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汽设计科第一任科长吕彦斌

　　我今年88岁，体力和脑筋都不太灵光了，退下来20多年了。我只能讲讲当时我都干过啥，怎么干的，结果如何等等，再多的我也说不了。

　　我是天津人，父亲去世很早，接着我就去了伯父家，在北京上中学。快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我想上清华大学，但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大学都搬走了，我不知道该上什么好，一些小的专科学校我又看不上。这样等了一两年吧，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哥哥说：“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昆明。

　　说实话，我是冲着梁思成去的。我喜欢建筑，在北京上了一年多的建筑学校，觉得水平不行，即使学出来将来也不怎么样，有人说梁去了西南联大，到了后才知道他和林徽因到四川李庄调研去了。那时西南联大还没建筑系，连土木工程系都没有，我就选择了机械系。

　　那时候上学真不容易。不知你们听说过代金没有，像我们从沦陷区出去的人都有这种代金。买书什么的用计算尺，毕业时贴个条就卖，卖也只能卖一点点钱。那时根本就没书，也没有纸，80%的学生都有兼职。我在一所女子师范学院当老师，同时也为学生服务处工作。

　　我干了很多事，帮人家画广告还被骗了。当时云南昆明正义路那边有个新天广告社，我去应聘，讲好条件后，他们叫我画3张画，一个月交，交时付钱。结果送画去时，这家广告社已经没了，找隔壁商店一问，才知道他们早就搬了家，而画画的纸张和涂料都还是我自己垫钱买的呢。

　　1946年我回到北京。为什么回来？因为我是工学院的，属于清华大学。当年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我在机械系还没毕业。我就去找系主任商量，我问，能不能让我多选学一些建筑系的课程？系主任同意了。

　　这一学又是两年，期间我尽量选梁思成的课，像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欧美建筑史等，还有就是建筑设计原理和建筑初级设计，基本上是建筑系的基础课。后来有人说我在清华大学念了两个系两个专业，实际上不是，我只选修了建筑系的部分课程，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半系。

　　1948年9月，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以下简称天津汽配厂)。在当时的情况下，汽配厂就算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天津牌轿车

　　我在天津汽配厂干了4年多。我记得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领导就想将来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我们就想做轿车。当时的厂长对我说：“小吕，你来设计一辆轿车，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现在来看，厂长也是外行，不懂技术，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

　　我当时想，这不是难为我吗？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没有汽车系，我不懂啊。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还算有些底子。

　　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交图时，我想，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于是，我又做了个1∶8的木头模型。

　　需要说明一下，清华大学有个特点，它不但要求学理论，还要会动手，我在学校上的钳工，动手能力还行，平常在家里也愿意做些飞机模型什么的，这些积累起来的经验正好用在了轿车模型上。

　　这个木头模型采用的是英制，后来的模型都是1∶5，属苏联制。做出来后，我请技术老师傅做实体。厂长开始催我了，他说：“咱们越早越好，早弄出样车，就可以往市政府报，为我们改造成汽车制造厂争取时间。”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然后往市里报捷。那时天津市市长是吴德，他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天津市市区虽然小，马路还挺光滑。吴德坐在车上，司机带着他围市区绕了两圈。车还没牌子，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

　　一直到1998年，天津拖拉机厂一位我认识的领导给我来了封信，上面写道：“你给我写写当初做这辆轿车的情况。”原来，天津市工业局要写天津工业史，局长认为我国第一辆轿车是天津做的，要我写这个过程。

　　你想想，都几十年过去了，很多情节我都快忘记了。但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当初做车后尾灯时，需要做成长而透明的，而且一般用红黄两种颜色，但那时塑料不多。大家就一起想办法，后来就把天津出的大瓶鸵鸟牌墨水瓶切成两半，放在后面作尾灯。

　　还有一点，这个车用的是老车底盘，比较高，上车后容易碰脑袋。怎么办？我们一方面用上了车架，另一方面做成两级台阶，这样使轿车离地不会太高，同时也避免碰头。实际上，我在画设计图时，就考虑过这些因素。在做的过程中，也是边摸索边做边改。

　　1951年我们在天津做出轿车样车时，北京汽车筹备组已成立，它是在为建一汽做准备。汽车筹备组临时借调我去设计一款中国式吉普车，负责车架的刘金传让我仿照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嘎斯67B——用它的底盘发动机，重新设计车身。因为有在天津做轿车的经验，我就先画了张三维图，然后根据图型做了三个形式各样的木头模型。

