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新闻午报 2008年11月16日

大型电视专题片《世纪哲人冯友兰》是目前第一部关于冯友兰的访谈实录，本书即是其文字版。书中收入了23位著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访谈，他们大多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都是术业有成的学者。他们深情地回忆了与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交往的故事。

口述人: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化口吃为妙语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什么时候，他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杨振宁：我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1929年。那一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我们一家搬到清华园来，当时我七岁。冯先生是早我们一年到清 华大学当教授的，他是我父亲的同事。

　　他的长子叫冯钟辽，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低了三个年级，当时常在一起玩。后来我们都去了美国，有段时间我住在普林斯顿，也就经常见面。冯先生的小女儿叫冯钟璞，笔名宗璞，我就更熟了。1944到1945年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书，宗璞是我一个班里的学生。所以我跟冯先生一家，都很熟悉，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

　　冯先生是哲学家，我不是念哲学的，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不过，冯先生的演讲非常有名，我曾经慕名去听过他的演讲。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口吃。口吃的人通常演讲不容易成功，可是我听了冯先生的演讲以后，觉得冯先生把他口吃转化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演讲办法。就是在口吃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后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往往是简要而精辟，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认为，很多人喜欢听冯先生演讲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口吃这种缺点转化为长处。近几年来，我不止一遍地看冯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这部自传写得非常好。我在很多场合讲我非常欣赏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表达的文化使命感，他把这种使命概括为“旧邦新命”。我想这四个字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深刻，它把中华民族的老历史和新发展的长远意义讲出来了。他说的“旧邦”是指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发达，“新命”是中国的现代化，“旧邦新命”是指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了近代的坎坷和屈辱，现在遇到新的机遇，焕发新的活力，向现代化时代迈进。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赏“旧邦新命”这个说法。

　　记者：杨先生，还有那封信的事，请您给我们讲讲。

　　杨振宁：那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建国前夕，冯先生给他在美国的儿子冯钟辽写了封信。在信里他提到了我。这封信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人拿到旧货摊上卖，被台湾一个历史学家看见了，他就买了。后来他把信的复印件寄给我，我才知道冯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还特别提到了我。他知道他朋友杨武之有一个儿子，当时在美国念书，念得很成功。

　　口述人：李中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

　　记者：您上世纪80年代初做冯友兰先生助手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上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年纪很大了，工作起来很困难，学校考虑给他派助手来帮助他，解决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我是哲学系的年轻教员，后来考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是在职研究生，就是不脱产的，边工作边读书。这样系里就安排我给冯先生做助手。

　　记者：当时您去了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我主要是帮助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是冯先生继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之后，第三次写中国哲学史。他力图能够结合新的时代，对以前的那两部中国哲学史做一些修订、补充、发展。它从先秦一直写到清代，是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先生用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方法，并参照西方的哲学史，写成的这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在中国哲学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是一座里程碑。

　　记者：冯先生当时眼睛已经不行了，您讲一下他当时的具体情况好吗？

　　李中华：当时他的视力很差，已经不能自己亲自查阅资料。他有两个助手。一个长期住在他家，主要是给他做记录。冯先生完全不用看资料，因为他对文献非常熟悉，一边口述，助手一边记；记录完以后，助手念一遍，他再修改，这样就成文了。我呢，就是看成文的东西，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或润饰；对引用的资料觉得有问题了，再进行核对，并提些意见。冯先生是学术大家，却能谦虚地听取不同意见，确实有大家风范。那时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常常在冯先生面前班门弄斧，自不量力，但却屡屡得到先生的肯定。

　　记者：您在冯先生那里工作了几年？

　　李中华：应该有三年多时间。

　　记者：有没有您比较难忘的事件？

　　李中华：我曾对冯先生说，“新编”前两卷的修订，用的时间太多了，修订一下就行了，能不能前两卷就用“文革”前的稿子，直接开始写第三卷？因为“新编”计划要写七卷，而他这个时候已经85岁了，能不能把《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写完呢？可冯先生就是不听我的意见，非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为此他还给我讲了孔子的精神，即“吾道一以贯之”，我们学孔子，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要一以贯之。

　　“中国文化要像女排那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记者：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冯先生在这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中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热”。因为我们打开国门，刚刚开始了解更多的国际上的情况，回顾我们自己民族在近百年来，一直到“文革”后期，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封闭的状态，觉得中国必须要开放。实际上，在关心文化的背后，关心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

