发现》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都会使读者获益匪浅。

　　在《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中，于光远记录了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段珍贵经历。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俩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图为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信（部分手迹）。

　　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李辉 编辑）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