　　没想到的是，当我把模型交给时任筹备组组长的胡亮时，他告诉我这个项目不做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汽车筹备组一共待了5个月。

　　中国人了不起

　　1953年7月10日，我被调到652厂(当时还不叫一汽)，就这样到了长春。那时652厂还是一片荒地，全厂都在为7月15日的奠基典礼做准备。

　　7月12日，中共中央来信，把毛主席为典礼的题词寄来了。毛泽东则题词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共有14个字。

　　当天晚上，副厂长孟少农把我叫到一边说：“老吕，我们要把毛主席的题词刻在奠基基石上，你来配合刻石匠做吧。”基石虽然早就准备好了，但还得根据题词计算基石的面积、字放多大、每个字的距离是多少。由于时间紧，再加上害怕返工，我们只好连夜赶时间。

　　7月15日那天，一汽挑选出6位新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基石放到基座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李岚清是其中之一。

　　在接奠基基石任务的同时，孟厂长还派给我另一个任务，当时长春市工程局正在建奠基典礼台，围了一个大场子，孟厂长让我设计会场的门脸。年龄大一些的可能还有些印象，在老的电视剧里也会出现这个镜头：中间是老房子，旁边两根大柱子，进门就是大影壁，我设计了一个正面的解放牌汽车车头，请木工一点点雕刻出来，上面好像写的是“奠基纪念大会堂”。

　　借鉴苏联的经验，一汽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我被分配到设计部。不久，孟厂长从苏联回来，带了一套解放牌汽车生产图，但这个图不完整。孟厂长说：“有些地方还没设计完，但大致结构已经有了，希望大家学习一下这辆车的组织结构。”于是，我们就学这辆车的组织设计，当然也包括其他管理知识，学这些内容是为了配合开工生产。

　　1954年7月1日一汽厂的木工车间建立，也就是现在的车厢厂。孟厂长找到我说：“老吕，中国要到法国巴黎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展览会，你画一张图吧。”

　　“什么内容？”

　　“涉及汽车的展示有两项，一项是整厂，也就是现在1号门里面那一片。厂房、设备、照明、管路、电缆做成沙盘模型，用彩色灯管照明，大概有半个屋子那么大。另一项是画解放牌汽车结构图，车是草绿色的，里面零部件可以用各种颜色。”孟厂长说。

　　“车都没有，我怎么画啊？”我问道。

　　“我给你一套图，要有立体感，要分颜色，零部件画得越多越好。”

　　我终于搞清楚了，孟厂长的要求是画解剖图，比如发动机的活塞环、传动齿轮、刹车系统、悬挂系统都要包括。“我没画过这种大图，再说这是解剖图，怎么画啊？”我再问道。

　　孟厂长笑道：“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被吓了一跳。尽管我在梁思诚那里学过透视图，但那是用来画房子的，再说离展会开幕就只剩两个月了。没办法，我就没日没夜地赶工期。就这样，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将画好的图交到孟厂长手中。由于时间紧急，也没怎么审查，就被发到北京去了。

　　过了几个月，参展的人回来了。我跑去打听，问他们：“咱们厂的这两项任务完成得如何？”

　　他们中的一位说的情况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参加展会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少。来看的人都对那张立体图感兴趣，都来问那些小零部件是怎么画出来的。讲解员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画的，但说了半天他们也不相信，还认为是苏联援助的。

　　还好，有个对中国有印象的外国人说：“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自己画的。”听了这话，大家都鼓起掌来，说“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纪念章和厂标

　　1955年，一汽的厂房还没盖好，孟厂长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一汽厂不是1956年7月15日开工吗，他说：“你设计一个开工纪念章，到时候给大家一人发一个。”

　　我设计了几个方案，交给他审查。他挑选了一个，说：“你马上到上海去，找到以前刻袁大头的那位老师傅，让他按照图样把纪念章刻出来，你把模子带回来。”

　　我就从沈阳上车，换了几趟车，从天津到上海，找到那位老师傅。师傅姓陶，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你要我刻人像没事，刻谁的都行，颧骨、牙齿、眼睛这些我都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只要拿相片来就行，但要刻汽车我可没这本事。”

　　在我的一再恳求下，陶师傅答应了。我在旁边配合他工作，告诉他哪些地方高，哪些地方低，哪些地方是直线，哪些地方用曲线。车厢外部的直线好刻，驾驶室和车头的曲线难度较高，刻了两三次才刻好。就这样，我们干了20天。试压满意后，我赶紧坐火车回来，把纪念章交给孟厂长。

