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客座教授
主要经历：
1985～1991年，读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2～1995年，攻读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
1995～1997年，攻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MBA）；
1997～2000年，在美国华尔街工作，曾供职于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后在纽约一家风险投资基金任合伙人；
2000年，回国，任中国证监会战略规划委委员；
2001～2005年，任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基金业的规模从562亿发展到近5000亿；
2006年，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自我评价：深感庆幸的是，能够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尽到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简历，仅从寥寥数行字中就可以看出，主人公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到国外学习尖端生物学，拿到硕士学位并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以后，却又转而去读MBA，继而跻身于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而当他对于华尔街的一切得心应手之时，他又毅然选择了回国，成为中国证监会的官员——这就是我们的85级物理系校友祁斌。
从物理到生物，再到金融
采访祁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忙得几乎没时间坐下来喝杯水。在两个会议间隙，他开始了与我们的交谈。祁斌本人看起来与照片里儒雅朴实的学者形象并不太一样，看起来更像一位身负重任的实干家。
祁斌认为，从最初的物理到后来的生物，再到最后选择的金融，自己学过的三个专业看似互不相关，其实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他的这种转换在这一代人中也是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刚开始上大学时他选择了物理专业。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一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让当时很多像祁斌这样的年轻人相信，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因此他在赴美留学时选择了生物。
到了美国之后，他从本科时的物理改学完全没有基础的生物学研究生，跨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一段时间并不轻松的学习和研究，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个现象：从学习成绩和科学素质等各方面看，我们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差，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往往是所在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中，全世界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多数都在美国兴起，并且远远超越其他国家，包括其他的发达国家？经过观察和思考，他逐步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有一套促进科学技术向高科技产业转换的有效机制。于是，他下定决心去研究和探索这种机制。
硕士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他所研究的是当时生物物理学里热门的“钙离子通道”课题，继续下去无疑可以成为一名从事尖端生物学研究的学者。然而这时，他做出了一个令他周围同学和老师非常吃惊的决定——负担高达几万美元的学费，转赴自由市场经济的摇篮——芝加哥大学攻读MBA学位。
从华尔街到证监会
作为是较早进入美国顶尖商学院学习的中国人之一，祁斌逐步认识到，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资本市场是这核心的核心，资本市场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下定决心要跻身到华尔街——全球金融体系跳动的心脏，去获得第一线的经验。MBA毕业前的那个冬天，他只身来到大雪纷飞的纽约，一家一家地叩开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门。经过激烈的竞争，他成为当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进入纽约华尔街实务部门的极少数毕业生之一。此后，他在投资银行的各个主要领域中得到了宝贵的实务经验并取得优秀的工作业绩, 并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成为华尔街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公司的合伙人。在世界著名的高盛公司工作期间，他负责12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和风险管理，投资领域涉及全球各大主要资本市场。
然而，在华尔街工作数年之后，祁斌却又放弃了经过艰苦努力所获得的这一切，毅然回国并选择一种相对清贫的生活方式。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如果我们听听当初他转学金融时与生物学导师的对话，可能会有所帮助。
11年前，当祁斌提出放弃生物学研究转而去攻读MBA的决定时，他的生物学导师——在美国生物学界颇有影响的老教授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他成绩很优秀为什么要放弃科学研究。祁斌问导师，他们从事的研究离应用有多远，导师回答说，最短也要五十年，长一些的话可能要一百多年。祁斌告诉导师：“我来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还是希望能学到我的国家最紧迫和最需要的东西。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认识到，对中国来说，在某一个科学领域上赶上发达国家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机制，以推动各个科技领域的进步和科技产业的全面发展。所以，我决定转到经济领域。”导师被他这段话打动了，主动提出要为他进入芝加哥商学院写推荐信。
祁斌说，不管华尔街的一切有多么诱人，那对于他来说都只是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从远渡重洋负笈留学的第一天起，他一直都是想要尽快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取得更多的工作经验，早日回国报效祖国。这个机会终于来临，2000年，应中国证监会邀请，祁斌毅然放弃华尔街的高薪，回国工作，任中国证监会战略发展委委员，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事业中来。
资本——大国崛起的力量
研究和探讨中国崛起的道路和抉择是从近代到现代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永恒的主题。2005年，祁斌编译的《伟大的博弈》一书，在全中国的知识界、政府官员和高校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2005年各大图书市场的经济类畅销书排行榜中，《伟大的博弈》均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以及祁斌随后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和访谈，使得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的概念开始得到社会和决策层的广泛认同，也使得无数读者从美国崛起的历史中解读到资本市场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崛起的推动者。
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祁斌讲到，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相比较，仍然有很大的距离，而从经济运行的效率来看，这个差距更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渐成为新世纪中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因此，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祁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他们一代学子都认定了“科技兴国”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思考，他认识到，我国要真正实现高科技领域的崛起，除了在一些已知的科技领域追赶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一套自主创新机制，用这套机制来推动我们在已知和未知的领域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而这套机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资本市场。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从“科技兴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要依靠资本对社会资源有效的配置和对高科技产业的发现、筛选及推动，而这些，只能通过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来实现。也就是说，高效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回想回国工作的六年，祁斌深深地感到，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组织的培养和同事们的帮助，使他完成了从出国前的学生到现在的领导工作岗位，以及从一个海外留学人员到了解中国国情的双重转变过程。2000年10月，回国伊始的祁斌被组织委派前去调查当时沸沸扬扬的“基金黑幕”事件，这项工作使他开始介入了中国基金业。当时，深陷“黑幕”事件的中国基金业一片萧条，徘徊不前。从推动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开始，祁斌和他的同事们将华尔街的金融实践与我国市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引导基金业进入了开放式基金的时代。他在随后主持工作期间，在领导的指导下，实施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改革方案，有效地推动基金行业的发展。六年后的今天，中国基金业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下逆势崛起，从2000年的500多亿的规模增加到今天的近6000亿，并成功地“克隆”了全球所有主要的基金品种，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道路。开放式基金悄然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广大投资者最为喜爱的投资品种。短短几年内，中国基金业成长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基金业的崛起，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制度性建设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6年，祁斌出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有关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金融创新和政策研究工作。随着以股权分置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在2006年实现了从三万亿元到七万亿元的规模的跃迁，一举成长为全世界第一大新兴市场。祁斌和千千万万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一道，正迈着坚实的步伐，踏上重要的征程。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为全球最重要，也最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之一，以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清华人》200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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