　　当时我们哲学系一些年轻的教师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民间学术团体，大家让我向冯先生请教，冯先生很支持，其他像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周一良、朱伯崑等先生，对我们的设想都很支持。冯先生就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是写给胡耀邦同志的，后来胡耀邦把这封信转批给了当时主管教育的彭云同志。因此我们就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

　　接着我们就请冯先生做文化书院的第一届名誉院长，并推举汤一介先生为院长。冯先生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做了很多中外学术交流方面的工作，请外国的学者和港台的专家到书院来讲学。冯先生对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以及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记者：当时你们还提出了一个什么口号？

　　李中华：当时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研讨会，冯先生多次参加了这些座谈会。他说，我们成立文化书院的目的就是能使我们的中国文化重新得到国人的重视，能够走向世界，参与和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并发生作用。当时他就有感于我们的女排精神，说中国文化要像女排那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它后来就成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个口号。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跟现在的现代化有没有关系，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在哪里？

　　李中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争论和讨论的问题。我曾经就当时的“文化热”中出现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请教过冯先生，冯先生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几千年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黑头发不能变成黄头发，黄皮肤不能变成白皮肤，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是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思想的结晶、智慧的结晶。我们只是说在新的时代里，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长处，进一步去发展我们的文化，实现我们文化的现代转型。

　　“生，吾顺事；殁，吾宁也。”

　　记者：您见过冯先生“文革”时候挨批斗的情况吗？哪些场面最难忘？

　　李中华：冯先生在“文革”当中，遭受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打击和迫害。他同当时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样，不仅受到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更多的是受到人身攻击，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折磨。

　　他在“劳改大院”的时候，我曾经去那儿找同学玩。当时工宣队已经进校，他们把外文楼和几排平房圈起来，形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称做“牛棚式劳改大院”，当时把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派，都集中到那个所谓的“劳改大院”里去，在那儿吃住，不准回家。冯先生在那个劳改大院被关了很长时间，每天要拔草、扫马路，写交代材料，学毛主席语录，汇报思想，适当的时候还要组织一些批判会来批判他们。

　　有一次我去那儿，在走廊里正好碰上冯先生，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很谨慎，没和我说什么。冯先生应该说还是很乐观的，就是他的夫人任载坤女士不放心，怕他自杀，所以每天到学校的办公楼前面，隔着很远，去看这些所谓的“黑帮”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出来排队去吃饭，每次看到冯先生出来排队了，她就放心地走了。冯先生自己说，他不会死的，因为他的心目里研究中国哲学的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

　　“文革”一结束，冯先生立刻投入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工作里面去，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写。就在逝世前几个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写完，他也就去世了。

　　记者：在冯先生有病的时候您还多次看望他，当时你们都谈些什么？

　　李中华：我最后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但头脑还很清醒。我陪着张岱年先生去看他。他住在友谊医院，还能轻微地说一些话，但我听不清楚了。由冯钟璞女士给我们做一些传递、做一些翻译。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钟璞女士跟我们说，他在前几天就一直念叨着，宋代张载在《西铭》中的一句话，就是：“生，吾顺事；殁，吾宁也。”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中国文化的“大化流行”里

　　记者：您认为冯先生一生对哲学的贡献在哪里？

　　李中华：一个就是他的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基础。他把古代经学的研究方式和学案叙述方式，发展为一种近代的、科学的、逻辑的研究方式，建立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

　　第二就是他的哲学创作，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本书构成了冯先生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是借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用他的话讲，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不是“照着讲”的。所谓“接着讲”，就是说他的哲学是西方的新实在论和我们“程朱理学”的一个融合，是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一个融合。

　　第三个贡献是他的文化理论，具体体现在处理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上。冯先生多次讲到，未来的人类的文明，一定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融合，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所以既不能是西方中心，也不会是东方中心，应该是东西方优秀文明的一个共同体、一个融合体。

　　另外冯先生的做人，他的人格理想，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期许和热爱，都是后世的楷模。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面讲到，未来人类哲学的发展方向，未来人类所要走的道路，应该是张载的那几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他说人类要走一个和谐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斗争、排斥、以暴抑暴这样的道路，所以他深信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这个“和”。

　　记者：您最佩服冯先生的哪些精神？

　　李中华：他对学术的这种坚忍的、义无反顾的精神。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生活自理都有一定困难，但还每天都坚持工作，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冯先生？

　　李中华：我想，是冯先生把自己融入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生命里去了。他向来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像一个生命的大流，是一个大化。《周易》里讲的“大化流行”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的过程，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大化流行”里面去了，我想这是他对不朽的一种追求。如何使用自己不朽？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宇宙大化当中，融入到民族大业当中，这就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