　　1956年2月初，一汽同时任命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科长：刘经传是底盘科科长；张曰迁是发动机科科长；我是设计处车身科科长。车身科人最多，又分为汽车造型组和附件组。刘后来担任过一汽副厂长，现已退休；张调往东风汽车。设计处改成了汽车研究所。

　　1956年7月15日一汽开工生产。10月17日厂里开大会感谢苏联专家对一汽的支援。在这个大会上，受国务院和周总理的委托，黄静部长带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厂慰问专家组，饶斌厂长代表一汽对专家组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镀金的纪念章。

　　后来，一汽又送给职工一人一个镀铬的纪念章。当时我也留了几个纪念章，下乡时不小心给弄丢了，去年在古玩市场花80元买了一个。

　　1957年，孟厂长让我设计一汽的厂徽和厂标。他在美国福特厂干过多年，对美国汽车结构很清楚。他说福特公司的标1910年就设计出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商标越老越值钱，尤其当你成了名牌后，别人一看到你的商标就会相信你这个车的质量，所以商标很重要。”

　　他这么一说，我也认为这事非同小可。我问他设计主题思想是什么，他说只要看起来易懂，能够体现国家民族形式就行。

我共设计了六七十个方案，领导也开会讨论研究多次，最后选中一个。他们说，今后一汽制订的工厂标准、生产的车型、重要零部件以及职工宿舍里，都必须刻上厂标。现在还有没有我不太清楚，但那时在解放牌汽车的连杆和螺丝帽上都有。

　　不过，虽然到处都能看到，但厂标形式并不统一。为此，我还打过好几次报告，要求统一厂标形象，但厂里却不太重视。

有中国字的轿车

　　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孟厂长统一指导。

　　我们首先做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做成1∶5的模型，这就是采用公制了，再交给领导审查，选择一个做成1∶1的大模型，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东风样车；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5月21日下午两点，毛主席检阅东风车，他跟林伯渠坐着车围着花园绕了一圈，下来后他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然后到车前面和每个代表握手。我们这边去了三个人：由史汝楫领头，还有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司机。

　　毛主席看完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总理也去了，他先打开发动机盖看，看了后，他说：“你这个发动机抄得是奔驰190，抄也没关系，外国人也都互相抄，但是要抄得高明，要抄得巧妙。”再后来，我们的设计基本上不说抄谁家的了，而是说参考别人的。

　　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这是孟厂长的主意。为了设计这个标，我拿着胶卷，跑到北京故宫、颐和园和北海这些地方去找龙，还求教过梁思诚和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有位教授说我选择的龙跟汽车不太协调。他说，龙是张牙舞爪的，而车是流线型的。

　　我让他画了个图形，看上去虽然协调了一些，但不太容易被接受。最后，领导选定了一种常见的龙，将“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是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两字的拼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

　　于是，李岚清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结果领导同意了。

　　尾灯用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使在大街上，人们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回来后，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北京附件厂(现在的北京汽车厂)有可能会改成北京汽车制造厂，他们要给中央领导做高级轿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厂长坐不住了。那时正是汽车大跃进，你想一下，如果北京方面先做出来，我们不就落后了吗？于是，领导号召大家给中央做高级轿车，而东风轿车是中级轿车，先不做了。

　　红旗高级轿车

　　这样，造红旗车的气氛在1958年8月就开始出现了。但到哪里找样车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吉林工大，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一打听，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某大使馆，被人民日报购买后用作送版，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

　　为了抢时间，我们省了一些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孟厂长也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快速，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这样虽然程序少了，失误少了，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并给它命名CA72型，东风轿车叫CA71型。设计时，孟厂长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但也总算是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但苏联“卡”我们脖子。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我们要做三排座，就这样，红旗CA72型停产。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大使馆很阔，门口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美国车基本上都是大车，一般都是两排座，但也可以改成三排座。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

　　说实话，去找这些司机前，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所以最初我查找民族形式资料时，找的是梁思诚、林徽因以及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后来才去大使馆。

　　我没有通过上面介绍找大使馆领导，只是在门口，看到有司机进出时偶尔跟他们说说情况，当时东风汽车厂做的车已经在北京亮相，包括北京汽车厂要做高级轿车，这些情况他们都了解，所以说那时候做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因为刚解放不久，人们思想比较单纯，也很爱国，都希望做出自己的车，要是现在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他任副厂长，我是设计科科长。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让外形看起来更新。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到北京给彭真看，他看后就留了下来，说：“我给你们宣传。”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这个车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里面更宽敞了，中间部分有一道玻璃墙，摁电钮就可升起来，将前后隔开，相当于一个单间。再一个以前的吉斯车没有冷气，1965年我们生产的这辆车也没冷气，到了1970年就增加了空调，这就是纯粹的高级车了。

