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中国民盟卓越领导人费孝通的传奇爱情故事

费孝通，汉族，1910年11月生，江苏吴江人。1944年入民盟。1933年燕京大学毕业，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逝世前任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费孝通的一生不同凡响，在学术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但鲜为人知的是，费孝通的爱情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任爱妻王同惠宛如一颗流星，虽一闪而过但却点亮他的人生，第二任妻子孟吟就像一颗恒星，长伴左右而持续散发着光和热；前一段爱情奠定理想却历经生死别离，后一段爱情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数十载。

志同道合相知相恋，穿梭往来红门立雪

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费孝通生前曾回忆说：“我们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打算白头偕老，也没有那种像小说电影里常有的浪漫镜头。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那就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牵住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后，他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于是，1930年他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冰心的丈夫）。“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费孝通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32年，也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在社会学系的一次聚会上费孝通认识了同系不同班的女生王同惠。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河北省肥乡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王同惠由外祖母抚养大，就读于北京笃志女中，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

燕京的校园里，同一个系的男女同学在不少场合有许多接触机会，相互往来是寻常事。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之初也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并非一见钟情式的两情相悦。直到费孝通考入清华，也还没有浪漫的故事。事实上，维系着他们继续交往的，也是一种求知治学的共同追求。

当时，费孝通刚翻译完一本英文著作《社会变迁》，这是费孝通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把他的译稿拿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去图书馆把原版书借到，边读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将她的译稿和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

在这见证两人才智的译著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交融，共同署名发表。富有语言天才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语法文课，同时也机智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也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这当然正符合费孝通的心愿。

1933年圣诞节前，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希望能说服王同惠，就借当时燕京流行过节送礼的机会，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随之，爱情的种子也在彼此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时，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毕业，考入清华研究院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而王同惠则继续留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虽然相隔两校，但两人的爱情反而随之升温。费孝通非常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明白她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梦想；更何况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她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性格温婉和蔼，大方聪明，可谓才貌冠群芳。王同惠也十分欣赏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更理解他心底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往来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他们时而在水木清华闭门清谈，时而在未名湖畔“红门立雪”。费孝通常常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相叙，即便是大雪纷飞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门前不顾寒冷地等候她。除了风花雪月和花前柳下，他们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这使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生长。

未名湖畔举行婚礼，学术之旅突遭永诀

1935年夏，在费孝通即将走出清华园的时候，导师吴文藻让他参加广西省政府“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特种民族调查（苗、侗、壮等）的课题。吴文藻设法与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取得了联系，同意费孝通到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当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同惠后，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并当即表示要和费孝通一同前往。

然而，如果以男女同学的身份一同前往，难免有诸多不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不和当时的社会习俗相抵触，二人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个办法：结婚！1935年的暑假一开始，费孝通与王同惠就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随后，他们便踏上了去大瑶山实地调查的征途。但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婚照

费孝通与王同惠晓行夜伏，一路涉过“极老的水道”，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便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他们幸福、激动，怀着探索的欲望相携而行。

考察进行到12月16日，正在大瑶山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整个人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没想到从此一去不复返。真是天妒良缘。当王同惠急急忙忙行进至半山腰处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席卷而来……次日傍晚，有人发现了费孝通。他得救了。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人们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人去了，但真挚的爱情并没有泯灭，她一直激励着费孝通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

云南结缘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1936年，费孝通远赴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费孝通从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学成回国，并先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因参与华侨爱国运动被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出境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1940年，日机开始轰炸昆明，“大后方”昆明的上空常常响起警报声，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已有身孕的孟吟也得随着跑警报的人群一次次地往返在郊外的旷野、山沟和城里的住所之间。1940年10月13日，炸弹落到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租住的院子里。面对着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家，孟吟哭了，她是为腹中的孩子、为以后的日子而伤感。费孝通却似乎反而轻松了一些，因为离妻子的产期越来越近了，跑警报肯定不是个长久之计，倒不如把家搬到呈贡乡下去，一劳永逸地逃避轰炸。

但呈贡也并非一块净土，费孝通躲避空袭的愿望最终还是不幸落空了！就在1940年12月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费孝通像往常一样，搀扶着已怀孕9个月的妻子，在村边的桉树林里散步，顺便拣一些枯枝煮饭用。正当夫妇俩准备回家时，突然头顶上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几架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只听见一声尖啸，炸弹向县城落下，轰隆一声巨响，县城方向刹时浓烟滚滚。紧跟着，其他飞机也呈纵列队形依次俯冲下来，炸弹不断落在县城附近的民房群落中间，远处街道上隐约有人在狂奔，近处的村子也腾起了浓烟。

“不好！那是我们的家。”孟吟惊叫一声，跌倒在地上。那天，费孝通夫妇赖以栖身的农家小屋，被炸弹整个地掀翻了，埋葬了他们所有的家当。而在这个时刻，孟吟就要分娩了。费孝通半背半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在村子里走了一家又一家，依然没有人家敢接纳他们。当地居民认为，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里生孩子，会使自家断子绝孙，因此虽同情他们的遭遇，却没有人敢接纳他们。

无奈之下，费孝通只得搀扶着妻子，到呈贡县城。谁知，县城的医院已经下班关门，没有留下值班医生。县城里的土医生和当地居民一样，不愿接待别人家的女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最后，孟吟好不容易在县城背后一家广东牙医阴暗潮湿的私人诊所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取名为费宗惠，昵称“小惠”。这个在危难之中诞生的爱情结晶，见证了费孝通夫妻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的患难与共。

孟吟虽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教养，通情达理。费孝通对她有以下描写：“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

费孝通与孟吟

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容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可谓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回想55载风雨春秋，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费孝通对孟吟在困苦中与自己始终牵手相伴终身的欣慰之情。十年之后，即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孝通从容追随至爱老伴孟吟而去，为自己传奇的爱情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孟明远）

摘自新华网200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