　　红旗三排座轿车用的是框型车架，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座位这个地方，让整个车的高度降下来。林肯车没车架，是因为外国公路好，行驶起来问题不大，而中国道路不太好，无车架就容易坏，采用框型车架更稳定。因此，三排座轿车的设计水平基本上可以与外国车相媲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周总理告诉他说：“不需要，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两排座、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

　　我们还临时做了一辆特殊的救护车。决定做是我们就琢磨，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有些晦气，于是，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

　　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当时中央也拨了3500万元分给各厂，但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起来。要是现在这种形势，产量早就上去了。

　　我不让孩子们买汽车

　　我生于1920年4月3日。今年我过生日时，我大姑娘的女儿还打来电话，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上学，是考进去的，她母亲不放心，跟着出去照顾她。过生日她们一般会打电话祝福，像寄东西什么的就太贵了。

　　我的二姑娘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二女婿是那里的副校长。我还有一个女儿，是小三，她当初也考上了大学，结果没上成。你要问为什么？我这个家庭很不幸，我爱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法学毕业生，等于是刚刚解放成立人民大学时，她就考进去了，学斯大林宪法，1954年毕业，曾在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我被调到一汽，她也跟着过来了，在中级人民法院当审判员。1969年吉林省掀起劳动改造活动，让我们学辽宁省，要“四带”——带家属、带户口、带粮食关系、带工资。当年我们全家人下乡，在双阳县，离长春很近，要我们改造思想。

　　在双阳县的3年时，我干活很积极。下乡时，家属都有一块自留地，可以种粮食种菜，我的工资比县长还高。当地人看我工资高，都跟我借钱，借出去后收回来很少，所以也没攒下什么钱。

　　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件好事。那时候不是农业学大寨嘛，周末我都没休息，用了5个月时间，跑坏了两双新球鞋，画了一张农业学大寨图。这张图可以说是拿步测量的，我的表上有指南针，可以识别方向，跑遍了这个县的10个大队500块地和500间房，以高压线、电话线、公告为坐标，何地有沟渠，何地有公路，何地有养鸡场，何地有果园等，我都做了规划，并按照平常走路的0.7米进行计算，画了一张5年双阳县的规划图。

　　画好后送给公社支部书记，他们就把图贴到了墙上。第二年我回来后，去问支部书记执行情况如何，他回答说情况不错，粮食增加了一万斤。第三年我再回去看时，领导都换届了。我问那张图到哪里去了？别人说被火烧掉了。

　　你说这事多让人伤心啊！实际上汽车厂早就催我回去，就因为这张图，我在乡下多停留了3个月，我的想法就是为国家为农民兄弟做点事情。

　　改造完后，我又回汽车厂工作。1976年领导让我去北京，但没告诉我去干啥，去后才知道是设计毛主席灵车。但我什么资料都没拿，怎么设计？当时，红旗轿车北京维修站的厂长说：“你就到我这里来设计吧。”中南海警卫局毛局长、一机部副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汽车局处长都在，我问他们都有什么要求？

　　毛局长回答：“外形要像红旗一样，这样出入中南海就不会引人注意。”并告诉我灵车的长宽高和重量。

　　我想了想，说：“你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按照他说的做，车后面就会露出一部分，必须做成红旗旅行车，把后面加长。

　　可能毛局长对这旅行车不太了解，开始并不同意我的说法。几个部长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服他，他最终同意了。

　　同意后我就开始设计，我花了三天三夜画设计图。总布置图是三面的，外面得密封起来，相当于冷藏室，对温度有要求。我找到一位空调师，在里面安装上空调设备，暖气冬天用，冷气夏天用。做灵车时这些都是保密工作，灵车的设计在平常报道中也不大有，但在汽车厂的资料库里有，现在就不保密了。

　　一直到1979年，我爱人58岁了，还不让退休。有一次派她到山东外调，结果在济南时因车祸去世了。听说了这个消息后，我的两个女儿都痛哭失声，小三却哭不出来，结果得了精神分裂症，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学校不让上。不让上也好，否则她也早就自杀了。就这样她一直待在家里，由我看着。

　　说实话，我家庭发生的这些不幸，要不是我心眼宽的话，我也早死了。小三得了这个病也没办法，我也只能是挺着，我要照顾她。我跟别人没说过这些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让孩子们买汽车，他们都不敢买。（葛帮宁整理）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2007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